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是中國大陸與北京大學齊名的著名大學，自其1911年成立以來，業已走過了百年。百年中，清華共產生了具有重大影響力的20多位大師。大師，大學問者。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大師不僅無一人出自1949年中共治下的清華，而且留在大陸的絕大多數大師都遭受中共侮辱傷害，一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這些大師是：葉企孫、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王淦昌、鄧稼先、周光召、唐敖慶、郭永懷、李政道、華羅庚、趙九章、彭桓武、周培源、張鈺哲、侯德榜、梁思成、茅以升、楊廷寶、竺可楨、夏鼐、季羨林、張岱年、曹禺、錢鍾書、陳岱孫和趙元任。他們的專業涉及物理、化學、數學、建築、氣象、哲學、語言學、考古、戲劇、文學等，堪稱清華大學、乃至彼時整個中國在上述領域中的精英。
在這些大師中，除了李政道、趙元任等在中共建政後留在美國外，其餘或是主動選擇留在大陸，或是出於愛國之心，「自投羅網」，而他們的命運在他們選擇接受中共領導那一刻起就已經註定。
建築大師梁思成被抽掉了靈魂
梁啓超之子梁思成，是中國著名的建築學家和建築教育家。其畢生從事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和建築教育工作，並系統的調查、整理、研究了中國古代建築的歷史和理論，是這一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的頗具才氣的妻子林徽因同樣名震一時。
所幸的是，林徽因1955年早逝，躲過了中共發動的針對知識份子的一次次慘烈運動，而梁思成則在文革中黯然離世。據其第二任妻子林洙回憶，文革剛剛爆發，清華園就出現了批判梁思成的大字報，稱其與彭真是同夥，是「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非常痛苦，而林洙也充滿了恐懼。
在中共中央派來工作組後，梁思成「交代」了自己的入黨經過，與彭真的關係等等，然而他一遍又一遍的「檢查」都沒有「通過」。很快，他被掛着寫着「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的黑牌子被連番批鬥，當時目睹的林洙從梁思成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強烈的屈辱，而縈繞在她腦中的惟有一句話：「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梁思成被批判的四大問題主要有：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國建築師代表團時在女團長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喪失民族尊嚴」；二是曾出任聯合國大廈的設計顧問；三是擔任過國民黨「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副主任；四是反對毛的城市建設指示。今天看來，這樣的罪名真是可笑至極。1966年8月「破四舊」運動開始後，紅衛兵來到梁思成的家中，沒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還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聲色俱厲的問梁思成收藏這麼多刀子幹什麼？並稱「肯定是要暴動」！林洙剛要開口就挨了一記耳光。因為紅衛兵從家中搜出了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林徽因弟弟林恆在航空軍校畢業時禮服上佩戴的鐫有「蔣中正贈」字樣的短劍，從此，不管什麼人，只要佩上一個紅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闖入梁家，隨意抄走或毀壞他們認為是「四舊」的東西。紅衛兵還三天兩頭照例要來對梁思成和林洙「訓話」並強迫林洙和梁思成離婚，但遭到拒絕。全家僅靠林洙的60元工資度日。一次次的批鬥使梁思成的健康明顯的惡化。當時高幹醫療制度已取消，校醫院又以他的醫療關係不在清華而拒絕給他看病。好在北醫三院的陳世吉大夫不僅沒有區別對待，反而告訴林洙該如何注意梁的身體。1967年2月，梁思成全家被迫搬進了一間陰暗潮濕、僅有24平方米的房子。然而，即便在這樣的歲月中，梁思成都不願承認毛和中共存在錯誤，他的靈魂似乎已經被中共抽掉。在苦苦熬過幾年後，梁思成於1972年1月9日離世，終年70歲。
與梁思成齊名的楊廷寶被關「牛棚」
任何中國建築界的人士，都知道那個稱呼「北梁南楊」。「北梁」，即梁思成；「南楊」，即楊廷寶。這個稱呼，不僅包括他們的建築成就，更蘊含着兩人幾十年的深厚友誼。
早在美國賓大讀書期間，楊廷寶受到了嚴格的西方古典建築手法的訓練和技術知識的教育。而晚於楊廷寶三年進入賓大讀書的梁思成，非常仰慕楊，稱楊廷寶為「內韌外秀，厚積薄發」，還提到學長的作業和筆記就像他本人一樣，非常工整，賞心悅目，是同學們的範本。他們一同學習，一同在美國同一家建築事務所實習……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回國後，作為中國最大的民辦建築事務所基泰工程司的合伙人和總設計師的楊廷寶，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盡情施展自己在建築上的才華與抱負。在楊廷寶設計的中國風格的現代建築中，體現了用西方建築的比例原則。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中山陵音樂台都是他的傑作。中山路更被稱為「楊廷寶一條街」。此外，他還參加了北京天安門廣場和北京十大建築的設計。
梁思成回國後，基泰建築事務所曾通過楊廷寶，邀請其加盟，但梁思成認為自己的主攻方向還是學術，婉拒了邀請，而是去大學教書。
文革中，梁思成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屢次被批鬥，而楊廷寶也同樣被批鬥，關進了「牛棚」。比梁思成幸運的是，楊廷寶挺過了文革，1982年去世。
橋樑工程奠基人茅以升被示眾侮辱
茅以升是中國著名橋樑專家、中國近代橋樑工程奠基人之一。20世紀30年代，他在錢塘江上建造了第一座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建設的公路鐵路兩用大橋，結束了中國江河上的鋼鐵大橋由外國人建造的歷史。由他主持設計的其它大橋最有名的還有武漢長江大橋、重慶石板坡長江大橋，1959年時亦擔任中共人民大會堂修建工程的「結構審查組」組長。
在中共發動的一次次運動中，茅以升同樣沒有躲過厄運。據曾在鐵道部鐵道科學研究院與茅以升一起工作的郭樹榮回憶，1957年「反右」前，身為院長的茅以升響應中共的號召，向中共提了八條建議，其中有幾條後來被認定屬於「黑心」。1958年全院開展了對他的批判，大字報鋪天蓋地，有些還貼到了他辦公室的牆壁上，他被迫在全院大會上先後做了三次檢查。
儘管其後茅以升沒有被打成右派，但為了給其一個教訓，他的晚輩中，有幾個人被打成了右派。例如當時在院內鐵道運輸研究所工作，現在已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他的侄兒茅于軾，就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工程師茅于軾成了一名養路工，當年他撰寫的《蒸汽機操縱與焚火》一書再版，卻不能署自己的名，作者變成了當時年僅一歲的兒子茅為星。據其侄女茅青說，當時茅以升的內心非常「苦澀」。
文革開始後，茅以升一度每天上班後，都要胸前掛着「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名字上打着叉叉，先在院內示眾一圈，然後從事拔草、清理衛生等懲罰性勞動。其妻子戴傳蕙因為多次驚嚇而驟然離世。
而茅于軾的弟弟茅於海從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畢業後留校任教，因為是電視教研組的科技尖子，成為了清華校長蔣南翔的「紅人」，很快加入了中共。其後，因為有海外關係，他被禁止參加保密的科研工作，還落個了裏通外國的「特嫌分子」惡名。
氣象學家竺可楨經歷喪子之痛
竺可楨，當代著名的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先後創建了中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學系和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他還曾經擔任13年浙江大學校長，被尊為中國高校四大校長之一。
據大陸《檔案時空》2013年第7期的一篇文章介紹，1949年他離開執掌了13年的浙江大學後，中共曾派人詢問他對新政府的意見，竺可楨表示希望「不要如國民黨之腐化」。話音未落，浙江大學壁報上即出現對竺可楨的攻擊，稱其「對於舊的固然厭惡，對於新的心存懷疑。但民主與反民主不容有中間（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間毀滅之路……」。中共的猙獰面目初次在竺可楨面前顯露。
竺可楨對政治本能的保持反感，他一心想走科學救國的路子。當年蔣介石欽點他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時，他明確表示自己「不善侍候部長、委員長等，不屑為之」。後雖勉強答應，上任時又提出三個條件：「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間以半年為限。」當時國民政府要求各大學校長、院長都要加入國民黨，但竺可楨卻拒絕接受，成為當時少數幾個沒有加入國民黨的大學校長。
然而幾十年後，竺可楨不得不在1962年以72歲高齡加入中共。1964年2月，毛澤東在臥室內接見了竺可楨，此後竺可楨便成為家喻戶曉的「三大紅色科學家之一」。
不知被迫加入中共的竺可楨內心作何感想，而且就在1961年，其長子竺津被打成右派，後在農場勞動時去世。彼時71歲的竺可楨經歷了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為此，他寫了《哭希文》。
文革爆發後，竺可楨十分茫然。由於受到毛的保護，竺可楨本人沒有受到直接的衝擊，但為了避免脫離群眾，竺可楨主動要求降低工作標準，並且上交沙發、地毯，遣散保姆、警衛，縮小居室面積、鋼琴饋贈幼稚園、合併使用一輛小車……這時他經常自己去一里以外的糧店去買大米，路上得歇好幾次。他60多歲的太太陳汲常被街道辦事處攆到街上去跳「忠字舞」或參加遊行、批判。這時，竺可楨就只好自己按照太太的吩咐，自己做飯。當他看到同事遭批判，他在日記中憤憤寫道：「這樣對待高級知識份子，實在過分了。」
內心憤懣的竺可楨因肺病於1974年去世，享年83歲。去世前兩天，他寫下了最後一篇日記：「雨起，陰轉多雲。東風1-2級，最高-1℃，最低-7℃。」（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