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是中國歷史學界一個奇葩，他早年蒙冤入獄，出獄後只得從事經商活動，靠倒賣黃金賺得第一桶金，功成名就後毅然停掉了所有生意，全身心投入到歷史學研究領域，經過多年耕耘，現已成為國內冷戰史研究領域權威。本文摘自2008年第18期《南方人物周刊》，為該刊記者吳虹飛對沈志華的採訪。
書齋中的沈志華
沈志華1950年出生。1968年應徵入伍。1979年考取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系碩士研究生。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等，主編《韓戰：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3卷)等文獻資料集。
本刊記者吳虹飛發自北京
「我不想再招惹誰了……也不是怕，我現在事太多了。」歷史學家沈志華說，「我不大想談一些特別現實的問題。」
說歸說，實際上做的，卻還是他自己的一套。
他藉助新公佈的蘇聯檔案，澄清了很多共和國歷史上的懸案，比如毛澤東的韓戰決策、蘇聯空軍在朝鮮戰場上的介入，等等。這些研究和現有的認識有出入，招來某些同行的側目自不消說，還有人網上罵他「漢奸」。
「這些人根本沒有看過我的書。不可理喻，我也不理他們。」對在對立陣線的那些同行們，他則有特殊的心情。「其實我知道很多人特別恨我，但是他一點辦法都沒有。有一批人，他們老想批判你，但是時代不同了。」
他其實喜歡爭論。「但是他們不會。我倒真的希望他來批判我，那樣子他就真的是去做學問了，不是去喊口號了。喊口號批我是沒有用的，我說的就是事實，你不能說沒有這件事，你要說沒有這件事，那你拿材料來跟我說。我只做事實的描述。」
「這個社會肯定出了問題」
沈志華學上歷史，完全是基於年輕時代的屢屢受挫。「40歲前我就沒有順過。」前途一片看好，卻莫名其妙從部隊復員;明明是最高分，卻上不了清華……他不甘心，肯定哪裏出了問題，他想搞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們家6個孩子，都是大學生，就我不是。小時候我們都想當科學家，那會兒有一本書，《科學家談21世紀》，就是談現在，對我影響特別大。後來我上了男四中，也是奔着清華去的。」
「文革」爆發了。「我比較幸運，68年2月就當兵了，航一師的，修飛機。」他在部隊幹得很好。在別人忙着背《毛選》、熱衷政治運動的時候，他去鑽研業務。19歲就成了機械師，有資格和專家一起參加發動機會診。「我們師長對我太器重了，拍着我肩膀，『小伙子，你就是中國航空兵的未來啊。』」
「一直幹下去，現在少說也是個少將、中將什麼的。」他的將軍夢很快破滅了，因為被人誣告，他卷進一個子虛烏有的反革命集團。復員，回北京當了工人。他很快就重新振奮起來，繼續學。
「一年以後，正好趕上73年的考試。73年周恩來說要改革教育，說上大學不考試不行。我考得很好。四門，在電力系統考生里門門第一，清華大學非我莫屬啊。後來出了個張鐵生，交白卷。就變了。不但沒有錄取，還批判我。說你為什麼考這麼好，這裏有問題。說明你不安心當工人，不安心做一個無產階級，非要往臭知識分子那圈子裏面鑽，走白專道路。
「給我氣的，真是氣瘋了。我覺得這個社會太不公道了，一把火就把數理化的書全燒了，不學了。我就研究政治，研究社會科學。我真的很想搞明白共產主義怎麼回事。
「1975年的時候，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的軍事著作，像24卷本的《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戴高樂回憶錄》等等。我都看了。」
好像開了一扇天窗。「這歷史怎麼跟我原來學的都不一樣啊。」疑問越來越大。他又看了很多所謂的「灰皮書」。「當時能看的就是『灰皮書』，內部發行的，因為我父親的級別夠買很多這方面的書。」和上海學者朱學勤在《「娘希匹」和「省軍級」》那篇著名回憶文章中講的一樣，「文革」晚期這批原本作批判用、內部發行的西方社科著作，成了很多人思想啟蒙的火種。
「鄧力群覺得我是不錯的小伙子」
1978年，招工考進社科院時，他的思考已經有點頭緒了。他寫了一篇文章，「想解釋一個問題，就是從建國以來到『文革』，為什麼我們的政策總是要『左傾』，總是要超越現實。」
這篇文章直接影響到他當年考研，他的通知書生生就給領導扣下了。
文章也被當時實際主持社科院工作的副院長鄧力群看到了。鄧在一次大會上講，沈志華的看法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觀點」。
沈志華直接找到鄧力群，「我去了他家。我們聊得挺投機的。我講了我的經歷，我為什麼思考這個問題。後來他覺得挺不錯的這小伙子。」結果第二天，通知書就到了。
很多年後，鄧力群還在一次接見年輕學者的會上說，「現在社會上都說我是『左王』。其實我是很愛才的，當年沈志華，他的觀點我很不同意，但是我還讓他讀了研究生。只要你真有才能，你好好學習，就能為國家做貢獻。」
在監獄裏做學問
社科院的3年，沈志華學得很刻苦。發表了8篇論文，儼然一個青年明星學者了。但是，臨答辯還有十幾天的時候，一場劫難降臨了。「夜裏十點多，家裏來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給銬走了。我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
最後判刑，泄漏國家重大機密罪，兩年徒刑。
原本，公安系統的家裏人打算憑藉關係，辦個保外就醫什麼的，能少受點罪。誰知撞上1983年的「嚴打」。「監獄只進不出。我1984年5月22號從監獄放出來，是『嚴打』以後全國第一個釋放的人。」
「『嚴打』那會兒，一個小房子要擠幾十個人。我們一個挨一個，排着隊睡覺。翻身也要一起，往一個方面翻，總不能臉朝臉吧。」
後來他轉到勞改農場正式服刑。「然後就開始想寫書了。我做那個碩士論文雖然寫了3萬多字，實際上材料非常豐富。一開始沒有紙筆，我就用牙膏皮，寫在《列寧選集》的邊上。那會兒的牙膏跟現在不一樣，都是鉛皮的，能在紙上留下黑色的痕跡。列寧被關的時候，就是拿牙膏皮寫字。我要用的書，都是家裏給我送進來的。那會兒人家盛傳，說北京第二監獄的圖書館就在沈志華床鋪底下，我鋪底下全是書。」
他在監獄裏面還開了一個世界史的課堂。「那幫人聽得津津有味。不能白聽，你得給我做卡片。結果我們那個牢房所有的人都給我抄卡片。我在書上做好標記，他們就摘抄。」
「監獄生活他們都說度日如年，我倒是覺得過得蠻快的。因為在監獄裏頭信息非常閉塞，沒有任何事情干擾你，一天到晚你腦子想的就是你眼前的這個事。我想的就是我這本書。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後來出版了，叫《歷史的啟示》，講的是20年代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探索。
熬過了兩年的監獄生活，1984年5月，沈志華出獄。「最痛苦的就是剛從監獄裏出來的時候。在監獄裏頭，雖然不把你當人看，但是大家都是同等的。出來就不一樣了，人家都是正常人，你找工作沒人要你，樓道里的人見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為什麼很多人一旦進了監獄，這一輩子就淪落了。因為你出來以後，完全是一個社會最下層的人。沒人關注你，沒人信任你，也不給你工作。」
他感慨，如果沒有後來的改革開放，那就簡直無法生活了。「那會兒改革開放，氣氛已經有了，所以也還是有一定的機會的，比如說自己做點小買賣。我弟弟讓我賣水果，弄了一車梨，我推到大柵欄去，半天我就回家了，實在是不好意思開口吆喝啊。」
北京呆不下去，就想到了南下。「85年過年的時候，他們讓我去深圳看看，深圳那會兒英雄不問出路啊。我就去了深圳。跟着幾個朋友一起做進出口貿易。」
後來，研究生時的同學做了華夏出版社的總編，要出一套外國學術叢書「20世紀文庫」，缺人審稿。於是找到了沈志華。他放棄了南方已經穩定的工作，每月700元的工資，回到北京，看稿子，每個月130元。
這一年連軸下來，審完了60多本書，近2000萬字。「到88年底，眼睛壞了，醫生說再繼續下去，就有瞎的危險。我發現，不依靠體制，我自己也可以搞學問。」
「我想不行我還是回去又掙錢去吧，我就回廣州了。」
這就開始了他的黃金生意。
黃金買賣是有嚴格管制的，很多人靠的是走私。但他憑藉自己的學識和誠懇，很快就在北京打開了渠道，拿到了合法批文。「我沒走什麼歪道，我也干不來這個。就是人家負責管事的人認可我。我每月幾次飛北京進貨，每次背個幾塊，一塊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噸黃金。那個時候黃金界都知道我，沈志華，中國頭一號黃金販子，每天在飛機上來回背黃金。」
「後來，海南省的銀行的人，黃金處的人都來找我，說你在北京有什麼關係?給你們一個公司的黃金比我們銀行的還多，下次到北京帶我們一起去吧。」
40歲開始的好運氣
他賺了不少錢。「反正有幾十萬，我就覺得足夠了，自己搞個研究所，能花多少錢，而且正好1990年那年我40歲了，我想不能再幹了，再干就掉錢眼裏出不來了。」
也真如他所說，他的好運氣從40歲開始。「回到北京，我又賺了一把，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對照的《資治通鑑》，很成功。」
開始是跟人合作，他只管內容編輯，組織學者翻譯。後來對方不看好，撤伙了。他被逼上梁山，只好接過來自己干。「發行的時候，我也想了幾招。我把新書發佈會開到人民大會堂，花了錢，上了新聞聯播。」
在北京豐臺新豐賓館的書會上，他爭取到一個小時，給幾百家新華書店的經理講《資治通鑑》。「效果很好，當場就訂出4萬套。」
這一把奠定了他的底氣。他徹底退出了生意圈。「開始寫論文，搞研究了，組研究所，建立史學基金，都是自己出錢墊。這是1993年開始的。」
從回歸學術圈，到正式為同行所承認，進入「體制」，當大學教授，沈志華用了10年。這應了他社科院導師的一句話，「以你的天分，加上現在的用功，10年內肯定成為有名的學者。」
30美金僱用俄國學者
淘蘇聯檔案的事，是他尤為得意的一筆。
蘇聯解體，一大批檔案得以公開。對歷史學者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大概94年，在一個會上，我提出要去搞檔案。我說現在我們是跟國外學者同一個起跑線上，他們也是剛看了這些東西的，我們搞蘇聯史的真是得天獨厚。」
他需要一個官方身份。「沒正式單位，也沒有檔案，誰給你證實，你怎麼出國?」他去找了當時的社科院副院長王忍之。很快就談好了，社科院出名義，沈志華出錢。發文，搞一個俄國檔案收集整理課題。然後他挑了幾個俄文好的就去了。
去了俄羅斯，才發現那裏的效率之低下，令人難以忍受。「一天也就是兩三個小時上班，9點上班，11點才開門。而且特別貴，一頁一個美金，這是國家檔案館，你要是去蘇共中央檔案館，一頁2.8美金。」
「我靈機一動想個招，咱們雇俄國學者干。他們國內學者收費便宜。我們買了幾本指南，複印了大量的目錄，挑出我們需要的。然後走訪各研究所，找人，找願意乾的。那時候帶了好多二鍋頭和茅台。酒過三巡，『哥幾個，有事兒求大家，我們就是想弄點兒檔案回去，主要是研究你們蘇聯的歷史。』俄國人喝完酒，非常活躍，大家談得非常誠心。每人我先發300美金，大家很高興。」
再就是去美國複印檔案。「蘇聯剛解體的時候，他們就花了重金把大量的檔案買走了。一個胡佛研究所，光目錄就上百卷。」
現在，這批花費上百萬巨款的蘇聯檔案差不多已經整理出來了，還在陸續翻譯中。到他家查資料複印檔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複印了兩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華東師大。「我敢說，我北京大興的家裏藏的蘇聯檔案比圖書館都多。」
「國內原來沒有冷戰史研究這麼一個領域。因為中國不怎麼接受冷戰這個概念。你注意看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冷戰一共沒有提幾次，毛澤東文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講過三、四次，而且都是帶引號的。所謂冷戰，他認為是美國的一種政策。所以基本上整個90年代，還不允許出現這個詞。」
「最開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錢。我每年召開一次會，我就看國內誰研究這個，比較不錯的，我來挑人，然後我出錢。」
「我們搞的都是神仙會，規模不大，每次開會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論文要好，而且我們這個會開的那都是針尖對麥芒，你用的什麼材料，我用的什麼材料，你什麼觀點，我什麼觀點，討論得非常熱烈。每次開完會我們都出本論文集，到現在這些論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
這樣一下就把冷戰史的根基打好了。「後來，是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讓我過去，我自己也發現完全靠個人去號召還是有一定問題。當時在北京還不允許用冷戰史這個名目，那會兒還是比較敏感的，觀念沒轉過來。後來就叫了現代史料研究中心。」
現在這個冷戰史處於一種什麼狀態?「完全是一種國際化的，我今天在國內發現了一個新的檔案，寫了一篇文章，明天國際上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國關係了，而趨向於一種社會、經濟領域，甚至是文化領域的研究。比如美國對外政策其中有一個側面，就是它的宣傳戰和心理戰，它這種文化輸入，在哪個國家什麼時候放什麼電影，都是有算計的，它要求影響你的人民，這是它的考慮。反過來講，其實中國也經常搞這種文化外交，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就放《梁山伯與祝英台》，原來中國文化是很優美的，很深沉的，類似這樣的事很多。」
把歷史的真相寫出來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在憂慮傳統的斷裂，歷史學家對此可以做些什麼?
沈志華：我覺得我們搞歷史研究，非常偉大，就是去追蹤歷史的真相，因為人們了解的過去，很多都是失實的。你說這一代一代的人，上中學，上大學的課本就那麼弄下來，這將來怎麼得了，中國的文化怎麼得了?誰來傳承啊?不是老說傳統斷裂了嘛。你真正要想影響這個社會，就得把歷史的真相寫出來。從長遠的觀點看，這個是最本質的東西。人們知道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他自己就會去思考。
人物周刊：你理解的歷史是什麼?
沈志華：歷史過程是一個一個鏈條連接起來的。但是歷史學家講的故事從來是不完整的，為什麼?沒有新的文獻，就說不清這回事。有人說沈老師你講課像說評書一樣，其實有很大的區別。你仔細聽，就知道了。說評書那故事肯定是圓滿的，一環扣一環，一節扣一節，我講歷史，這個現在只能存疑，為什麼?因為沒有進一步能夠證明這個的材料。
人物周刊：學術上您一直都是單幹，很晚才進入大學體制，您對這個環境感受如何?
沈志華：現在的教育體制就是一架行政機器。意志不堅定，或者說內心追求不是很強烈的人，都會被捲入這個機器當中，然後跟着運轉，把你的精力、時間完全耗費在一些表面的事情--名和利上。
搞歷史的人誰不知道得看材料，誰不知道寫東西得有真憑實據。你不能拍拍腦袋想想就說。但是你沒那個時間，上面要求你一年要發幾篇文章，工資又低，你只好去創收，搞一些跟學術沒有太大關係的事。現在大家都在爭項目，為了申請這個，一天到晚就是填表啊，統計啊，一天到晚評比啊，評估啊。久而久之，真的也沒有人做學問，把學生也都帶壞了。這種狀態快10年了。
人物周刊：接下來有什麼學術上的打算?
沈志華：我在的華東師大有了一個專門的「冷戰史研究中心」，學校也很重視。學科建立，人才培養，都有了很好的環境。
我自己這方面，最近資金託管上遇到一點小麻煩，沒法再投入很多了，好在也不用自己貼了。另外，我在上海有一批企業家朋友，素質很高，也願意為文化做點事，也信任我。所以我想將來還是會做一些支持學術的事情，把好的資源整合起來做基金，資助檔案收集整理。博士生有好的課題，也可以來申請。比如很多至今研究很薄弱的領域，比如建國之初大城市的接管工作、秩序的恢復等等，我們可以給你條件，讓你跑檔案，查資料。
人物周刊：到現在為止，有什麼特別遺憾的事情嗎?
沈志華：當初沒有學好英文，和國外同行的交流受限制。當初我跟李丹慧(沈志華夫人)商量，女同志學語言快，想讓她學，哪怕是專門到國外呆兩年都成。但人家自尊心強，不干。(大笑)說憑什麼你搞專業，我就要學英文。現在老了，很難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