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期，在上海發生過一起紅衛兵跨省綁架高級領導幹部的事件。
這裏所說的綁架，自然不應從原有的字面意義上去理解。一般所稱的綁架，是指綁架者以暴力或欺騙手段劫持、羈留和拘禁他人，並以被綁架者的生命安全為條件進行要挾，達到某種非法目的，如勒索錢財，贖換被捕的有罪同夥等等。在這方面，人們熟知的事例不少，如20世紀40年代上海灘的土匪綁架著名實業家榮德生，70－80年代意大利極左派恐怖組織紅色旅綁架意大利總理莫羅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官員多齊爾準將等。
而本文所說的綁架則不同，綁架者不但沒有使用棍棒、刀槍，連一根繩索也沒有使用。綁架中既未使用暴力，也不是為了達到個人或少數人的非法目的，而是為了當時幾億人熱烈擁護的最革命、最崇高的目的——遵照毛澤東的教導進行「文化大革命」。而被綁架者，也正是為了這同一目的，才會老老實實地跟着手無寸鐵的綁架者走而沒有進行反抗或試圖逃跑。——這樣的怪事，只有在那個史無前例（甚至很可能是史無後例）的「大革命」里才會發生。
這次跨省綁架行動的綁架對象，是當時中國西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李井泉。
李井泉這個名字，今天的年輕人多半會感到陌生。其實，他曾經是中國大陸上重要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爆發時，他擔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重要職務。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忠實執行毛澤東的指示，不論是抓右派，反右傾，還是在「四清」運動中大整「爛掉了的基層政權」，大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都像領導軍隊打仗一樣，領導西南特別是四川省幹得轟轟烈烈，從不落後，毫不手軟。因為他的軍人作風，幹部們都習慣於稱呼他軍隊中的職務「李政委」。在那時，領導幹部們一般都把他與前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等一起視為高級幹部中緊跟毛澤東的左派。
李井泉本人大概也沒想到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烈火」會燒到自己身上來，運動開始後，他積極領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仿照北京的模式，揪出了以老幹部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為首的所謂四川「三家村黑幫」和不少「牛鬼蛇神」。直到1966年10月1日，他還以領導者的身份，像毛澤東那樣穿着軍裝，在成都人民南路廣場檢閱包括紅衛兵在內的國慶遊行隊伍。
然而，「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無前例，誰也不會料到竟發展到了「打倒一切」的地步。領導幹部中，不光是歷史上被抓住「辮子」的所謂「叛徒」，也不光是工作中表現比較右傾的所謂「黑幫黑線人物」，整來整去，幾乎凡是帶「長」字的都遭到了「炮轟」、「火燒」。李井泉自然也「在劫難逃」了。
紅衛兵內部衝突「走資派」意外失蹤
西南局設在成都，「文化大革命」以來，李井泉一直在重慶、成都等地來回奔走，積極「領導運動」。可是，為什麼紅衛兵要跨省跑到上海去抓李井泉呢？原來，在這之前，發生了一件戲劇性的「走資派失蹤」事件。
這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鄧小平都被迫在會上承認「錯誤」，作了檢查。李井泉出席了會議，明白了毛澤東的決心和中央精神。按照中央要求，各地在中央工作會議後都要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傳達落實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以使廣大幹部能儘快擺脫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狀態，而積極投入到這場「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運動中來。
11月2日，李井泉和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一起召集了成都市各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組織負責人的座談會，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中央關於召開三級幹部會議的通知，要求各紅衛兵組織積極支持四川省三級幹部會議的召開。當時成都最大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紅衛兵成都部隊的代表立即表示，堅決支持省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但要求會議不能走過場，一定要開成真正貫徹毛主席革命路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會議，為此，就要求李井泉和廖志高在三級幹部會議前必須向成都市人民作出公開檢查，並要參加三級幹部會議的全體幹部和成都市十七級以上幹部到會，聽取廣大工農群眾和革命師生的揭發、批判。李井泉、廖志高表示要請示中央後才能作出決定。
11月9日，紅衛兵成都部隊再次找到西南局和四川省委詢問，得知中央已同意李、廖向成都市人民公開檢查。於是，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便與紅衛兵成都部隊商定，共同於11月13日（星期日）上午9時在人民南路廣場召開「萬炮齊轟西南局、省市委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讓李井泉、廖志高在會上向群眾作公開檢查。當時已躍升為中共領導核心第四號人物，在中央協助周恩來主持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也十分重視這次大會，幾次同李井泉通電話，詢問他的身體狀況能否勝任這樣的大會檢查，希望他能通過這次檢查取得群眾諒解，重新以「革命幹部」的姿態站出來「領導運動」。
1966年11月13日，大會如期召開。據稱有25萬人到會。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西南地區最高規格、最大規模的批判大會。為了保證大會正常進行，西南局、四川省委與紅衛兵成都部隊商定，後勤工作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負責，會場秩序由紅衛兵成都部隊派出糾察維持。
當時造反派尚處於少數派地位，大多數黨政機關也還在正常運轉，因此許多單位是由黨政機關通知組織群眾到會，公安部門也佈置了一些人員擔任警戒工作。由於幹部們普遍對「文化大革命」還很不理解，在通知開會時就難免有些跟不上形勢的說法，如把「聽李井泉作檢查」說成「聽李政委作報告」之類。另一方面，又已經有人傳出造反派「非法綁架李政委」、「把李政委圍攻病了」之類謠言。
種種「動向」傳到造反派紅衛兵耳中，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紅衛兵內部鬧起了矛盾。以紅衛兵成都部隊四川大學支隊（即川大八二六戰鬥團）和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赴蓉人員為首的一些紅衛兵，認為紅衛兵成都部隊總部頭頭「右」了，「修」了，會前與李井泉達成的關於大會的協定是「拿原則做交易」，連「打倒李井泉，改組西南局」的口號都不敢提，這次大會成了李井泉假檢查以矇混過關的陰謀。於是，他們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等組織商定，要造大會的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