演講教授：「目前我們將進入一場冷戰。壞消息是，我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最危險的時刻』，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正處在其生命周期中的這個特定階段。但如果我們能夠挺過這動盪的二十年代，我認為我們可以保持謹慎的樂觀態度，或許在大約十年後，局勢會走向一個更好的狀態。」
【編者按】美國教授Michael Beckley長期從事亞洲問題研究，常在主流媒體發表文章，並出席各類全球化組織的論壇與活動。他顯然並非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國懷有強烈敵意的學者，相反，其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對中國體制與崛起路徑的善意理解，也帶有學術界常見的傾向——試圖在歷史比較中，將美國與封建威權國家的發展扯平。
在這場演講中，他通過系統的事實與數據，清晰呈現了過去數十年資本與中國「共舞」的整體脈絡，同時也顯露出當下正在重新評估這一關係的趨勢。正是這種克制了意識形態指責、偏實證的學者，其聲音更能反映出一個重要變化：儘管美國主流政策與學術圈內部仍未形成完全一致的共識，但一個明顯的立場與判斷轉向，已經開始。
非常感謝大家。能夠來到這裏，我深感榮幸。
我們經常被告知，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亞洲世紀」，這個世紀將圍繞着一個不斷崛起、永遠上升的中國展開。但我認為，當未來的歷史書寫到2020年代時，它們會說：正是在這個十年裏，中國史詩般的崛起終於走到了盡頭。而這改變了一切。
正是這一變化，使我們徹底從冷戰後那種全球化、相對樂觀的國際秩序，轉向了一個在相互競爭的陣營之間展開、更加激烈的安全競爭時代。
我意識到，這並不是主流觀點。因此，我將通過三個關鍵論點來展開說明。
第一個論點是：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是在放緩，它不僅僅是在結束，它實際上已經開始逆轉了。
第二個論點是：所謂的「中國宿醉」已經到來。我的意思是，許多國家把自己的經濟「馬車」綁在了中國身上，通過向中國市場銷售而變得富裕，對中國貸款產生了依賴。但如今，中國經濟的放緩——這個曾經托舉起全球眾多經濟體的力量——將開始把更多國家拖下水。已經有國家開始把問題歸咎於中國，這使得中國在經濟放緩的同時，正面臨一個更加困難的地緣政治處境。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論點是：我不認為中國會很好地應對這些壓力。中國正處於一種典型的「見頂大國」狀態，也就是說，它曾經在上升，但現在卻面臨增長放緩和更強烈的地緣政治反彈。從歷史上看，這類正在見頂的大國往往不會變得溫和、也不會主動收縮野心。相反，它們通常會在國內加大對異議的打壓，並在海外採取更具進攻性的擴張行為。我認為，遺憾的是，已經有跡象表明，中國正在一步步走上這條並不光彩的歷史老路。
稍後我會進一步展開這個「精彩又令人擔憂」的故事。但首先，讓我們回到「中國的崛起正在逆轉」這一點——我指的是字面意義上的逆轉。
這是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的對比圖。你可以看到，中國實際上正在相對於美國縮小。這使用的是中國政府公佈的數據，而我們知道，這些數據往往誇大了中國GDP的規模和增長速度。
圖中不同的線條代表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同估算方式。紅線是中國政府聲稱的增長率，而其他線條則基於一些可以客觀測量的數據，比如從太空中觀測夜間用電量等。如果使用這些替代性估算方法，那麼中國經濟的規模實際上至少比我剛才展示的圖表小20%。
當你進一步觀察其他指標時，會看到類似的情況。
這是生產率，而這正是經濟增長真正所需要的東西。要發展經濟，你可以增加勞動力、增加支出，或者理想情況下，提高生產率——也就是用更低的成本創造更多產出。你可以看到，除了2021年因「清零政策」結束後短暫復甦之外，中國的生產率增長在過去十多年裏一直是負的，這意味着中國的效率正在逐年下降。
同樣的趨勢也反映在所謂的「資本產出比」上，也就是為了獲得每一個單位的GDP增長，需要投入多少資本或資金。近年來，這一指標急劇上升，這意味着中國正在花越來越多的錢，卻產出越來越少，其自然結果就是債務的爆炸性增長。
近年來，中國的債務水平已經從一個類似印度的普通發展中國家水平，攀升到甚至超過美國這些「富裕國家」的水平，而且看不到盡頭。
如果你們中有人最近去過中國——我想你們中不少人確實去過——你可能會聽到很多人回來後說，中國社會中瀰漫着一種以前並不存在的明顯倦怠感。這一點在民意調查中也得到了體現。
這是幾十年來第一次，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表示，他們的生活正在一年比一年變差。你能在所謂的「躺平一代」中看到這一點，許多年輕人找不到與其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工作；你也能在資本外逃中看到這一點，富裕階層正試圖儘快把孩子和資金轉移出國。大量指標都表明，中國經濟正在出現嚴重問題。
我認為，很多人早就指出，中國經濟的這次放緩其實是完全可以預見的。許多人曾認為，中國的崛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中國就是會一直崛起，任何認為它會放緩的人都是不懂行的。但事後看來，我們現在知道，中國的崛起才是那個例外事件，是國際體系中通常不會發生的「怪事」。
中國的崛起是由一些短暫存在的有利條件所推動的，而這些「順風」如今已經變成了「逆風」，開始把中國往下拖。我想帶大家簡單回顧其中的一些因素。
第一個由順風轉為逆風的因素，是最基本的安全環境。過去40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擁有其現代歷史上最安全的地緣政治位置。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眾所周知，中國所處的地緣環境非常險惡。它被19個國家包圍，其中大多數要麼強大、要麼不穩定，或者兩者兼具。如果你玩過地緣政治桌遊《風險》，你就會知道，要守住中國這樣一塊領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中國每天都必須面對這個挑戰。
在其現代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國都沒能做到這一點。從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的這100年間，中國不斷被帝國主義列強撕裂，並陷入了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兩次內戰之一。即便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統一全國之後，中國也幾乎立刻因為韓戰，與美國直接交戰，從而成為美國的主要敵人。
十年後，中國與蘇聯的聯盟破裂。到了1960年代，中國同時成為冷戰兩大超級大國的頭號敵人，結果毫不意外地陷入孤立和貧困。直到1971年中美關係破冰，中國才開始從這種地緣政治的夾擊中獲得喘息空間，因為它終於站在了一方超級大國的一側。美國還多次警告蘇聯：不要攻擊中國，否則將面臨嚴重後果。
美國同時加快了中國進入西方市場的進程，而中國對外開放的時機也恰到好處。中國開始融入全球經濟的時刻，正好與我們後來稱之為「超級全球化」的時期重合。在從1970年代到2000年代初的30年間，全球貿易和投資增長了六倍以上。中國既推動了這股浪潮，也乘着它成長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樣子——世界工廠、製造業巨頭和崛起中的經濟體。
中國崛起所需要的第二個關鍵因素，是相對有效的政府治理。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領導層基本達成共識：「不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於是，他們開始根據經濟表現獎勵基層官員，而不只是看對共產黨的盲目忠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本身對國家計劃體系的破壞，使得許多官僚無法再對農民的生產活動進行全面控制，反而讓中國民眾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僵硬的計劃體制，開始形成准私有市場和產業，展開交易，從而帶來了經濟活動的爆發。中國共產黨最終勉強接受了這一現實，並逐步擴大了准私營市場的範圍。
因此，中國在正確的時間，擁有了能夠抓住新機遇的正確政策。
第三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勁的人口紅利。在過去35年中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每一位退休老人背後有10到15名勞動人口支持，這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到三倍。這是中國極其特殊的人口歷史所帶來的結果。
20世紀50至60年代，毛澤東接手的是一個被多年戰爭和動盪摧毀的國家，他希望將中國建設成超級大國，於是政府鼓勵家庭多生孩子，人口在30年內暴漲了80%。但隨後共產黨開始擔憂人口過密，在1970年代末實施了獨生子女政策。於是，在過去35年裏，中國擁有一代正值勞動黃金期的人口：他們要贍養的父母較少（很多在內戰和饑荒中去世），要撫養的孩子也很少（因為政策限制）。這一人口結構為經濟生產力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人口學家認為，僅這一人口紅利，就至少解釋了中國過去35年快速增長的25%。
最後一個對中國崛起至關重要的因素，是豐富的自然資源。因此，直到相當近的時期之前，中國在水、糧食、能源資源等最基本的方面幾乎是自給自足的。這使得經濟增長成本非常低，因為原材料很便宜。你只需要建一個工廠，把原材料投入進去，就可以非常快速地實現增長。
所以，從20世紀70年代初一直到我認為的大約2010年代初，中國在不同程度上一直擁有這四個有利因素。但現在，這些資產正在逐漸轉變為負擔，開始拖累中國的發展。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應期待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出現重大反彈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