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自袁世凱從孫中山手裏接過臨時大總統的印把子,到蔣介石領着國民革命軍打到南京建立國民政府,這十幾年被稱為北洋軍閥時代。北洋軍閥以及這個軍閥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被妖魔化了,否則由五四運動所開啟的新一輪改朝換代就無法成立。
但,事實絕非如此。現在,讓我們重新審視一下那個時代吧。
一、軍閥是愛國的
直系大將吳佩孚非常愛國。他對皖系伸手接受日本人的援助很是看不上,直皖戰爭前他通電痛罵段祺瑞:佩孚等束髮受書,嘗聞大義,誓不與石敬瑭、張邦昌、劉豫、吳三桂共戴一天。吳兵敗後,依附四川楊森。日人找到他,承諾貸款百萬,贈槍十萬支,幫他東山再起。吳卻回答說:我曾有槍何止十萬,有錢何止百萬,尚且一敗塗地,可見成敗之機不在此處。若我果舉外債,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中國人的事應該由中國自己解決,盛意所不敢承。
九一八事變後,吳佩孚曾到北京怒責張學良:「為何不打?」張說:「實力不足,打不過。」吳說:「現在我來了,實力就足了!軍人最大的實力,便是一個死字!」官方史者將吳定為「英美派」,其實吳平生抱「三不主義」——「不住租界」、「不借外債」、「不託庇外人」,至死不變。即沒當過親英美派,更沒一面倒向日本或蘇聯。
直系干將,俺們天津人曹錕,儘管總統是以賄成,但他在愛國問題上卻從不含糊。1937年華北淪陷後,日本土肥原賢二想拉攏他成立傀儡政府。曹錕堅拒,而且怒了:俺就是天天喝粥,也不會給小鬼子做事!當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他興高采烈,連說:俺就不信,中國還打不過小日本!但隨着戰事不利,曹錕鬱郁而逝。
1928年在北伐軍的進攻下,張作霖節節敗退。日本大使趁機威脅張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並承諾可以幫助其阻止北伐軍過黃河。張一聽,氣炸了肺,當即將手中的翡翠嘴旱煙袋摔斷,大罵:我這臭皮囊就是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說完即趕走日本大使。隨即張遇害。臨死前,張對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恐怕不行啦!快告訴小六子(張學良)以國家為重,好好干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上面說的是北派軍閥,其實大多數南派軍閥也很愛國。陳炯明被廣州國民政府打敗後,蟄居香港,廉潔自持,不蓄私財,生活非常窘迫。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他卻反過來要求日人歸還東三省。日人贈他8萬元支票,他則在支票上打叉退還。1933年,他在貧病中死於香港。
二、軍閥是愛民的
普遍具有高尚的政治理念北洋軍閥無不遵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發展方向,鼓勵、扶植、獎掖和保護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迅猛發展,出現了少有的黃金時代。再說小的,各路軍閥無不知愛民。1926年,北京爆發了鎮壓請願群眾的三一八慘案,命令並不是執政段祺瑞下的。當他驚聞噩耗,立即趕到現場長跪不起,並做出「終身食素」的決定作為對自己的懲罰。後來他一生果然信守這一諾言。1936年夏天,他因貪吃西瓜導致腹瀉,從此病痛不斷。醫生建議他開葷以增強體質,他卻說:人可死,葷絕不可開!後不治而死。
孫傳芳雖然被國民政府罵為「殘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卻一片昇平。他裁減賦稅,善待農人,頗得時人愛戴。他還重用丁文江等學者,委以建設大上海的重任。後來鄉紳主動進言,希望增加賦稅以助軍費,但他堅決不許。因此在他失敗後,江浙老百姓無不感傷。再說吳佩孚。他做官幾十年,統治過幾省地盤,帶領過幾十萬軍隊,卻沒有絲毫私人積蓄,更沒有治過田產,一貧如洗。對此,連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讚嘆不已。
在民國所有大大小小的軍閥中,最高的高人其實當推閻錫山。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拿下太原,他先後在袁世凱、國民dang、中共、日本、偽軍的聯合夾擊下,在山西整整穩坐了38年,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究其原因,是他治理山西不錯,人民擁戴,無人可以厚着臉皮輕易取代他的位置。以至於在抗戰勝利後,他的余脈傅作義部還把勢力延伸至平津河北。在閻錫山的領導下,山西之治甲中國,三十年代曾被評為全國模範省,在全國的註冊商標中,半數以上是山西商家的。
三、軍閥是老實的,普遍奉公守法
曹錕做過大總統,但是通過行賄得來的。在1923年那次選舉中,一共有480名議員事先收了他的賄賂,大致每人5000元,這些議員後來被稱作「豬玀議員」。後來消息曝光,舉國譁然,曹錕及其直系由盛轉衰。但正如曹錕的部下王坦所說:「花錢買總統當,比之拿槍逼人選舉的人強多了。」曹錕至少在選舉程序上嚴格遵守了《臨時約法》,也沒有採取任何暴力手段,對某些拿了錢不投票的議員也未採取報復手段。因此,他實在算不上是最壞的。而那些拿着槍桿子去奪政權的人,僅僅因為嘴裏高唱「革命」,就比賄選更能代表正義嗎?俺為天津有曹錕這樣的實誠漢子感到驕傲!
四、軍閥是有文化的,都尊師重教
先說大的,那就是北大了。北大是北洋軍閥時代最大的驕傲。校長蔡元培,本是軍閥們的死敵,是國民dang人,但軍閥們還是把他請來了。在軍閥的眼皮底下,北大大搖大擺地施行「兼容並包」的方針,而那時的北洋軍閥手裏卻沒有什麼真理,嘴裏也沒有什麼統一的意識形態。而現在的北大呢?哈哈!別提了!那只是一個笑話!只出了一群張頤武和范跑跑。
說起尊師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軍閥劉文輝了。1935年,40歲的劉文輝被大自己6歲的侄子劉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員會主任,1939年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西康省主席。在這樣一個荒蠻之地,在那樣一個有槍就是王的年代,劉文輝卻十分重視教育,把非常緊張的經費向教育傾斜。在一次演講中,他語重心長地對國立康定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們說:「你們這些學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們國家很需要你們,你們是我們國家的後起之秀。特別是我們這個康定、康巴地區文化素質比較差,希望你們,好好地學習,把你們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們的知識提高,將來為這個康巴做點貢獻。」為了表示對劉文輝的響應,當時的巴安縣縣長趙國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務,親自到當地小學代課教書,當起了國語老師。他的行動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劉文輝治下的西康省,重視教育早已成為自上而下、實實在在的行動。
後來,攝影師孫明經在西康省考察時發現,當地的學校校舍大都寬敞明亮,學生衣着整齊,令人耳目一新。記者還來到了義敦縣,看到一座用石頭砌起來的低矮平房,破敗不堪,由於年久失修,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不得不用樹樁支撐起來。一看牌子才知道,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義敦縣政府。然而,從縣長平和的臉上絲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滿。好奇的孫明經問縣長:「為什麼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回答:「劉主席說了,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在劉文輝的治理下,荒蠻的西康由邊地變為腹地。這就是軍閥時代的教育。
吳佩孚是有文化的,吳對周易等古代經典頗有研究,也寫了不少專著,如:《春秋正識證釋》、《易箴》、《日食參考說》、《循分新書》等,時稱「儒帥」並不是溢美之詞。吳與康有為、章太炎都交好,並說這兩位高人死後,中國不再有文學之士了。他們倆弟子雖眾,但都沒有可以繼承事業的了。有人問章太炎的弟子魯迅怎麼樣,吳佩孚沉默半晌才說:「他是誰?沒聽說過。民國以來的書,俺是不讀的。」不過後來到是有人對魯迅推崇備至,而卻說康有為找不到大同的路。他自己找到了嗎?周輿博客卻認為,康聖人寫出了《大同書》卻秘不示人,比那個盲目自大的人高明了不知有幾千萬倍!
馮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愛學習,也非常敬重文化人。軍閥張敬堯在湖南惹了不少禍,後被湘人趕走,舊主不收,只好去投奔馮玉祥。馮玉祥叫人將他拿下,厲數其罪,然後拿出《新舊約》和《三民主義》兩部巨著說:聽說您有學問,我也不好加害於你。這樣吧,你要是能夠熟讀兩部書,俺也不難為你,便放你走。兩個月後,馮玉祥前來「考試」,老張還真不含糊,當場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馮玉祥一看,說聲服了,立馬放人。
曹錕也是個大老粗,但也推崇文化人和專家。他做大總統時,其親信想讓自己的人做駐英公使,於是對外交部長顧維鈞施壓。曹錕聞信後就把自己的親信叫來痛斥:「老弟,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的外交?因為我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生來作外交總長。顧先生對外交有經驗,你們憑什麼干預?」顧維鈞在回憶錄里由衷地寫道:曹錕雖然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這就是傳說中「萬惡的」北洋軍閥時代,但每每看到那些軍閥的事跡,卻總會湧起莫名的感動。
總之,那是一個多元的時代,那是一個自由的時代,那是一個以民為本的時代,那是一個百廢俱興的時代,那是一個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那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那是一個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時代,那是一個說真話的時代,那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時代,那是一個可愛的時代,那是一個輝煌燦爛的時代,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那是一個中華即將獲得振興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