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全國農村開展整風整社運動。本文作者晏樂斌當時在公安部門任職，深入參與了貴州省的整風運動。當他到達嵩枝管理區後，被安排在管理區總支書記楊書記家裏住，楊家7口人，夫妻2人，一個18歲的女兒，7歲、3歲的男孩各一個，楊的父母。這裏地勢高，是黔北高寒山區，氣溫低，3月間的住房裏還燃燒煤炭取暖，一家7人全擠住一間30平方米的房裏。安放着兩張大床，煤炭火在房中間，是用幾塊磚圍起來的，他回憶：「我一進這間房，煤氣很重。我的被蓋被打開，被子裏睡着一個女人，楊書記對我說，這是他女兒。說這裏窮沒有被子，就只好用我的，要我將就一點，要我同他女兒睡一起。我感到駭然，斷然拒絕。他妻子說：「同志呀！這沒有關係的，你到我們這裏來，熟悉了就會習慣的。」這時他女兒從被子裏站起來，赤身裸體，一絲不掛。」本文摘自2015年炎黃春秋第12期，作者晏樂斌，原題為《我經歷的整風整社與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現場
整風整社運動
1960年冬，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我們的基層政權，有相當一部分不在共產黨手裏」，「要把壞人篡奪的領導權奪回來」的指示，在全國農村開展整風整社運動。貴州省委及時在全省進行了部署，省政法系統派出200多名工作人員，分赴畢節專區水城縣、畢節縣，興義專區貞豐縣、冊亨縣，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的羅甸縣、望謨縣，我隨同公安廳辦公室主任劉世傑、政治部主任魏新華率領的公安廳、省政法幹部學校60多名工作人員，於12月16日從貴陽乘卡車當天抵達水城縣。選定水城縣，省委認為，該縣問題嚴重，餓死人多（8萬），說是個爛掉了的縣，縣委書記劉福臣被逮捕。縣委又要我們去該縣尖山垻公社，說該社是個三類社，死人多。
12月17日下午，我們這60多人到達尖山垻公社所在地濫垻，工作人員當即分赴全社5個管理區，我與劉世傑同志等6人當晚住在該社尖小垻管理區尖山垻大隊的倉庫樓上，自帶行李，吃飯在大隊食堂。當晚我們去大隊食堂買飯的路上，見到成群結隊的社員，男女老幼100多人在大隊食堂前的路上排着長長的隊，有的拿着碗，有的拿着鍋、盆，衣衫襤褸，我們跟着排在隊後，等候食堂工作人員發飯，有的社員領到飯之後，在路邊吃了起來，有的是為家人領的，順便我問他們家裏離這裏有多少路程？有的說是本村的，有的說離家一里二里，三四里的。我問他們為什麼不在生產隊辦食堂？他們說，上邊規定一個生產大隊辦一個食堂，說「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分散了不好」。這個大隊有一個晏家寨生產隊，70多戶人家，300多口人，男女老幼到大隊食堂領飯走三四里路，等吃了上午的飯，再走三四里回到家，他們恐怕又餓了。所以一些老弱病殘和小孩，有的乾脆不回家，等吃了下午這頓飯之後，才蹣跚地回到家，天天如此。那裏是高寒山區，冬天天寒地凍、路滑、雨雪多，雲霧大，一些老弱病殘、婦女兒童，去大隊食堂途中，翻山越嶺，艱難跋涉，身上衣服單薄，沒有病的人會拖成病，更不用說殘疾人。我看到那些拖兒帶女的人，看到這樣的窮折騰，看在眼裏，心裏十分難受，不是滋味。這裏的人民群眾多麼好，多麼善良啊！當時我們下鄉的工作人員的糧食定量，由23斤增加到28斤，我們將糧票買成大隊食堂的飯票，每天二頓，每頓就是4兩原糧的玉米飯，又無菜，只能算個半飽，後我向食堂要了一碗開水喝，就算是吃了晚飯。當時我見到社員群眾碗裏的飯比我們少得多，我默默地想，也是提醒自己，應該知足了，農民們常年累月地在這塊土地上勞動生息，能這樣忍飢挨餓地生活下去，我們這些城市機關工作的人就不行嗎？我時刻提醒自己，警告自己，一定要堅持下去，與群眾同甘共苦，渡過難關。當晚，我隨劉世傑同志到就近一戶社員家走訪。這一家姓陸，有六七口人，當我們走近這一家門前不遠處，見一男一女在一條小水溝邊收拾洗淨的爛白菜幫子。後來才知道這對男女是陸家的男女主人，都有40多歲。我問他們洗這些白菜幫子用來餵豬，還是做別的用？主人說，是人吃，與從大隊食堂領來的飯攪合在一起再煮一下，做全家人的晚餐，這些爛白菜幫子是修築貴陽到昆明鐵路工程隊的食堂扔掉的。
第二天我隨劉、魏二位領導人搬到公社駐地，我被安排在工作隊隊部工作。這個公社是水城縣比較平坦、富裕一些的地方，出產水稻、小麥、玉米，但自1958年以來，由於來自上面的生產瞎指揮，虛報浮誇，反瞞產私分，幹部強迫命令和「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五風橫行，基層幹部為了完成不切實際的糧食徵購任務，將社員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拿去「完成」徵購任務，秋收過後，就出現餓飯，患浮腫病、肝病，婦女出現停經、子宮下垂、不孕三種症狀，餓死人十分嚴重（餓死近萬人）。這裏生產蕭條，社員骨瘦如柴，許多人在家裏坐以待斃。造成這種情況，基層幹部固然有一定責任，上面的瞎指揮、瞎折騰，責任更大，可是上面卻將責任推給基層，算他們的賬，治他們的罪，在他們中抓「壞人」。這是本末倒置，嫁禍於人。我們這個省委整風整社工作隊，自然無法違抗上面的指示，在那個極左思想路線泛濫成災的年代，我們離不開極左軌道，不敢自搞一套。當時分配我掌管公社、管理區、生產大隊、生產隊四級幹部的審查、劃類工作。省委按照中央的規定，將農村社隊幹部劃分為四種類型：一、表現好的，堅決執行黨的指示、方針政策，立場堅定，工作有成績的；二、比較好的；三、表現差的；四、壞的，指混入幹部隊伍的壞人，或蛻化分子等，有劣跡，辦了壞事，群眾痛恨的人。全社有5個管理區，17個生產大隊，82個生產隊。公社有社長、黨委書記、秘書、組織幹事、武裝部長、會計、糧倉工作人員3人，共9人；管理區有主任、總支書記、秘書、糧管幹事共4人。公社和管理區幹部共29人，是國家工作人員，也稱脫產幹部。生產大隊有大隊長、支部書記、會計共3人，是半脫產幹部，共48人。所謂半脫產是指本人與社員一樣參加生產勞動，因公耽誤由大隊、生產隊給予工分補助，他們與社員一同參加勞動，沒有任何報酬。
各管理區、大隊我們都派有工作隊員進駐，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全面考察調查了解每位基層幹部的情況，並形成文字材料，派駐到大隊的工作隊員，則同大隊幹部共同研究、討論每個生產隊幹部的情況與問題，同大隊幹部共同研究、評議生產隊幹部的表現，劃分類型，同樣與管理區幹部共同考察、分析生產大隊幹部的表現、劃分類別。然後由派到管理區的工作隊負責人，再到公社，由我與公社組織幹事共同分析、研究，按照省委規定劃定的四種類型，一個一個地評定劃分，劃定之後先交由公社黨委徵求意見，經工作隊負責人審定後，再送水城縣委組織審核，同意後才算定案宣佈。這159名社隊幹部，劃定為一類二類表現好的、比較好的佔63%；表現差的佔20%，指他們有強迫命令，吊打群眾、扣飯，多吃多佔等嚴重錯誤，但未造成嚴重後果的；劃分為四類的佔17%，指為了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務，有強迫命令，捆綁吊打群眾，扣飯，由於整個供應糧食緊張，造成浮腫病人多，餓死人的，沒有追究其個人責任，給予免職處分。有直接責任，吊打、扣飯餓死人的貓場管理區負責人陸瀛洲；尖山垻管理區主任孔××，該社餓死人多，負有領導責任；特務嫌疑、公社黨委書記吳永東等3人。我們分別寫出材料，報送水城縣委，由縣委責成縣公檢法機關，調查取證，3人由司法機關拘留。後來聽說，吳永東特嫌問題證據不足，予以否定，其浮腫病人和餓死人問題，未追究其個人責任，予以釋放。
我們這個工作隊在這裏工作了3個多月，於1961年3月12日撤離，由劉世傑同志帶30多人又到該縣南開公社，魏新華同志帶30多人到該縣楊梅公社開展整風整社。我與廳勞改局的二位同志留在尖山垻公社做鞏固工作。3月13日，中共畢節地委派來了由畢節軍分區一位姓張的副司令員領導的驗收組，他們到全社調查了解了六七天，返回時同我們交換意見，肯定我們前段生產自救，救治浮腫病人，整頓食堂，清理賬目，穩定群眾情緒，清查處理，撤換一批幹部等工作有成績，但認為我們處理、撤換有問題的幹部面過窄，該撤職未撤職，該移送司法機關法辦未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
18歲的姑娘沒有褲子穿
到達嵩枝管理區後，楊立三同志將我安排在管理區總支書記楊書記家裏住，楊家7口人，夫妻2人，一個18歲的女兒，7歲、3歲的男孩各一個，楊的父母。這裏地勢高，是黔北高寒山區，氣溫低，3月間的住房裏還燃燒煤炭取暖，一家7人全擠住一間30平方米的房裏。安放着兩張大床，煤炭火在房中間，是用幾塊磚圍起來的，我一進這間房，煤氣很重。我的被蓋被打開，被子裏睡着一個女人，楊書記對我說，這是他女兒。說這裏窮沒有被子，就只好用我的，要我將就一點，要我同他女兒睡一起。我感到駭然，斷然拒絕。他妻子說：「同志呀！這沒有關係的，你到我們這裏來，熟悉了就會習慣的。」這時他女兒從被子裏站起來，赤身裸體，一絲不掛。我堅持不能同他女兒睡在一起，就和衣躺在這間房的柴堆里，湊合過了一晚。第二天天明後，見房的東邊是他父母和他7歲的男孩睡一床，西邊是他夫妻同3歲男孩睡一床，床上蓋的是用曬乾的稻秧放進用麻線編成的網而製成的「秧被」，墊的是稻草和茅草。他女兒沒有睡覺的床，只好睡在柴堆里。我向楊書記提出，請他為我另換一家。楊說為了我的安全，還是在他家的好，他便在他家西邊一間房，用木板為我搭了一個床，我就睡在那裏。他妻子與女兒二人只有一條褲子，這一條褲就由他妻子、女兒輪換穿着去勞動或上集市。平時身穿一條麻布裙。兩個兒子光着屁股，當時我從身上脫下一條褲送給他家，他們不收，我再三堅持，他們見我誠懇才收下。
刀耕火種
這裏是黔西北高寒山區，苗族聚居區。苗族群眾喜在山上居住，不願到山底下或平坦的地方住，生活十分困難，也沒有種菜的習慣，生產粗放，他們發現一片灌木、芳草地之後，即用刀砍下曬乾燒成灰，到春天用鋤挖鬆土種上玉米、高粱、小米，要是收成好，來年再挖掘鬆土後再種，要是收成不好，或水土流失了，便拋棄這一片，再找別的地方，如此往返廢棄，貴州不少地方採用這種耕作方法，這就叫刀耕火種，也是造成石漠化的原因之一。
在這個管理區連我在內共有4名隊員，我們在這裏「整風整社」兩個多月，5月下旬結束回到貴陽市機關，讓我們休息幾天，6月1日又派我同幾十位同事到該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天柱縣、鎮屏縣參加那裏的整風整社工作，至1961年底才結束，我們回到機關。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3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關於階級、階級鬥爭的論述發表之後，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緊的。他說：「全國三分之一的基層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裏」，提出要在城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為這場運動的開展，中央先後下發了《前10條》、《後10條》，王光美蹲點的河北撫寧縣桃園生產大隊的「桃園經驗」（以中央名義下發的這個「經驗」長達90多頁），1965年1月14日經毛澤東批准又下發《二十三條》。就城鄉基層政權和領導班子問題，先後下發4個以中央名義的文件，非同尋常，其核心是要在一些地方與單位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防止「走修正主義道路」。這一運動從1963年秋開始，一直延續到1967年1月文革運動開始半年多才終止。貴州省是中央認定的全國4個問題嚴重的省份之一（另外3個安徽、甘肅、青海），也稱是「領導班子爛掉」的省份之一，中央從中直機關、部隊、部分省抽調2000多名幹部到貴州開展四清，也稱「支黔幹部」，到貴州來奪權。派來的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是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面對實際，做出自己的正確判斷，而是先入為主，帶着固定的框框，下車伊始，發表評論，匆忙下結論，說貴州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符合中央精神」，「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等等。總之，他們剛一到貴州，就將貴州說得一無是處。那時形而上學猖獗，極左思潮泛濫成災。
1964年，中央撤換、改組了貴州省委領導班子，將時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省長周林及常委班子撤換了，調四川省長李大章、中央監委主任錢瑛、公安部副部長梁國斌、國家計委副主任賈啟允，分別任貴州省委第一、第二、第三書記和書記。在9月1日開始召開的省委擴大會議上作出的決議中指出：貴州自解放以來「三關沒有把好」，「兩個不徹底」，「一個根子不正」。所謂「三關沒有把好」，是指「清理中內層關沒有把好，工商業公私合營、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關沒有把好，審干關沒有把好」；「兩個不徹底」是指「土改不徹底，鎮反不徹底」；「一個根子不正」是指「黨的基層組織基礎不正」。這就全盤否定了貴州自1949年奪取政權以來十多年間，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全省廣大幹部、群眾艱苦奮鬥各方面取得的成績。這些支黔幹部，選定了貴州省委辦公廳、組織部、省公安廳、商業廳4個省級機關和貴陽市、遵義縣、晴隆縣三個市縣作為四清的重點單位與地區，派出大批人員，大軍壓境，開始秘密進行紮根串聯，尋找「積極分子」，在極少數人中活動，了解情況，搜集問題。到省公安廳開展四清的是公安部消防局長李祥等8人，他們於9月初就深入到公安廳少數人中秘密串聯活動，搜集、了解公安廳長宋子健、副廳長賈貫之、辛培田和一些處長的「問題」。他們隱蔽秘密地活動了兩個多月，於11月初才在公安廳工作人員中亮相露面，採取一種搞情報、間諜工作的方法，用於機關、人民內部，實屬罕見。這種做法本身只有在那個極「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才做得出。經過他們幾個月的紮根串聯，發動群眾，貴州省公安廳的「四清」運動中有一批人跟着工作組走，工作組長李祥把這些人叫做「四清積極分子」，作為依靠對象。他們前後將二位副廳長、3位處級幹部列為「四清有問題的人」。其中誣陷副廳長賈貫之是「公安廳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其根據是，貴州省公安廳是在原來的一座學校的舊房子裏辦公的，機構、人員多，房子嚴重不夠用，1958年公安廳報經貴州省委、省政府批准，在這個院子擬建一棟辦公樓，派李文新同志去採購建築材料和辦公用具等。在李採購的物品中，有一些用品用具不適用，有點奢華；未經請示，擅自做主購買了一些花盆、地毯、桌球、屏風等。廳長們原住在破爛不堪的房子裏，辦公樓沒有蓋，卻用建辦公樓的經費蓋了4座宿舍。這件事1960年被省委發現，對公安廳進行了批評處理，廳長賈貫之被撤職，降為副廳長，1962年初，調原任廳長、1958年任省機械工業廳長的宋子健回公安廳任廳長。本來賈已在1960年受了處分，四清開始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四清積極分子和造反派又重新算舊賬，四清中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兩度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四清積極分子」、造反派長期對他進行折磨、迫害，1974年5月被迫害致死。另一位副廳長和3位處長也同樣長期受到折磨、迫害，這一位副廳長也被折磨致死。
這就是當時的四清運動真相。四清運動為文革十年浩劫作了預演和鋪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