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內何人首發否定文革之聲？誰是公開反文革第一人？據現有資料，上海青工劉文輝（1937～1967），文革之初就認識到荒謬反動，拼死公開反對〈十六條〉，成為血祭文革第一人。1967年3月23日，上海文化廣場萬人公判大會，劉文輝被判死刑，立即押赴刑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劉文輝至今尚在絕大多數國人視野之外。
家庭教育
劉文輝出身上海中產家庭，外公書畫家，兩位舅舅辛亥先烈，父親劉宗漢（1897～1989）畢業上海敬業中學，供職花旗銀行，英語流利，抗戰後任聯合國對華善後救濟總署總務科長，三次從海參崴押運救濟物資到秦皇島，移交中共伍修權。萬萬想不到，幾個月的臨時專員，1949年後倒了大楣，禍及全家。
上海陷赤前，劉宗漢本可隨單位赴台。師兄章乃器（後任中共糧食部長）則勸其勿赴港台。劉宗漢思想親共，自恃無任何反共行為，滿腔熱情留滬迎共。
1950年，華東工業部長汪道涵留用劉宗漢，依靠其人脈接收上海「敵產」。1952年，副部長程望、孫冶方聘職劉宗漢中央船舶工業局，分管總務。劉宗漢工作出色，常獲好評。後汪道涵等調離上海。1956年肅反，劉宗漢因國民黨專員，劃「歷史反革命」。劉妻出身崑山名門，略讀詩史，品格堅韌，要求子女誦習《三字經》《弟子規》。
劉文輝性格堅毅，頭腦靈活。父親通過牧師朋友，送入寶山教會學校，少先隊中隊長，升旗手。因父叔輩與英美老外多有接觸，從小濡染西方理念。教會學校的基督博愛與樸素人文傳統，使劉文輝辨善識惡，根正苗直，擁有「與時代對抗」的價值自信。[1]家人評曰：「這既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
1920～40年代，教會學校乃抵禦赤潮的孤島。基督教的有神論、非暴力、仁慈博愛，馬列赤說無法逾越的關隘。國府「中統」局長徐恩曾（1896～1985）：
上海只有兩所教會大學——東吳與滬江，共產黨分子當時未曾滲透進去。[2]
「肅反」一起，劉宗漢因「歷反」失業，全家頓陷窘迫，劉妻只得變賣陪嫁細軟維持全家11口人生活。1952年，劉文輝16歲，剛讀初二，主動輟學入滬東造船廠為徒，以補貼家用。因勤奮好學、鑽研技術，深得師傅及蘇聯專家好評，不到三年提前滿師，很快晉升四級技工。1956年入團，車間團支書。二十剛出頭月薪66元，比兩姐姐都高。每月開薪，立交母親，自留微薄伙食費，還不時支援外地大哥。他考入總工會中專夜校進修，畢業後再考入復旦夜大、上海外國語學院夜大。
1950年代前期，劉文輝十分崇拜毛澤東，為二姐、四弟和妹妹各購一套《毛選》，指定閱讀篇目，定期「查經」，交流心得。熟讀《毛選》後，他攻讀馬恩列斯，買回《資本論》《反杜林論》《馬恩書信錄》《聯共（布）黨史》，再延伸至費爾巴哈、黑格爾、傅立葉、歐文……不久，他發覺《聯共（布）黨史》多有錯誤，漸漸起疑國際共運的神聖性。
生活上，劉文輝一年到頭一套工作服，衣服鞋襪補丁摞補丁，儘量省錢供弟妹讀書。跳舞、電影，幾乎絕緣。為多掙幾角夜班費，搶着替同事頂班。白天窩在宿舍讀書。他收集了1956～57年的《文藝報》《文藝月刊》《詩刊》《收穫》《世界知識》。大量閱讀使他眼界漸拓，從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了解歐洲的重農主義、重商主義，認識了亞當·斯密、凱恩斯，獲悉馬克思在歐洲僅為經濟學者，《資本論》乃西方政治經濟學流派之一，不像中俄將馬克思奉為「紅色教皇」。劉文輝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寅初的節育觀，十分在理，對馬寅初的批判打擊實屬愚昧。
青年右派
1957年春，中共號召「大鳴大放」，向官僚主義及一切腐敗開火。優秀團員、年輕工長劉文輝積極響應，寫了要求自由鳴放、呼籲政治民主的大字報，並「結合本單位」揭露廠長拋棄患難髮妻，與女大學生暗有私情，掀起軒然大波。廠長大怒，拍案責令保衛科、團委向劉文輝施壓，逼他認錯，撤回大字報。劉文輝拒不低頭，認為全是事實。不久，運動轉向，打擊「鳴放」。劉文輝出身不佳，又「反領導」，旋劃右派，撤去工長，開除團籍。
同事「幫助」、各種檢查、批鬥孤立、監督改造，一盆盆潑身污水，深深滲入心底。他對家人說：
父親參與聯合國救濟署工作，明明是利國利民的好事，還向解放區押送過救濟物資，怎麼會成為「人民的罪人」？……我一定要分辨是非，弄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要我承擔莫明其妙的罪責？反右運動的起端、根源、目的是怎麼一回事？
毛時代蠻不講理，只能苟活性命於亂世，劉文輝偏要較真，成了他苦難的起點。劉文輝迷茫不解：不就是聽從號召說了「皇帝的新衣」——人人都知道的廠長「錯誤」？怎麼就成了反黨反人民的「右派」？
自從戴上「右帽」，淪為另類，必須「改造」——干最髒最累的活兒。20歲的劉文輝失去開朗活躍，從此沉默寡言，不敢出頭露面，惟恐再惹禍祟。
1961年，滬東造船廠為劉文輝摘帽、恢復團籍，劉文輝將重新得到的團徽寄給共軍少尉二哥，既告知平反，亦示意毋須團徽為自己「護航」，他要輕裝走自己的路。是年，滬東船廠向外地新建船廠輸送技術骨幹，劉文輝報名支援嵊泗船廠。此時，他已萌念「出去看看」——偷渡海外，走赫爾岑流亡救國的道路。上了海島，他安裝了一架高性能短波收音機，收聽海外電台。他如饑似渴自學英語，業餘時間都撲在讀書上。每次回滬，都購買兩袋書刊，還不斷催促四弟每周淘買他所開列的書單，隨買隨寄。
十年自學，通讀了《史記》《資治通鑑》、諸子百家、近代西方社科名著。中外經典哺育了這位「早醒者」。他向弟妹介紹甘迺迪、戴高樂、尼赫魯、赫魯曉夫、鐵托、蔣經國、蘇加諾、李普曼……尤其認同胡適的民主自由思想。這一時期，劉文輝從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認識到民權乃國權之本，只有人人平等自由，社會才會和諧文明，國家才能繁榮富強。握尺既正，辨謬自易。
這一代稍有思想的大陸青年，對「不同聲音」的嚮往與渴望，後人實難想像。1950年前期香港第三勢力「中國民主自由戰鬥同盟」，主要領導人顧孟余、張發奎、張國燾、張君勱，旗下四份刊物——《中國之聲》《獨立論壇》《再生》《華僑通訊》，每種每期約銷2000份，購閱者多為大陸出來的知青。每期港售1200份，余銷海外。[3]
1963年開始「四清」運動，[4]嵊泗列島停航封船，沒完沒了政治學習。1965年，他的偷渡計劃遭膽怯同夥揭發，東窗事泄。作為反革命主犯，劉文輝開除公職，押送原籍，戴帽管制三年，嵊泗法院的判決書將劉文輝趕回上海，使他得以直接感知文革。
反對〈十六條〉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報》刊登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北京日報》公佈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罪行材料」。劉文輝氣憤萬分，對九弟劉文忠說：
鄧拓原是《人民日報》總編輯……他寫的《燕山夜話》不僅文採好，而且含義深邃，是本好書。
憑着多年政治嗅覺，劉文輝意識到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乃中共高層政治鬥爭信號，拋出北京市委高幹，意在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果然，緊接着〈五·一六通知〉，北京市委「一鍋端」。劉文輝不斷喃喃自語：「國家與民族的大災難來臨了。」他向九弟分析：
北京大學向來是中國政治運動的是非之地……是培養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搖籃。毛澤東批吳晗他們、支持聶元梓等人大字報，就是首先向北大開刀，向全國知識分子的核心堡壘開刀。
老毛〈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一發表，劉文輝再向九弟說：
毛澤東從對知識分子下毒手開始，又進一步向黨內棟樑骨幹開刀，現今要向一起打江山的老戰友、大功臣、身邊的同事開刀了。這次毛清洗黨內異見分子的規模將超越以往任何一次黨內路線鬥爭，運動殃及範圍也將大於任何一次政治運動。
「紅八月」，劉家被數次抄家，劉文輝精心收集的幾百本中外名著扔出燒毀。劉文輝拼命奪書，遭紅衛兵拳打腳踢，皮帶揮抽。
夜晚，家徒四壁的昏暗燈下，劉文輝默默奮筆，憂心忡忡低聲說：
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將給毛澤東徹底搞砸了！
現今真的需要有人像普魯米修斯那樣，在這「文革」黑暗年代裏點燃一把熊熊烈火，照亮中華大地，使人民覺醒，擦亮眼睛，辨別真偽，讓億萬民眾團結起來挽倒狂瀾，遏制倒行逆施的毛澤東禍國害民路線。
舉國赤狂，全民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為〈史無前例〉興奮不已。劉文輝與少尉二哥辯論：
這叫馬列的什麼主義？這是毛澤東的什麼思想？還不是搞亂社會、禍害民眾，特別是鎮壓廣大知識分子，鬧得中國大地百業難興，民不聊生，死氣沉沉。[5]
1966年8月，劉文輝撰寫〈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通觀五七年以來的各項運動〉。9月28日，再寫〈駁中共中央十六條〉[6]萬言書，九弟劉文忠複寫，10月1日寄發全國14所著名高校。劉文輝很清楚後果，對九弟說：
兄弟，這件事敗露是要殺頭的，你敢不敢做？
我們年輕人再不能繼承爸爸的軟弱可欺了，而要發揚兩位舅舅的傲骨抗爭，學習歷代志士仁人「挽狂瀾於既倒」的大無畏精神，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苦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麼今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7]
很快，寄往14所高校的萬言傳單〈駁中共中央十六條〉，公安部列為重大反革命要案，全力偵破。11月23日夜，劉文輝、劉文忠被捕。1967年3月23日，劉文輝被斃。3月20日，這位青年思想者在兩張紙上正反兩面密密麻麻寫下遺書，刺血簽名，緊折密疊嵌藏被絮。提籃橋監獄此時仍沿舊習，犯人自備用品，家屬可領回處決犯遺物，遺書得傳。
筆者讀到劉文輝遺書，邊讀邊驚：「還有這樣的第一人！」較之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文革英烈，劉文輝的「先進性」不僅僅明確反文革，還明確反毛。這在文革基層義士中，實屬獨步。當年反文革已屬不易，懷疑毛澤東更是「石破天驚」，敢於公開反毛等於神經病，類同反對天上有太陽。劉文輝到達的認識深度，使他躍上時代之巔。也正因為站得太高，走在最前面，還是個「實幹家」——不願保持沉默，支付了最高代價——30歲的生命。
遺書由其母拆洗獄被時發現，劉父提心弔膽保存數月，轉交下鄉雲南的老五。懾於環境，「五哥」用毛選下劃字的辦法隱存遺書，燒掉原稿。
據抄寫萬言傳單的九弟劉文忠回憶，再參考法院判決書，這份寄送14所高校的〈駁中共中央16條〉，主要內容——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文化大浩劫」，毛澤東以解放世界2/3的人民之謬論，以支援亞非拉輸出革命為由，是完全不顧中國人民的死活。今天中國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實質上是毛推行的鎖國排他主義，是一場反民主自由、反經濟實業運動……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暴政，推行法西斯主義……當今共產黨內不存在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有權力集團的鬥爭，只有集權與民主、專制與改革、封閉與開放的鬥爭，如果盲目接受毛的路線將貽害無窮……
中國要走民主與自由之路必然要遵循胡適的教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一場「全民政治大迫害運動」，紅衛兵和工農造反派只是毛澤東利用的對象和工具，毛達到目的之後，他們最終將落得「卸磨殺驢吃」的下場……
堅決反對毛的階級鬥爭路線，反對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謬論，階級鬥爭是毛一貫惡性報復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謂「文化大革命重點是整頓黨內走資派」是個幌子騙局，毛實質目的是要清除黨內異己，進一步打擊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是大規模革命，必然也要大規模地尋找「反革命」，而這場運動真實目的是建立毛天下，是強姦民意，瘋狂迫害民眾。……中國民主主義者應在抗暴鬥爭旗幟下聯合起來，建立抗暴統一戰線，不要怯懦，要揭竿而起，軍隊與幹部要站在人民一邊，奪取武器、佔領黨政軍警、機關、監獄、機場、碼頭、電台、報社……
批判資產階級是一場大倒退，是毛精心策劃的又一場洗腦陰謀，就如57年的反右派「陽謀」一樣……毛對知識分子的高壓政策從55年反胡風運動就開始，57年反右是高峰，而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一貫推行的焚書坑儒政策的延續，是對中國知識分子史無前例的迫害，比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知識分子不要屈辱、輕易自殺，而是起來反抗，抵制洗腦，就是要死，也要學越南僧侶一樣，去上海人民廣場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自焚，以此來喚醒愚昧無知的民眾……中國應該走軍隊國家化道路，部隊是國家的，是人民的，不是獨裁者的家兵與黨兵……號召軍隊要參與抗暴，武裝部署，裏應外合，推翻毛的暴政。
文革初期，大霧彌夜，一位青年眾醉獨醒，公開反對文革，血薦軒轅。筆者多年研究文革，自以為見多識廣，仍倒抽一口冷氣，聳然大驚。十分驚疑：出身少先隊中隊長的車間團支書，叛逆思想從何而生？思想資源從何獲得？1957年還在家中組織弟妹學習毛着，1963年怎麼看出中蘇大爭論為轉移視線，逃避大饑荒「人禍」追責？1966年居然站上時代之巔，成為「反文革鬥士」？他如何產生對中共的一系列「為什麼」？對劉文輝那一代青年來說，宏觀檢視毛澤東與「史無前例」的文革，實屬幾無可能的歷史局限。
劉文輝二哥，1949年初參加蘇南遊擊隊，1951年6月參加抗美援朝、入黨，負傷立功的少尉，勸誡三弟：
愛護黨，愛護新社會，就應該事事跟共產黨走，句句聽毛主席話！一切服從黨的領導，做黨的馴服工具，這不僅是每個共產黨員的天職，而且也是每個革命青年應具有的質量。[8]
案發前後
1966年，劉文輝年近三旬，不可能不識一點時務。是年「十·一」，他派殘腿九弟上杭州投寄「萬言反動傳單」，採取一定「反偵查」。九弟一早快車抵杭，城站下車後，一路尋找郵筒，直至靈隱寺。之所以未集中投遞，也是三哥的「反偵查」：每封厚厚一疊，集中投遞怕遭攔截，有可能一封都寄不出去。劉家兄弟認為匿名易地投遞，萬無一失。
下午15時，劉文忠來到靈隱，名寺荒涼，遊客寂寥，正感嘆「破四舊」的威力，一摸背包，還有一封未投出，「任務」尚未完成，劉文忠向寺門口一女紅袖章打聽附近可有郵筒？「紅袖章」揚手指點：轉彎牆上掛着一隻綠郵箱。畢竟年輕的劉文忠，拖着跛腿投出這致命的最後一封。接着，他趕着返程，連夜回滬。
是案被破，實「反偵查」未到位，諸因如下：
一、根據14封信郵戳，投遞軌跡十分清晰——從城站至靈隱，寄信人估計外地來杭，一下火車就「作案」。筆者母親時為杭州湖濱郵電所營業員，其中一封投入該所郵箱，案警仔細盤問母親。那晚，母親回家後慌張講述「反動信」，是情是景，至今歷歷。
二、最後一封在靈隱，郵箱背靜，外人很難找到，加上此箱信件很少，一問值班「紅袖章」，劉文忠跛腿，特徵鮮明。
三、劉家「歷史反革命」（老子）+「現行反革命」（兒子），左鄰右舍一直受派出所、居委會打招呼，監視一舉一動。10月1日劉文忠背着一隻鼓囊囊的包晨出夜歸，早被匯報至派出所。
四、根據「反動信」內容，判定出於「資深反革命」，劉家兄弟已進入「第一包圍圈」——第一批排查對象。
五、信紙下端印有出品單位及編號，從劉家抄出同一批次信封信紙，鐵證如山。
「反革命」背景、有一定文化、跛腿、那天晨出夜歸，幾個特徵一碰，劉氏兄弟無法隱遁矣。
逮捕時抄家，警方不僅抄出「匿名信」用紙、信封，還有劉文輝所寫〈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通觀五七年以來的各項運動〉手稿，思想內容與「反動傳單」一脈相承。人證物證俱在，證據鏈完整，劉家兄弟無法「狡辯抵賴」。
劉家苦難
1967年3月9日上海第一看守所，向劉文輝宣佈死刑，移押市監，等待23日公審大會。按張春橋指示，槍斃劉文輝等「反文革犯」為新成立的上海革委會祭旗。那天，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公判大會。劉文輝第一個被五花大綁推出，一位堂兄目睹劉文輝已被折磨得不成樣，但仍青筋暴凸、臉頰通紅，堅毅昂立，兩旁警察強力摁頭，他拼命掙扎要呼喊，但發不出聲。劉家後知：公判大會前，政治犯嘴塞橡皮，頚部綁繩，以防發聲。內部人員告知：文革時期對死囚都採取「割破聲帶」，你家三哥概莫能外，起碼事先敲落下巴，怕臨死前猖狂一跳——呼喊反動口號。
劉文輝被殺那天，數百人圍住劉家，踏塌後園籬笆，砸碎門窗，聲嘶力竭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劉文輝、劉文忠、劉宗漢！」劉宗漢被裏弄專政隊押着，跪在家門口，頭戴高帽，上書打紅叉的「反革命分子劉宗漢」，脖懸一塊厚重大牌，上寫「鎮壓反革命分子劉文輝！」背後再寫上「嚴懲反革命分子劉文忠！」劉某某處均打上血紅大叉。
派出所警察擲出劉文輝判決書與法院通知，高叫：「快快交出子彈費！」劉母忍着眼淚，默默拿出二角錢。警察拿着「子彈費」，擠出人群：「對反革命分子就要毫不留情！」下午至天黑，門窗不斷遭石頭襲砸，晚上只得掛床單稍擋春寒。夜靜後，一家人圍在電燈下，大姐顫抖雙手，驚恐萬分打開警察擲下的〈刑事判決書〉，邊哭邊輕聲念給父母聽。
次日，「槍決罪大惡極、死心塌地『現反』劉文輝」的佈告貼滿大街小巷。此後數月，一批批「參觀者」天天圍着劉家指指戳戳：「這家出了三個反革命」、「『殺』、『關』、『管』典型戶」。不久，劉家長女單位江南造船廠沒收劉家日暉四村12號2樓16室。理由：這家三個反革命，反革命老頭還有什麼資格居住工人新村？造反派把劉家所有東西——家具、衣被、生活用品扔出門，一些人趁機哄搶。大姐夫也拒絕老丈人進門，生怕影響自己一家。
高級白領劉宗漢，金融人才，拒赴港台的「愛國人士」、支持兒子參加地下黨與「抗美援朝」，此時白天掃地通陰溝，流浪街旁巷頭，晚上龜縮樓梯牆角，夜裏凍得刮刮抖。為「劃清界限」，外孫只能偷偷給外公送點衣食。一周後，饑寒交迫的劉宗漢病倒牆角。派出所與里弄專政組怕出人命，強迫大姐夫接收老丈人，劉宗漢這才結束「門外流浪」。
上海斜土路日暉四村12號全樓24戶，清一色江南造船廠職工，態度鮮明地監督「反革命劉宗漢」，階級立場呵！老三文輝吃槍斃、老九文忠「搭進去」、長子在無錫農村「內控」、四子進學習班、五子隔離審查，幼女遠在陝西，在滬兩長女已嫁，亦無力保護父母。老人只得向外地黨員幹部的老二求援，他家是父母惟一可寄望的安全島。
老二劉文彬（1931～2015），1948年尚在讀高中，就被地下黨送入蘇南遊擊隊，1951年6月參軍入朝入黨，首長改名劉文兵，志願軍二級英雄（差點犧牲），黨性使他忠孝難全，深陷尷尬，忠於黨就不能盡孝，盡孝就無法忠於黨。二媳乃部隊醫院護士長（黨員）。家屬院貼出大字報，勒令「反革命婆娘滾出去」。二媳迫於壓力，為了軍籍黨籍，沉下臉趕婆婆回滬。老二夫婦認為老三反黨反領袖，自作自受，連累家族。二媳尤怨「現反」小叔影響自己晉升，終身一個護士長。「驅婆事件」深深刺痛劉家兄妹，隔閡終身。劉家幾十口人至今與二媳無來往，但她的兩個兒子成年後很敬重三爺叔劉文輝，文革還在劉家實質性發散「深遠歷史影響」。[9]
被趕回滬的劉母，不堪忍受「里弄專政」——無時不刻闖進來開批鬥會，更不忍看丈夫被折磨的慘樣，逃奔陝西寶雞大山溝三女兒家。「小三線」國防單位，相對與世隔絕，老母總算躲過文革最酷烈的年頭。
劉文輝遺書
劉文輝遇難後，家屬領回遺物，雙親知道兒子一定會留遺言，細心拆除被單，終於從被角找出兩張折迭很小的紙團。處境太險惡，劉宗漢天天為定時炸彈般的輝兒遺書擔心。1968年過年，雲南老五劉文龍回滬探親，臨走前劉父囑他帶回遺書。遺書為兩張16開練習簿紙，正反兩面寫得密密麻麻，最後的簽名和詩詞為咬破手指鮮血所寫。內容如下：
三月九日四時許，我在法警強力訓逼之下，在不大於五平方的私堂給我檢察院起訴書，五分鐘後仍由此人代表中級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執行。僅隔二小時左右，高級法院就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事實上，我的上訴書剛寫好，高院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證明我使他們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反抗他們的殘忍。此外說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麼「遵紀守法」啊！莊嚴而鄭重的法律程序手續總是到處被他們強姦。此遺書一定要保存，讓我死得明白。我說它是私堂並不污誣它。
親人，我想但不能寫明你們的名字，顯然是怕當局迫害你們，因此希望我們從這不能盡訴的遺信最後見面，我不久就將死去。
我為什麼被害，因為我寫了二本小冊子：《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通觀五七年以來的各項運動》，此稿已被紅衛兵抄去。另一本是傳單〈反十六條〉……此傳單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導線。
你們是了解我的情操的，它可以用詩概括之：……反右幸嘗智慧果/敢做普魯米修斯……今赴屠場眺晨曦/共和繁榮真民主。
我是個實行者，敢說更敢做。如今就義正是最高的歸宿。我在經濟上對家庭大公無私，自己在政治上也大公無私。這正是你們有我而自豪之處。所以我要求你們不要難過，不要從私情上庸俗地讚揚我，應明智些，不因當局的壓迫、愚弄而誤會我的生平。我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後俄國升起希望一樣，那就是我死後，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共產黨中的現實主義者將會朝着世界潮流行駛。中國是會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我堅決反對鎖國排他主義、軍國主義、反民主自由、反經濟實業、焚書坑儒主義。階級鬥爭是惡性報復，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對所謂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謬論。
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誤解我，相信我的正義行為，毛時不易證明，就留待日後吧！
外甥們成長吧！要相信烈士遺書的價值。我的血不會白流。請把我的詩與血書銘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
某（按：指九弟）在一所，他不會死。
祝親人能見到我立碑的榮耀。
我在第一所，1211，在滬監牢號167（也可能761號）。我的手腳被銬着，不准我寫信和要求見親人面。此遺書是寫上訴書時偷寫的，不容易，也不能盡述我的心情。唯一希望見此書後，秘密妥善保管。
我的死，在毛政權下你們只能受侮辱、損害，但毛政權倒台後，作為烈士，必能恢復你們光榮，洗白我家庭，所以請你們將書交給我的弟。
今3月18日（可能20日），閻羅殿的判官到監獄來，告知明或後天將開群眾大會，要我態度放老實點，言明將視態度而改判與否。我鬥爭很激烈，我當然立志於「將頭磨鈍屠刀，把血濺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這是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遺恨是不能做更生動的更重大的貢獻與人民。如今我風華正茂，血氣方剛，更因毛在江河日下、氣息奄奄之際。我多麼想活下去，再來個反戈一擊其死命啊！我應當為人民做些事。……那我只好試着委曲求全的方式來賺取微弱可能的寬訴。我曾在前過程中寫過的請求書，希望人們也不要把它當作我的變節，卑躬屈膝的行為對大權的屈服，決不是意願，而是必要，猶如在屋檐下必低頭一樣，從積極的意義看是為了跳躍而屈腿。
我寫的上訴，應當在毛政權垮台後提出。我的祖國，人民應有……
凡是掌握民命者、國家前途者都必須是理智現實謙虛的愛國者，而不能是狂妄熱昏好戰的陰謀者，我甘願為毛的戰爭政策失敗而鬥爭、為鎖國排他主義而鬥爭。……毛髮瘋，冒天下之大不韙，將億萬人民作孤注一擲，拼其偉大理想之實現。正因為此危險計劃在實施，所以作為匹夫有責，我就願意敢與它鬥爭。這才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我和毛澤東詩詞共七首，分別收藏在衣服中查收。其中一首：
龐然世界二瘋子，毛林發作，幾下抽搐、幾下嚎叫，踞功自傲，誇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變何易，入漩渦急轉石岩。迫害急，億萬性命竟玩忽……
有朝一日請將它發表。
臨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寫心中久已策劃的一份《人人報》或「層層駁」，其內容是針對毛反動方面，希望有人接任。
毛作為歷史人物對中國人民是否有功由歷史評論。但自56、57、58、59年後就轉化到反動方面去了。整個世界在變化，但他竟這樣昏聵、剛愎自用、踞功自傲，自翊為救世主，以至內政、外交竟是亂弱難定，計劃越來越冒險，成為國家的災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強制人民服從、清除戰友政異、玩忽職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訴，我是個國際主義者，我反抗毛所謂解放三分之二的謊言野心，反毛的擴張主義；先烈們，我上訴毛貪天下之功為己功，把先烈血換的家業作為實現自己野心的本錢。我向世界人民上訴，毛的階級鬥爭理論與實踐是反動的，是奴役廣大人民的。
我將死而後悔嗎？不！決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來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軀來摧毀。我的死證：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輝
寫於1967年3月20日
1978年底，劉家開始申訴，數次駁回。1982年1月6日，艱難平反。申訴長達三年余，按當時政策：反文革可平反，反毛則不可；反文革屬路線問題，反毛則屬立場問題。劉文輝那幾篇文章，篇篇反毛。[10]
2013年8月29日，劉文忠函示：三哥乃最後一批平反的文革冤案。劉家通過關係向北京遞交申訴。上海高院辦案人員後告知：中央政法負責人（可能彭真）發話複查此案，這才重新立案，最終平反。高院還要劉家體諒政府（經費嚴重短缺），最後僅賠墓葬費一千元。劉家未得到劉文輝最重要的遺產——兩本小冊子及〈反十六條〉萬言傳單原稿。
九弟劉文忠
劉文輝事跡得以傳世，全靠九弟劉文忠。同案犯九弟，赴杭寄信，也支付高昂代價——失去自由與尊嚴12年半。
殘腿九弟念念不忘三哥。2000年，劉文忠在成功經商的巔峰處歇落，隱退著書，捧三哥事跡於世——千萬不要忘記！北京企業家張大中，其母王佩英也是被斃的文革受難者，出資七萬購買劉文忠百冊回憶錄，作為對劉氏兄弟壯舉的歷史回應。
2008年，劉文忠在澳門出版《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詳述該案，一本很詳實的傳記。不僅震撼我們這一代文革經歷者，也讓後代大開眼界，真切感知「史無前例」。
回眸凝思
劉文輝飛蛾撲火，微軀擋輪，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使所有苟活者都失去重量」。但對一個國家來說，需要用鮮血換取認識、用頭顱證明價值，青山有幸迎忠骨，槍彈無辜射英傑，代價也實在太大太殘酷了——烈士的光芒竟以社會黑暗為天幕！
大陸政諺：「領先三年是先進，領先三十年成先烈」。劉文輝用年輕生命捍衛領先的認識，聳起一道民間脊樑，劃下文革長夜中一抹光亮——還有如此一位清醒者、一位公開反毛勇士。入獄後，劉文輝稍識時務、低頭服軟，至少可免殺身，案警多次如此這般開導他。
寒風蕭瑟，壯士不還。文革之初有義士，劉文輝昂首走了，將無限愛國深情化為一紙思考，靜留於世。1982年的有限平反，拖着很粗的尾巴。劉文輝以鮮血捍衛的認識，至今仍不合時宜。2013年春，大陸最解放的《炎黃春秋》都不敢接受本文，中國尚未真正迎回劉文輝烈士。時代與劉文輝的差距，既是劉文輝悲壯的「領先」，也是中國的真正落後，尚未完成的「社會進步」。只有完全理解先行者，接受先行者的認識，才算找齊他們拋留的差距，才是真正尊重獻出生命的先烈。
青史迎英烈，相信大陸不久將迎回這位久埋史塵的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