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開始的前三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成為全國農村工作的頭等大事。我先後參加了三個縣的農村社教，在辦公室做動態收集、情況綜合和總結調研工作，有機會了解所在地區運動的全貌。那時，從上到下，大家對社教運動都慎重其事，嚴肅認真；現在回想起來，真有戲台表演滑稽可笑之感。
（一）
最先是參加自己工作所在的湖南資興縣社教試點。試點選在地處縣城四周的城廂公社。縣委抽調206名幹部組成工作隊，縣委書記和一名副書記掛帥，農村部長和一批科局長參加，進駐全公社12個大隊、96個生產隊和社屬各單位。地委由秘書長和一名部辦領導率工作隊37人前來參與辦點。從1964年1月28日進隊，到6月5日結束，歷時四個多月。
按照中央指示，社教是一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央1963年5月制定的《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稱前十條），斷言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如果不搞農村社教，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共產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打退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的猖狂進攻。重點是通過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解決基層幹部「四不清」問題，所以「社教」也叫「四清」。
運動有嚴格的步驟。先是集訓工作隊員，學習社教文件，明確運動作法。所有工作隊員都必須住進農村和基層單位去，實行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隊隊部設在公社領導機關，距我所在的縣委機關不到兩百米。我雖不用住隊，但也不得回家吃、睡，把被蓋搬到公社，在公社用餐和辦公。大隊有工作組，組長是科局長。每個生產隊都駐有工作隊員，有的生產隊駐有幾個隊員。
一個大隊的具體作法分五步。第一步，宣講中央社教文件，發動幹部群眾，組織階級隊伍。用土改辦法紮根串連訴苦，建立貧下中農協會，揭發乾部「四不清」問題。同時清查賬目、倉庫、財物、工分。第二步，落實幹部的「四不清」問題。組織社員開會面對面批評幹部（問題大的幹部要挨鬥爭），幹部在社員會上放包袱（講自己的問題）、作檢討，而後落實退賠計劃和兌現。第三步，開展對敵鬥爭。評審和批鬥地、富、反、壞四類分子，補劃土改漏網的地主富農，加強專政措施。第四步，整頓組織。處理犯錯的黨員，發展新黨員，調整黨支部和大隊、生產隊領導班子。第五步，處理「公私關係」（主要教育社員愛護集體，制止諸如不積極出集體工、少交家肥、私自擴大自留地、副業收入少交或不交隊等「資本主義傾向」），健全管理制度，訂立集體生產規劃。
在第二步解決「四不清」問題時，也曾採取過給幹部「評功擺好」的辦法，促使幹部「自覺革命」。就是組織貧下中農和社員講每個幹部的功勞、苦勞和好處（優點），幹部本人也回憶自己參加革命的過程、成績與進步。這樣做了以後，據說幹部就會深受感動，自覺地把自己「四不清」問題作出徹底的交待。這種滑稽的做法收效甚微，只是短暫地時興了一陣，很快就停止了。還是堅持背後揭、賬面查、當面批的辦法。當時統計，全社709名大隊、生產隊幹部，「四不清」494人，佔69.7%。
有件事想起來就有捧腹之感。在紮根串連、組織階級隊伍和揭發「四不清」過程中，縣委書記蹲點的仙橋大隊舉辦了現場參觀展覽，組織全大隊工作隊員、隊幹部和貧下中農到曹家生產隊看一戶貧農的貧困生活。這位貧農30多歲，加上老婆孩子一家五口，家徒四壁，缺糧超支，穿着破爛，屋漏牆裂。工作組把這個家作典型，向全大隊群眾宣傳幹部「四不清」阻礙了集體經濟的發展，造成了貧下中農的苦難生活，用以啟動大家搞「四清」的積極性。前來參觀的社教隊員和群眾受感動者不少，有的大罵「四不清」幹部，有的給這位貧農捐贈了衣物和錢糧。當時，我卻聽到曹家隊社員反映，這位貧農好吃懶做，出工太少。當時，社員普遍都窮，連飯也吃不飽，新國家已成立十幾年了，全大隊卻無一戶建有新房。這戶貧農人口多、孩子小，又好吃懶做，自然比別家更困難了。農村窮，隊幹部的責任有多大？把窮的根源和主要責任推在隊幹部身上是冤枉。當時我不明白農村為何長期這樣窮，恐怕縣委書記也不知道。後來比較清楚了：那平均主義、大鍋飯、政經合一的公社體制和行政命令指揮生產的作法，還有農業產業結構單一、主要農產品長期低價統購調撥，才是窮的主因。
對敵鬥爭，評審四類分子是人人過關，重點挨鬥，也有不少搞笑的作法。水圳頭生產隊有個曾任國民黨師長的曹承緒，六十來歲。因為年老，天天出集體工不外出，又少言寡語不同他人交談，在搜集「敵情」時對他竟「毫無所知」。辦法很快想出來了。找到與曹同住一棟屋、又同其兒子結拜兄弟的貧農青年謝雲，要他「站穩立場」揭發曹的破壞活動，否則就是「敵我不分」不准參加貧協，還要追查他曾搞過的小偷小摸。謝雲果真恢復了貧農本性，揭了曹的三個蓋子：有次謝的母親病了，曹趁機送來了麵條，想拉攏、腐蝕貧下中農；有次收工回屋，曹唉聲嘆氣，連聲說「累死了」，對集體生產發泄不滿、想恢復他寄生蟲的天堂；還有更重要的，曹保存有穿軍裝的照片，是想變天。在全大隊的社員鬥爭大會上，一批事先經過培訓的積極分子上台揭發後窮追猛打，追問曹為什麼要拉攏腐蝕貧下中農？為什麼留戀過去的壓迫剝削生活？為什要保存反動派照片？還逼曹回答：抓過多少人當民夫、當炮灰？搶過多少老百姓？殺過多少共產黨、解放軍？曹結結巴巴、大汗淋漓，最後承認自已「夢想蔣介石反攻大陸，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工作組總結對敵鬥爭說：社員們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覺悟，更加熱愛毛主席、共產黨，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二）
繼城廂公社之後，我接連兩年參加由省、地組織和部署，先後在郴縣、永興開展的社教。
按照中央指示，省、地兩級集中力量統一指揮，以縣為單位分批分期，全國用五六年時間將社教全部搞完。在省委社教總團、郴州地委社教總分團之下，資興以縣委書記、副書記為首組成社教分團，抽調部委辦、各科局、各公社一把手以及縣、社幹部共657人，於1964年8月5日赴郴縣五里牌、街洞、太平三個公社。一年後，即1965年8月，資興社教分團擴至930人進駐永興縣馬田、油市、湘陰、福和、文明、和平、悅來、油麻等八個公社。郴州地委總分團和所屬其他各縣都組有分團開赴該兩縣其餘公社。中南局、省委總團、郴州地委總分團和各縣委分團都辦有不定期的社教簡報，交流情況和經驗。
郴縣的社教有來自最高層的新精神。中央出台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的規定》（稱後十條），強調領導人要親自蹲點，要求工作隊員必須政治可靠、作風過硬，說這次社教是重新教育人、重新組織階級隊伍、開展對敵鬥爭和解決幹部四不清問題，不但要打退資、封勢力的猖狂進攻，還要剷除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特別是推廣了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源經驗」。通過播放錄音報告和中央批轉報告全文，把她在劉少奇支持和指導下在一個大隊的四清作法，直接傳授給各級領導和每一個社教隊員。
入隊前，工作隊集中經過半個月嚴格培訓和整頓，除了聽錄音報告、論形勢、學政策、議作法外，還在工作隊內部開展自我批判和相互幫助。每個工作隊員檢查交待自己的「四不清」，而後大家分析批判，名曰「洗手洗澡，輕裝上陣」。過不了這道「關」的，不能當工作隊員。我沒有四不清，也得檢查交待。便亮了自己想當作家、當歷史學教授的「活思想」，上綱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痛加自我批判，表示一定要「不圖名」、「不圖利」、「全心全意」做黨的「馴服工具」和「螺絲釘」。這是我又一次「脫胎換骨」，不分黑白地捨棄個人一切追求，心甘情願平庸一生。集訓結束前，制定和宣佈了社教工作隊紀律，包括社教期間不許請假，在住戶家不許吃葷菜等。
社教在風聲鶴唳中神秘兮兮地進行。縣委書記、副書記和縣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辦公室主任駐隊都像王光美那樣取了假名字。仿照桃源將所有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靠邊站，一切權力歸工作隊（組）。接着，隊員們訪貧問苦，階級排隊，紮根串連。組成貧下中農階級隊伍後，大訴「四不清」的苦，揭發乾部的問題，而後批鬥嚴重「四不清」幹部。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郴縣五里牌公社紅五星大隊的社教。這個大隊是資興社教分團黨委書記、團長即縣委書記蹲的點。他將全分團三個公社工作隊隊長、幾十個大隊工作組組長即工作隊裏的縣委領導和公社書記、科局長們，全部集中在紅五星先行試點。每個生產隊有三四名隊、組長，形成了強大的「將對兵」陣勢，對大隊、生產隊幹部施壓逼供。有天夜晚，縣委書記所駐生產隊的幾個幹部被叫進公社和大隊部單個隔離在不同房間。數名部長、科局長、公社書記對付一名幹部，拍案打椅、車輪戰術。不交待清楚者不許回家，由家人送吃的。果然「湊效」，幾個幹部交待私分生產隊稻穀數萬公斤，工作隊獲勝大喜。進入落實階段時才發現，私分的稻穀比該生產隊年總產量還多，那幾位「四不清」幹部放的全是假「包袱」！
鬧出這個笑話並不奇怪，它是有來由的。當時，那位被毛澤東誇讚為「農村階級鬥爭專家」的省委第二書記帶社教總團駐郴縣華塘公社，短時間內就挖出了社隊幹部大量「四不清」問題，私分糧食、貪污公款數量都超過了實際的總產量、總收入。省委第二書記的警衛員僅僅罵了三聲「混蛋」，就搞出一位「四不清」幹部幾千元的經濟問題。過程很簡單：警衛員找這位「四不清」幹部談話，拍桌子罵聲「混蛋」，那幹部就交待「貪污」多少元；他又罵聲「混蛋」，那幹部立即將貪污加了碼；他第三次罵「混蛋」之後，「貪污」款已是幾千元了！傳達華塘經驗和省委警衛員「動人事跡」之後，縣委書記無限感慨，連聲囑咐隊、組長們「打掉右傾思想」，「徹底清查『四不清』」。當然，我們的省委書記、縣委書記畢竟不是糊塗人，那些被逼供出來的「包袱」後來都被「落實」掉了。只是那令人驚恐的一幕，至今歷歷在目，相信許多當事人會一輩子銘刻在心。
更有甚者，縣委副書記（也是分團副團長）任工作隊長的街洞公社，下屬牛形坳大隊的工作隊員作風更是粗暴，竟逼死了一名基層幹部。經過上級調查核實，發出了正式文件通報批評，刊中央中南局內刊《中南社教簡報》上。
（三）
1965年1月，中央發佈《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稱「二十三條」），把社教原來的「四清」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確定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首次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把它定為運動要整的重點。將基層幹部分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前兩種是多數。是多數。對「黨內走資派」這個新概念，分團和各工作組領導都想不通，接受不了，私下議論紛紛。當時大家都不知道領袖毛澤東已把注意力放到了整黨內當權的走資派身上，基層幹部雖然需要整，但已不是重點。
這樣，在永興八個公社的社教中，步驟和作法雖大同小異於郴縣，但對基層幹部的逼供顯著少了。突出的是加大了普及毛澤東著作的力度，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活動。各隊都辦起了學習室，幾乎人人有《毛澤東選集》和語錄本。用學習所謂「老三篇」，向基層幹部和社員大力提倡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觀。工作隊中有能人，培養了不少典型，幫助一批文盲、瞎子、老人強記硬背。把他們的某些行為如多出集體工、愛護集體財產、幫助別人、克服困難、揭發壞人壞事等，都同「老三篇」中的某句話、某個觀點套掛在一起，以體現「活學活用」。而後在學習「講用」會上現身說法，藉以顯示出毛主席著作的威力「巨大」和「神奇」。隊幹部放「四不清」包袱、交待問題和批判自己的錯誤，都要誘導他們同毛語錄掛上勾。這種用「讀、背、掛、講」形式主義的學習運動主要來自上面的部署和報刊的宣傳，陷入了庸俗化，也為全國的造神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爆發作了精神鋪墊。
永興社教期間工作隊學毛著，更加提倡艱苦奮鬥，聯繫群眾，實行「三同」。分團不設在公社和集鎮中心，卻設在偏遠的小村中。辦公室五、六個人在大隊一棟老舊公房中住宿、辦公，分散到附近農民家吃飯。我每月有幾次去八個公社和大隊、生產隊收集情況，無論幾公里或二、三十公里，有公路班車相通，都極少坐車，主要是步行。我把這看作是「革命化」，寧願把時間花費在走路上，更不怕兩腿酸痛口乾舌燥。由於規定不許吃住戶家的葷菜，不許進館子或加餐，弄得社教隊員挨餓。有次我去文明公社在一個窮隊住了三天，每天是一稀兩干。所謂「干」，並不是大米，而是紅薯，菜是沒放油的南瓜。餓得我難受，也只好忍而不露。後來，省委社教總團統一規定，給每個社教隊員每月發兩市斤餅乾，餓了喝着水吃幾片，總算解決了一點食不果腹問題。
在永興我痛感「大躍進」和「五風」帶來的巨大損害和後遺症。有一次在悅耒公社了解到，「大躍進」興修悅來水庫期間，社員們忍受不了勞苦和飢餓，有20餘人在水庫周邊的山林里上吊自殺身亡。在發動社員群眾憶苦思甜時，我親耳聽到中老年農民往往大訴「大躍進」和「五風」之苦。其它公社、大隊也有類似情況，使得分團和工作組的領導頗感為難，曾為扭轉這種局面作過認真研究和部署。
1966年8月，資興分團工作隊員集訓打算開赴耒陽縣時，「文革」開始進入高潮，黨政癱瘓，社教被納入「文化大革命」而銷聲匿跡。
（四）
說到社教錯整人，還不得不同中央兩個十條強調的所謂民主革命補課和清查、補劃土改漏網的地主、富農聯繫在一起。郴、永兩縣社教中都有這種補劃，可惜我曾了解到的這類資料已不在手中。但記得發生在老家的一樁慘事，簡記在此。
我的家鄉郴縣良田公社是省、地兩級的農村社教試點。工作隊員除省、地幹部外，出於擴大社教運動的需要，也從郴州地區所屬各縣抽集，共389人。三個月試點結束，1147名大隊、生產隊幹部，「四不清」的佔78%。運動中補劃了一批地主、富農分子。我的三叔廖開鈺，時任良田大隊黨支部書記，雖然經濟上沒有問題，但在「組織上」卻出了特大問題。他被補劃為富農分子，撤職、開除黨藉，由「組織」不清帶來「思想」、「政治」不清，淪落成為專政對象。
三叔曾是土改工作隊幹部，穿過灰色服裝、戴過八角帽。土改結束時，他產生了當時全省流行過的「李四喜思想」，認為革命成功了，嚮往「幾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坑頭。」家中老婆年輕貌美，自己人高馬大勞力強，便不願當幹部吃「供給」，辭了職回老家繼續務農，「大躍進」時當了公社企業廠長。劃他富農是因為抗日戰爭勝利後收養過一名婢女。那婢女12歲，從衡陽農村逃難到良田，被有兒無女的三叔父母收養認作「閨女」，直到1954年20歲嫁出。這本是慈善之舉。可是，按階級鬥爭理論和土改劃階級標準，三叔土改前三年雖無房屋田土出租，無錢放貸，也不曾僱工，但把「剝削八年婢女」的賬算上，就夠上了富農！
從此，三叔全家陷入沒落。做民辦教師的大兒子被趕回了家，找不到對象成親，單身至今；曾以家旺人旺自豪自強的妻子，在劃富農後三年氣病交加身亡；本人也無法抬頭做人，同村不少人幸災樂禍，甚至訓他、罵他，同情的人也不敢去接近他。只有受他「剝削八年」的那位出嫁的婢女常來探望，逢年過節必給他送米送菜，多少年從未間斷過。
1979年，三叔終於盼得平反，被告知富農劃錯了，恢復了黨籍。可惜此時他已年過花甲，疾病纏身多年，再也不能重新站起來彌補損失，平反的次年便撒手人寰。這位在花嶺生產隊裏勞動力最強、最為勤奮的漢子，1949年後第一個蓋起了新的二層樓房，撐起了全隊人羨慕的小家庭。社教把他打翻在地，粉碎了他發家旺隊的美夢，強迫他過了16年受壓、受氣、受窮、受苦的日子！
社教是中央「左」傾理論思想系統化的重要階段，也是「文化大革命」預演和前哨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