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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為何被送上「文革」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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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當然清楚,批吳晗的鬥爭並不是吳晗有多大錯誤,也不是吳晗該不該批,而是要以此為契機掀起一個大的運動,最終達到打擊黨內的『異己』力量,即被稱為劉鄧司令部的一大批人」除了對新版《朱元璋傳》結論的耿耿於懷,主要因為吳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長,在文化上又是史學名家,這種雙重身份,正合適拿他來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過文化戰線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一、

吳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緣起於毛澤東倡導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會議期間,毛澤東看了湘劇《生死牌》。也許是不滿幹部中「報喜不報憂」的風氣,他認為應該提倡學習海瑞剛直敢言的精神,還建議找一位歷史學家寫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貫風格,就在全會上說古論今,號召學習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職、降級、開除黨籍,不怕離婚、殺頭,要敢于堅持真理。與會的胡喬木回京讓人找到了吳晗。吳晗便在6月16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海瑞罵皇帝》,這篇千餘字短文是他海瑞研究的禁臠初嘗。

文章發表後,吳晗意猶未盡,還準備寫一篇全面論述海瑞的論文,這就是當年9月21日才刊出的《論海瑞》。這篇論文起稿於廬山會議前,成文後卻傳來了廬山會議的結局。彭德懷在會上剛直敢言之舉,是否也受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的感召,不得而知。但毛澤東知道自己的號召覆水難收,就在會上強調: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得知廬山會議的消息,吳晗在待刊的《論海瑞》結尾,特地加了一段聲明:「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對派』,但是,他們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業——社會主義事業方面」。吳晗站在毛澤東一邊指責彭德懷,無論出於真心,還是迫於形勢,都是一種政治表態。也許還有一種隱憂,不希望人們把這篇文章與彭德懷掛上鈎。值得注意的是,廬山會議後發表的還有署名馮兵、立康的《真假海瑞辨》,也與吳晗持同樣論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冒牌的海瑞,右派的海瑞」,與「真正的海瑞,左派的海瑞毫無共同之處」。由此可證毛澤東關於真假海瑞的講話已在內部傳達。

當年歲末,也許受到滬上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的感染,馬連良在北京也力邀吳晗為他寫一台海瑞戲,用吳晗的話說,他自此就「和歷史劇發生了深刻的關係」。1961年2月,《海瑞罷官》公演,叫好之聲一片。連毛澤東也請馬連良為他清唱海瑞的段子,並頻頻頷首道:「戲好,海瑞真是個好人。」毛澤東還對他提到吳晗:「《海瑞罷官》的文字寫得不錯,吳晗頭一回寫戲,就成功了!」當晚,馬連良就把毛澤東的這番話電話轉告吳晗。可見當時毛澤東並沒有把吳晗寫海瑞與彭德懷掛上鈎。

二、

那麼,毛澤東究竟何時才決定要批判《海瑞罷官》的呢?

江青在1968年《為人民立新功》中披露,她早在1962年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個正副部長準備批《海瑞罷官》,「當時彭真拼命保吳晗,主席心裏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江青講話雖有自我標榜的成分,但不至於無中生有,足見毛澤東是知道此事的。這年,「七千人大會」剛開過,並對近年在所謂「反右傾」中被錯誤處分的絕大多數人甄別平反。已經不清楚江青對毛澤東建議的批《海瑞罷官》的具體理由,但肯定將其與糾正「反右傾」擴大化聯繫起來。不過,「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的權威正處於低潮期,何況他一年前剛稱讚過《海瑞罷官》,言猶在耳,自然不便馬上對其進行批判。

另據康生在1966年5月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他早在1964年就向毛澤東說過,「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彭德懷向党進攻是一回事」。這點,1966年2月,毛澤東在武漢講話中也證實:「要害是罷官,發明權是康生的」。相比江青的理由,康生的「要害是罷官」,指責吳晗為彭德懷罷官鳴不平,更觸動毛澤東的痛處。彭德懷問題,始終是他難以揮去的陰霾。據《彭德懷自述》,直到1965年9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後第一次召見彭德懷談話,一方面對他承認:「也許真理在你那邊」,一方面仍維護自己的正確性,認定自己「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大約就在1964年冬天,周恩來也許聽說了有關流言,問過吳晗:「有人說你寫《海瑞罷官》有影射?」聽了吳晗的辯白,周恩來讓他去寫個報告,把整個情況講清楚。

1970年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話:

那個時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說吳晗是個歷史學家,碰不得;找了第一個人,不敢寫;找了第二個人,也不敢寫;又找了第三個人,也是不敢寫。後來在上海組織了一個班子,以姚文元為首,文章出來了,北京不登。我那時在上海,我說:出個小冊子,看他們怎麼辦。

毛澤東所說的「那個時候」,可以與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裏交代相參證:「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於1965年11月10日,江青奉命到上海組織此文應在這年三四月間,則北京三次找人未果,應在1965年二三月間。而毛澤東之所以在這時決定批判吳晗與《海瑞罷官》,則與吳晗當時推出的最新版《朱元璋傳》密切相關。

三、

《朱元璋傳》是吳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初版於1943年。吳晗後來對這一版深致不滿,他在1962年時承認:「1943年,我就寫了《朱元璋傳》。通過明太祖攻擊蔣介石,指桑罵槐,強調明朝的特務統治,以攻擊蔣介石的特務統治。」1965年新版《朱元璋傳》自序重複了類似的話。

1948年11月,吳晗進入解放區,在西柏坡呈上了《朱元璋傳》的修改稿,受到了毛澤東兩次召見。據吳晗說,「毛主席在萬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傳》的原稿,特別約談了一個晚上。」毛澤東還給他寫了一封信: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

從向吳晗指出「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並在「完全」下加上着重號,毛澤東對這一稿《朱元璋傳》並不充分肯定。儘管這一稿在次年正式出版,但吳晗對這一批評顯然十分在意,便在1954年再次對《朱元璋傳》進行修改,分發了百來本油印徵求意見稿。從毛澤東處反饋過來的意見很明確:「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指朱的晚年)。」也許察覺了毛澤東仍不滿意,吳晗這一稿沒有公開出版。

時隔十年,1964年吳晗再次改寫《朱元璋傳》,顯然想給偉大領袖一份滿意的答卷,企盼給他「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發一張畢業證書。但吳晗畢竟是書生,完全沒有領會毛澤東關於「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的真髓所在。其失察還不止一端。首先,吳晗完全忽略了毛澤東領導的從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在某種意義上仍有農民革命的強烈色彩。因此之故,早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毛澤東就熱情謳歌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大小數百次的起義」,1949年以後,在他的推轂下;農民戰爭研究成為史學界的顯學,因為他認為:「多數朝代的更換,都是由於農民起義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其次,吳晗似乎也沒有發現毛澤東潛意識裏的帝王情結。對此,吳晗雖未活到毛澤東一再以秦始皇自比的70年代,但從其在《沁園春·詠雪》中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揮斥評騭,也不難略窺端倪的。關鍵的是,毛澤東一生倘若以1949年建國為界標,這時也應該算是步入晚年了。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吳晗在史學上也有兩重性。一方面,他力圖貫徹偉大領袖的指示,跟上現實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尊重史實的史家良知。在新版《朱元璋傳》裏,吳晗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朱元璋該肯定的自然肯定,該否定的還是否定。在新版《朱元璋傳》的結論部份,他在肯定朱元璋歷史地位的同時,幾乎以相近的篇幅指出朱元璋的「缺點也很多」,完全不符合毛澤東「應該寫得好點」的諭旨。吳晗歸納了朱元璋的五條缺點,許多表述都容易引起毛澤東的聯想與猜忌,原書俱在,有興趣者自可觀覽吟味。要命的是,其中兩條幾乎是針對着毛澤東1949年以後在政治與文化兩方面運動而發的,不妨照錄如下,並在關鍵表述下加標着重號:

其次,他的以猛治國的方針,過分地運用特務組織,製造了許多血案,野蠻慘酷的刑罰,大量的屠殺,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辨」的地步。許多卓著勳勞的大將和文人,毫無道理地被野蠻殺害;錦衣衛和廷杖兩樁弊政,在明朝整個統治時期發生了極其惡劣的作用,都是他開的頭,立的制度。

第四,他所規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許鸚鵡學舌,今人說古人的話,卻不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嚴重地起了壓制新思想、摧殘科學、文化進步的有害作用。

曾經嚴格的史學訓練讓吳晗還不至於說出有違史實的昏話,但也正是這些真話,卻招來了致命的一擊。

最新版《朱元璋傳》是1965年2月出版的,書一出版,江青就揚言要批判。據她在一次講話中透露,她當時不讓毛澤東看《朱元璋傳》,遭到反駁,說「他要看,而且還說要保護幾個歷史學家」。由此可證,吳晗對朱元璋的蓋棺論定最終激怒了毛澤東,決定把他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壇。但毛澤東沒有拿《朱元璋傳》做文章,因為這樣的文章不好做,總不方便點明吳晗以朱元璋影射毛澤東,於是就拿《海瑞罷官》開刀。由此推算,毛澤東是在1965年二三月間讀到新版《朱元璋傳》的結語,才下決心批判吳晗與《海瑞罷官》的,並完成了對文化大革命戰略部署的總體構想。

四、

但是,毛澤東的戰略構想,對江青也未必交代得一清二楚,故而由江青組織的批判文章居然沒能點出「罷官的要害」。還需由毛澤東在1965年12月21日杭州談話中加以揭出: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以後,吳晗一再申辯,他的研究只是為了歌頌海瑞的精神,並沒有影射諷刺任何人物。他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中,不僅舉出《海瑞罵皇帝》刊發在廬山會議前,撇清了與彭德懷的關係;連《論海瑞》那個後來加上的蛇足式結語,也拿來證明自己是「反右傾」的。但說到廬山會議後的海瑞研究,尤其是《海瑞罷官》時,吳晗就進退失據了。他說:

寫這個劇本的目的性是什麼,在當時是不清楚的,糊塗的,雖然自以為寫的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歷史研究、歷史劇要為當前的政治服務,這個劇本和1959年,1960年的現實生活又有什麼關係呢?

吳晗不能解釋為什麼《論海瑞》是「反右傾」的,而《海瑞罷官》連目的性也「不清楚」,於是只能反問自己:

為什麼不寫兩個對立階級的鬥爭,而寫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呢?回憶起來,那時候想的只是要寫一個在封建時代有正義感有鬥爭性的人物,…「古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則在當時一點也沒有想起過,完全是為古而古,為寫戲而寫戲,脫離了政治,脫離了現實。

實際上,在這場關於海瑞的公案中,不管吳晗如何解釋,他已經走進了一個怪圈。史學的社會功能當然可以有現實的關懷。吳晗關於海瑞的所有文章與劇本,他對海瑞精神的謳歌讚美,客觀上就具備了現實的指向性。他寫《海瑞罷官》,用他在該書前言中的話來說,就是學習海瑞精神,「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不為失敗所壓倒」,「辦一些對當時人民有利的好事」。也許,寫戲之時,在顯性的主觀層面,吳晗確實沒有用海瑞比照彭德懷的用心。但彭德懷因直言民生而獲罪罷官,其後全國因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陷入困境,彭德懷也就有了海瑞式的品格。聯繫到吳晗被批後曾對秘書憤憤道:「彭德懷也是好人啊!即使為彭德懷說幾句話,也不能算是敵人啊!」因而寫戲之際,在潛意識層面,吳晗是否絕對沒有從海瑞聯想到彭德懷,就是殊難梳理辨清的。

至於毛澤東之所以拿吳晗與《海瑞罷官》開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澤東當然清楚,批吳晗的鬥爭並不是吳晗有多大錯誤,也不是吳晗該不該批,而是要以此為契機掀起一個大的運動,最終達到打擊黨內的『異己』力量,即被稱為劉鄧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蘇雙碧《浪中紀事》72頁)。除了對新版《朱元璋傳》結論的耿耿於懷,主要因為吳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長,在文化上又是史學名家,這種雙重身份,正合適拿他來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過文化戰線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吳晗首版《朱元璋傳》是影射史學,那是專制時代的產物。而他關於海瑞的研究,從根本上說,都是新時代的奉命之作,那是現實政治干預史學研究的產物。但奉命史學與影射史學在表現手法上並無二致,都是以史料或史實屈就於預設的對象與結論。惟其如此,深諳史學的毛澤東就有理由把奉命與影射視為一體,甚至從求實的史著里也讀出影射的成分來。於是,儘管吳晗最新版《朱元璋傳》力圖實事求是,洗刷影射的污垢,卻仍被視為影射領袖與現實,最終與《海瑞罷官》纏夾在一起,鍛就了中國20世紀60年代的一大公案。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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