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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國:文革中 那些戲弄造反派的「壞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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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共的迫害,相聲大師給大家帶來黑夜中的一抹喜色(網絡圖片)

秀才遇到兵——中共紅色恐怖下的黑色幽默及人情世故

筆者前段時間在一個英文網站發表了一篇題為Revolution Class(革命階級)的短篇故事,講述了筆者父親在中共紅色恐怖下的一些傳奇經歷。故事發表後受到許多讀者的好評。僑居美國的政治學人士陳凱先生評論道,「這樣的個人經歷才是真實的歷史。希望你能繼續寫出更多這類個人經歷。」

受到大家的鼓勵,筆者決定將知道的那些在中共紅色恐怖下發生的傳奇的個人經歷都儘可能寫出來。讓那些不了解中共紅色恐怖的人士能增進了解,認識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並加入到促進中共解體的大業中來。

本文筆者要講述年幼時外婆家的隔壁鄰居張大爺的傳奇故事。張大爺在民國時期經過商,中共篡取政權後張大爺在一家官辦中藥店做店員,而那段在民國時期經商的經歷就成了一個罪名,張大爺因此被工作單位戴上壞分子的帽子。從此就成了大小政治運動的「運動員」,每逢政治運動來時,張大爺都會被批鬥一番,受盡凌辱。在他的工作單位有一些人受中共邪惡的毒害,以整人為樂,整人成癮。張大爺是在民國時期受的教育,飽讀經書,史書,諸子百家學說,受到過「仁義禮智信」傳統文化的熏陶,心裏明白誰正誰邪,對於那些整人成癮的癮君子不屑一顧,視他們為人渣糞土,並在殘酷地政治運動中探討出一套軟辦法來對付那些癮君子。

一場新的政治運動開始了,這場運動的方向是什麼?哪類人將會挨整?在這些問題還沒有搞清楚之前,癮君子們心裏明白,把張大爺揪出來批鬥一番是沒有問題的。

「張某某,站起來。」在單位的群眾大會上,癮君子之一,唐姓經理開始向張大爺發難。

「哦,」張大爺應聲站起來,並說道。「你不叫我,我也會站起來的。」張大爺的這番幽默引起了全場一遍哄堂大笑。張大爺也站到了主席台前,面對眾人。

唐姓經理跳到前面,手指着張大爺的鼻樑吼道,「說!你這一年多幹了些什麼壞事?」

張大爺對着台下的群眾大聲答道,「我這一年多乾的壞事可多了,什麼壞事都幹了,具體我記不清楚了,請群眾揭發。」這番回答又引起台下一場哄堂大笑。無數次的挨斗,張大爺已經總結出一個經驗,就是任何時候都不能說「不」「沒有」,無論說你幹了什麼壞事都承認下來,不然就會被當成「不老實」而挨打。這時有人帶頭呼喊起口號來。唐姓經理有些尷尬,對張大爺的這個態度恨的咬牙切齒,恨不得扇張大爺幾個耳光,但在眾人面前不願太失態,於是就帶頭喊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張大爺也舉手跟着喊口號,他心裏很坦然,反正他沒有抗拒什麼,要給他戴任何帽子都隨便。

這場唐姓經理原定的批鬥會,就在口號聲和鬨笑聲中草草結束了。唐姓經理深感輸了一場階級鬥爭。唐姓經理是一個既沒有多少文化知識又沒有多少辦事能力的人,靠根正苗紅的出身當上了藥店分店的經理。最令他得意的是,他可以凌辱那些文化知識比他高、工作能力強的人,可以隨便給他們「穿小鞋」、剋扣他們的工資,甚至可以炒他們的魷魚,這是他感覺最過癮的事。另外還可以利用職權同女職工發展曖昧關係。還有一些女店員因為與其他店員有矛盾,就請求他幫報仇,並可以以身相許。為此,他對共產黨是如此「感恩戴德」。是黨給了他如此優厚待遇。因此為了黨,他一定要把那些「壞分子」整痛,整得他們告饒。對張大爺的軟辦法抵觸,他要琢磨一個法子來對付,來把張大爺整痛。他知道,張大爺在經濟上是很貧困的,因此從經濟上着手,一定能把張大爺整痛。

張大爺每月只有24元錢的工資,上有老媽要供養,老伴不僅沒有收入,還身患嚴重肺病。四個孩子只有老大在建築公司有一份工作,老二老三是知青,當知青的不僅沒有任何財富供給家裡,還常常回到缺糧的家吃飯,老四還在上中學。張大爺家的日子,只得靠這24元錢維持清淡的一日三餐,老伴的病就顧不了啦。再說那個肺病是富貴病,需要大量補品,家裡平常能吃頓肉都很難,哪裡供得起什麼補品。

唐姓經理做了一個提議,要將張大爺的24元工資減少4元,只發20元。這一招確實把張大爺整得很痛。這減少的4元錢是張大爺家買米吃飯的錢啊,缺一分都不行。由於張大爺是壞分子。沒有誰敢替他說話,這個扣工資的決定很快就通過了。張大爺早已錘鍊出一個敢於面對慘淡人生的性格,對於這場新的迫害,深諳中醫學的他信奉「道」。堅信中共對他的迫害以及給許多人帶來的痛苦和悲劇,是叛「道」的暴行,因而必然受天意神靈的懲罰。自然難逃覆滅的結局。他對未來仍然充滿希望。每天仍然沉着冷靜地上班,下家後同一些朋友坐茶館聊天,或河邊公園漫步,依然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閒情逸緻。當然,在那個紅色恐怖下他們並沒有絕對的自由,比如在毛澤東剛死的那段時間他們就停止聚會,因為那段時間他們這些「黑五類」聚會最容易被指責為趁毛死時企圖謀劃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他知道唐姓經理期望他去求饒。他只要不理睬就能戰勝他。

張大爺多病的老伴承受不了這場經濟迫害,很快就撒手人寰了。按照民俗,死者家屬都要為死者辦一個體面的葬禮,一是對死者表示尊重,其二,如果能為死者選到了一塊風水好的墓地,可以為活着的人來日帶來較順利的生活。一貧如洗的張大爺哪有條件為老伴辦什麼體面的葬禮。但張大爺還是儘可能要為老伴辦一個體面的葬禮。感激老伴在他落難時不舍不棄。同時也希望兒女的生活能順利些,兩個當知青的孩子因為張大爺的壞份子成分沒有任何機會離開農村,返城工作或上大學和參軍。

大兒子平常通過節省而存了一百元錢用於結婚,這時把一百元錢拿出來為母親辦葬禮。張大爺花了60元為老伴買了一口簡易的棺材,同時托在農村的好友為他選了一塊風水寶地。張大爺平時的朋友們,包括左右鄰居大多數都是非常貧困的窮人或「黑五類」,大家知道張大爺貧困,平常也很難幫助他,在這個張大爺辦葬禮的時刻,大家就咬咬牙,每家儘可能湊上1-3元錢作為禮金送上。

老伴下葬後,按照民俗,還要宴請所有送了禮的朋友。做東請客,這對貧困潦倒的張大爺來說,只有在民國時期才敢想和有如此的經歷。但他信奉「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哲理,還是決定要宴請所有送了禮的朋友,以感激大家在他危難的時刻伸出援手。大兒子給的錢買了棺材後還剩餘40元,雖然剩餘錢不夠到飯館包酒席,他決定用剩下的錢,加上收的禮金,請了一位廚師朋友,在自己家裡做一頓家常飯菜宴請大家。同時還大量借用了鄰居家的座椅。這樣酒席就擺上了。平常飽受社會歧視得抬不起頭的張大爺如今能做東請客了,他自己也難以控制自己,顯得有些神氣,在飯桌上誇海口,說原本打算買些魚肉來做菜(魚肉在當時是很貴的食物,一般酒席都用不起)。「但去了幾趟集市,都沒有看到有魚賣。」

張大爺請客,對他那些窮朋友也是一個難題,因為這些窮朋友的家庭很少有機會赴宴。一個家庭派誰去赴這個宴也需要斟酌。鄰居鍾姓朋友就派家裡唯一一個當知青的兒子去赴宴,因為當知青的平常很清苦,少見油葷。

憑着堅強的意志,張大爺一直活到文革結束,壞分子的帽子被摘除。工資待遇恢復正常,也看到那些癮君子遭到應有的報應。退休後,他與他的那些聚會聊天的朋友們每天固定時間要在茶館相聚,暢談國事。筆者曾有機會聆聽他們的一次關於傳統戲劇的暢談。他們痛感中國社會的世風日下道德淪亡。讚賞歷史上一些政治人物對傳統戲劇的保護,認為對傳統戲劇的保護也保護了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價值觀的傳承,並痛斥江青一夥在文革期間對傳統戲劇的毀滅性破壞。

筆者在1990年出國前同張大爺有一次聊天的機會,那時的張大爺雖已是兒孫滿堂,但他嘆息自己沒能對社會做太多貢獻就已經垂垂老矣。

筆者出國後立即投身海外民運,希望類似張大爺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筆者常想,如果我們從事民運事業的人士,能像張大爺那樣接受一些儒、釋、道信仰,那我們更能認識中共邪惡的本質和必遭天譴的結局,對民運更具有責任心和信心。不至於為了一點蒼頭小利而爭論不休,並能以「仁義禮智信」的傳統文化裝備自己以解體中共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惡黨文化。

編者另尋到相聲大師侯寶林戲弄造反派的「黑色幽默」數則,輯錄如下,以饗讀者。

相聲大師、幽默大師侯寶林先生,一言一行都幽默,都會給人以歡笑。就是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幫分子挨批鬥的時候,還常常出招讓大家高興。

有一次讓他參加黑幫會,他心想:你說我黑幫我就黑吧!於是他頭戴黑色帽,身穿黑色衣,腳蹬黑色鞋姍姍來遲,最後一個走進會場。郭沫若先生佯說他開會不積極。他卻說他是最積極的:「我專門到街上買來黑衣、黑帽、黑鞋,穿戴整齊之後才快快來到會場。」郭老說:「那麼你是名副其實的黑幫了?」侯先生用雙手解開上衣,露出掛在胸前的「紅心」(紅色硬紙板剪的「心」)對大家說:「不!你們看我的衣服是黑的,心是紅的呀!」侯先生的言行引起大家哈哈大笑,一時間會場氣氛異常活躍。

有一次批鬥侯先生,侯先生根據上次批鬥他的經驗,在帽子里做了機關。在批鬥他的時候,讓他低頭、彎腰、掛黑牌,他故意不配合。一嘍啰惡狠狠地說:「老實點。」同時按下他的頭。嘍啰鬆開手,侯先生的帽子彈起二尺高,又引得滿場大笑。儘管有人大聲叫喊:「不許笑!」許多人還是笑得前仰後合,直不起腰來。

又一次批鬥會,侯先生低着頭,彎着腰站在台上,一個小頭目為了製造「革命」氣氛,領頭喊口號:「打倒侯寶林!」喊聲剛落還沒人跟着喊的時候,侯先生撲通躺下了,小頭目說:「起來,起來!怎麼躺下了?」侯先生說:「你一喊,我躺下,是我態度積極,認真配合你呀!」會場上又是熱烈鼓掌,哈哈大笑,而且久久不息。

責任編輯: 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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