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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亮:文革談性最安全 越下流越保險

文革勞改農場最常見的娛樂是談性交、性騷擾和打撲克。每個人都有夜間的故事,聊起來不僅眉飛色舞、手舞足蹈,還帶露骨的表演。而且在這種場所中如果正常談論社會、時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發揮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傳播小道消息」、「拉幫結派」、「散佈反動言論」、「詆毀毛澤東思想」之嫌而招來麻煩,只有談論性交最安全


於是,連我九個人紛紛爬上車,先不讓我掛牌子,我找了個靠駕駛艙的拐角坐下來。帶隊的排長站在車頭,「嘭嘭」!使勁拍了兩下駕駛艙,威風凜凜地喊了聲「開路一麻斯」!我們便向銀川市進發了。《地道戰》《地雷戰》看得次數多了,說「咪唏咪唏」、「開路一麻斯」、「八嘎牙嚕」、「花姑娘的有?」這樣的日本話是一種時尚。

大卡車在碎石路上顛簸,戰士們意氣風發地靠在三面車幫上,御風而立,只有我一人坐着。顛了不久,我偶然掉過頭一瞥,才發現緊靠在我身旁的是個女兵,她穿的綠色軍裝女褲不但沒有系好紐扣,還被撕下了一小截。女褲是側面開口的,不系紐扣,裏面的褲衩就敞露出來了,而這位女兵卻連褲衩也沒穿。不穿褲衩是農村人的習慣,並不稀罕,一則為了節省布料,二則也沒有必要,西北農村人不論男女,晚上睡覺都是光溜溜地鑽進被窩的,用現在時髦的話叫「裸睡」,既不生虱子,睡得又舒坦解乏。我自己就有二十多年之久沒穿過褲衩。女兵那一段裸露的大腿外側,給已經被激發起青春期騷動的我極為強烈的引誘。別人都站着,不會有人注意到我的目光,那一段「白格森森」的大腿又與我的眼睛在同一水平上,我就可不時地放肆地盯住它看。

她的皮膚不止「白格森森」並且細膩光潔,隨着車身的搖晃時而緊繃時而鬆弛,表現出無比的活力與彈性。順着腿部往上看,見到了她豐滿的臀部,是標準的半月形,腰肢滾圓而挺拔,乳房高聳,乳峰還微微向上翹起。一身綠軍裝仿佛無法包束她內在的張力,不僅像充滿氣的氣球那樣鼓鼓的,並且具有一種不知它什麼時候會爆炸的殺傷性的誘惑力。多年後,「性感」一詞走上枱面時,我才領會到多年前見到的她就是「性感」!她臉龐紅潤飽滿,一臉的天真無邪,她正眯着眼睛、高挑着眉毛向遠方眺望,一頭齊耳的短髮隨風飄拂,如玉樹臨風一般。在那時人手一冊的《毛主席語錄》後附的《毛主席詩詞》裏,我發現毛主席描繪人物景物的詩句只有一句有具象性意義,那就是「颯爽英姿五尺槍」,其餘的都是大而化之的宏觀概括或水墨畫式的寫意。這時,我不得不嘆服「颯爽英姿五尺槍」的準確精煉。她靠在車幫上的姿態,沒有什麼能比這句詩來形容更傳神的了,她就是這句詩的形象化詮釋,何況她身邊真有杆「五尺槍」哩!

路邊的白楊樹影一段段投射到車上,像飛速閃動的柵欄那樣令人目眩。卡車不停地搖晃,我的頭不時碰到她的大腿,使我的心比卡車顫動得還激烈。她並不挪開身子,就任我碰撞,也許她自己並沒發現她的褲扣沒系好。但這巴掌大的一塊女性的肉體,令我生出一種倚翠偎紅的柔情,讓我想入非非,好像註定我應該和她有段羅曼史,不然這次艷遇便白白浪費了。我後來發表的《土牢情話》的胚胎就在此刻受孕,她就是那小說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這天真美麗!

沒料到卡車這麼快就到了銀川市西門。卡車停下來按響喇叭,周圍人聲鼎沸,排長伸長脖子扯着嗓子叫喊「讓路」。我不得不也站起來看是怎麼回事。一看,銀川西門橋這一片已經人山人海,連西門外的唐徠渠邊只有碗口粗的小樹上也爬滿了娃娃。卡車別想再往前開了。排長下了車,擠進人群中去交涉,很快,排長也被淹沒到人海里去了。戰士們個個興奮莫名,性感女兵高興地在車上像跳繩似地一蹦一跳。的確,這樣盛大的群眾場面在南梁農場或說是農建十三師五團從未見過,這預示著有一場非常精彩的好戲要開場。

等了一刻鐘的樣子,排長滿頭大汗地擠回車跟前,罵道,他媽的,扣子也擠掉了!咱們來晚了,公審大會已經開完了,這會兒就等着看槍斃人了。讀者可以算算時間,從早上七點出工時開始,我在連部門口等連長和排長爭論,又跟「迷糊」一起走了十幾里路,進了團部政治部耽誤了一會兒,然後是團革委會成員討論,找牌子,換版面,到我們九人爬上卡車顛簸了三十多公里路,車到銀川當然已是中午時分了。

排長說西門外就是「殺場」,公審大會是在銀川市南門廣場召開的(今天那裏還是開大會的地方),他們的任務是把我押到那裏與全市的牛鬼蛇神一齊集中「受教育」,可惜我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機會。現在大隊人馬正在「遊街」,不久就會「游」到「殺場」來執行槍決,聽說要槍斃一百多人哩。

「要槍斃一百多人!」這種場面前所未有,千載難逢。「噠噠噠……」一個戰士端起「迷糊」說的「破槍」,裝作是端了挺機關槍的樣子說,「乾脆,用機槍掃了它屁了!」「屁了」是「算了」的意思,不是我寫錯了字。性感女兵更興致勃勃,跳着蹦着說非看不可。而不看也不行了,卡車被大群人包圍,根本無法掉頭。

沒多久,西門大街上就浩浩蕩蕩來了大隊人馬,開路的是幾輛吉普車,上面坐着真正的武裝戰士。那時,解放軍、警察、公安人員、軍墾部隊直至普通百姓中的學生娃娃、紅衛兵等等,服裝好像沒什麼顯著的區別,至少在我的眼裏,一律是綠軍裝。我說真正的武裝戰士,是指這些士兵穿的綠軍裝上佩有紅領章和紅五角星帽徽,手裏拿的不是「破槍」而是我叫不出名堂的現代化武器。「殺場」居然沒有戒嚴,聽任大片人群推來擠去,吉普車上的士兵不得不跳下來橫着槍桿子將人往外搡,好不容易才開出一條通道。吉普車後是一溜大卡車,沿着通道吭吭地開到唐徠渠邊一片開闊的荒地上。

如今那片荒地已高樓林立,成了居民區,北面是銀川市的「高新技術開發區」。而過去,這裏歷來是「殺場」,聽寧夏的老勞改犯人說,馬鴻逵時代曾流行這樣罵人的話:「媽拉巴子!把這嘎子拉到西門外去!」意思就是把他槍斃掉。我在卡車上居高臨下看出來,集合到這片荒地上來的市民好像是自發的,無組織的,因而是無序的。公審大會上肯定有必不可少的橫幅標語,可是遊街時恐怕沒帶着,所以「殺場」上竟然沒有一條標語橫幅,就一反常態地顯得毫無政治氣氛,變成類似老百姓趕廟會的活動,帶有濃郁的娛樂休閒性質。我不禁想到當時報紙上刊登的口號:「革命,是革命群眾的節日!」今天就完全體現出這句話了,眼前就是一派節日景象。

前面幾輛卡車上,押的是一般牛鬼蛇神,只給他們掛了牌子,並沒捆綁,爬下車的牛鬼蛇神們神情沮喪但還不恐懼,看得出他們和我一樣是來陪綁的。把他們一排排地列好了隊,後來的卡車上才是死刑犯,不但掛了大牌子,結結實實地捆綁着,還在他們脖子後面插了杆長長的標識。標識上紅黑相間,寫的什麼看不清楚,只見上面都劃了一個給學生批作業表示「對」的那種紅勾。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也無心去弄明白它的意思,只是我一看到「耐克」商標就聯想到槍斃。

行刑的人和被行刑的人,也就是主角都登場了,群眾更亂成一團,蜂擁而上。士兵們橫着槍連推帶吆喝地開始清場地。人們還是怕槍的,紛紛向兩旁避讓,不一會兒就在人群中間露出一塊空地。人群呈扇形地圍在旁邊,最前邊一圈是押來陪綁的牛鬼蛇神。我們雖然站得較高,但距離那塊空地還很遠。我們的排長大概見過這種場面,人又精明,說:「他媽的,要看,咱們就走近點看。他們有槍,咱們也有槍,他們有陪綁的,我們也有『老修』。來來來!咱們就帶着『老修』往裏擠,看他們敢把咱們咋樣了!」大家都說這主意好,性感女兵高興得拍手,清純又嫵媚。於是戰士們把牌子掛到我脖子上,女兵還很細心地把我衣領翻上去,用衣領墊着鐵絲。這使我更下決心非要與她浪漫一次不可。我瞥了她一眼,卻發現她僅僅出於本能,並沒有什麼默默傳情的含意。

八個武裝戰士,排長領三個端着「破槍」在前面開路,兩個在我兩邊押着我,一男一女跟在後面壓陣。司機不能去,趴在車窗口啐唾沫,目送我們上「殺場」。果然這方法很有效,人群見到我們這支隊伍立即向兩邊讓開,人人都用驚喜的眼光打量我,因為外圍這些人看不見前面槍斃的場景,突然從後面躥出個掛牌子的牛鬼蛇神,就像看到即將上場的演員那樣感到意外的幸運。我聽見兩邊不斷有人問,「是槍斃的不是?是槍斃的不是?是槍斃的不是……」好像我不被槍斃就會讓他們失望,不具有觀賞價值,使我不由得慚愧地低下頭去。

擠到接近「殺場」再也擠不進去了,前面就是陪綁的,並且有正式的武裝士兵押着,我們這隊冒牌的武裝戰士只好停在他們後面。八個農工兼戰士儘量伸長脖子朝前夠着望。我一方面不由自主有種兔死狐悲之感,另方面,牌子掛在我身上,如果我也跟革命群眾一樣欣喜雀躍地觀賞槍斃,也太不進入角色了,我只好微低着腦袋看四周的人群。這時,我驚詫地看到了過去從未見過的罪犯。

我長期在勞改農場摸爬滾打,犯法犯錯的罪人見過不少,可謂見多識廣。可是,1958年我以右派分子罪名勞改時,同勞改的人中最小的也年滿十八歲。這十八歲的右派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能把一部《古文觀止》從《鄭伯克段於鄢》一直背誦到張溥的《五人墓碑記》。但滿腹文章不能充飢,1960年終於餓倒在田埂上,再也沒爬起來。後來進了「牛棚」,雖然稱呼我「老修」,但在那裏面我還算最年輕的,其實應以「小修」稱之才對。而現在站在我身邊的竟然是個不滿十歲的女童,胸前用細麻繩吊着一塊小紙牌。這樣小的牌子用今天的話說應屬於「袖珍型」或「迷你型」的式樣,在當時一般批斗大會絕對見不到。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寫着這樣幾個字:

反動學生

×美麗因為這篇文章非虛構性文字,姓氏姑且以×代之。其實,那塊牌子已刻骨銘心,令我終生難忘。

美麗拉長着小臉,低着小腦袋,想必她已嚎啕大哭過了,現在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動不動。顯然,最前排陪綁的人是在公審大會上一一點過名的,由真正的武裝戰士用大卡車押來「殺場」,站在後面陪綁的是類似我這樣身份的人,是各機關單位工礦學校奉命派人押來「受教育」的。我不知道美麗是學校押來的還是街道革委會押來的,她由四個中年人帶着,其中有個教師模樣的婦女。一個十歲的小「反動學生」居然要四個成年人看守押送,好像她有多麼重要或是像十三妹那樣武藝高強,但我看出來這四個人和押我的八個武裝戰士相同,是沾她的光,趁機來觀看槍斃的。在小說《習慣死亡》中,我把她父親安排在現場,實際沒有,緊挨着她的就是那個中年婦女,一臉既緊張又興奮的表情。我一點也看不見「殺場」上的情景,押我的戰士剝奪了我「受教育」的權利,齊齊地擋在我前面,我只能仔細地觀察美麗。

在夏日正午的陽光下,她一頭一臉髒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額發沾在前額上,幹了的淚痕和鼻涕結成了痂,糊了個大花臉,她低垂着眼皮,緊抿着嘴唇,也不向兩邊張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忽然,我發現她已經是成年人了,她的神情雖然沮喪卻一點也不畏葸,面部表情倔強內向,一副「看你們把我怎麼辦」的樣子。我不由得暗暗地敬佩她並想向她伸出手去。但這會兒前面高聲喊了不知什麼話,那中年婦女善意地用手在美麗頭上擼了一把,說:

「別怕,別怕,這是跟你鬧着玩的!」

她的話音剛落,前方就「乒乒……」響起洪亮而又沉悶的槍聲,像我曾聽過的汽車爆胎的聲音。不止我和美麗,人們都顫了一下,但一陣就沒了,不再響了。這時,全場奇怪地靜默了十幾秒鐘,好像還在期待開槍似的。等明白再不會響槍時,人群突然轟一下地熱鬧起來,高呼大叫卻又不是喊政治口號,嘈雜的話語聲騰空而起。接下來,在士兵的驅趕下,人們逐漸向馬路邊散去,邊走邊回頭望,仿佛還意猶未盡。散場時,人們你推我搡,一轉眼,美麗就不見了。我始終沒看到美麗的全身,她有多高,是胖是瘦,那天穿的什麼樣的衣裳。因為她一直低着頭,臉上佈滿汗跡、淚痕、鼻涕,我也記不起她的臉龐,只清楚地記得她掛的牌子。

實際上,我們這群站在後面的人,包括押送牛鬼蛇神的革命群眾,都不能將槍斃人的精彩場面盡收眼底。即使最前面那排由正規士兵押着陪綁的牛鬼蛇神,距離空地中心地帶也有六七十米遠,何況士兵又選了荒地中的一塊低洼地執行槍決。然而,向馬路走的途中,誰也不承認自己沒有看見,都繪聲繪色地述說自己「親眼」看見了什麼什麼樣的妙景奇觀:槍口是怎樣對着人腦袋的,槍子兒是怎樣鑽進鑽出的,人是怎樣倒下去的,血是怎樣噴出來的,腦袋瓜子里的腦漿和着血「就像蘸上辣椒油的豆腐腦」,等等等等,這給我後來寫《習慣死亡》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七個男人一個個說得唾沫橫飛,只有性感女兵懊喪地說老實話:她啥也沒看見,白來了一趟。

到了我們卡車跟前,司機抄着手靠在車旁罵排長,狗日的!你聽錯了,啥槍斃一百多人,公審大會上一共才宣判了一百多人!有的判有期徒刑,有的判無期徒刑,有的判監外執行,有的戴上「帽子」交群眾管制,真正挨槍子兒只有十來個。這次公審大會也不叫「公審大會」,叫什麼「一打三反動員大會」。我相信司機的話,每次政治運動都以整人和殺人開場,「一打三反」當然也不例外。司機埋怨,早知道這樣就不來了。司機幾乎天天開車進銀川,他並不稀罕來銀川市的機會。我們去「殺場」的九個人反而沒有等在馬路上的司機打聽得清楚,七個戰士怪罪排長,鬧着要排長掏腰包請吃飯。說,怪不得槍響一陣子就不響了,就他媽的槍斃十來個還讓我們往前擠,擠得滿身臭汗,都是你王八蛋的鬧騰的,早知道我們在車上看也一樣。因為性感女兵走在我們一群人後面,她是最後一個回到卡車邊的,在她替我摘掉牌子時,我裝着無意地問性感女兵,我旁邊有個小娃娃也是來陪綁的,她為的是啥?性感女兵一邊側着臉跟排長起鬨,一邊笑着對我說,聽帶她的人說是「喊錯了口號」。性感女兵的口氣一點也沒表現出這有什麼可詫異的,就像是四個大人把孩子領出來逛公園那樣自然。

八個人圍着卡車追打了一圈,排長終於擺脫了戰士們的糾纏,用命令的口吻喊:「上車上車!哪家都有飯,你們的婆娘還等着你們回家吃哩!」又安撫人們道:「咱們過了尹家渠,那裏有片瓜田,咱們吃它個狗日的!」於是大家又爬上車,人都上齊了,排長還是和來時一樣,拍了拍車頂,威風凜凜地喊了聲:「開路一麻斯!」卡車慢慢地從人群中掉過頭,向「家」和「婆娘」的方向開去。

我爬上卡車,站在高處向「殺場」望去,只見一群士兵還在低洼地四周忙碌,不知他們在忙些什麼。反倒是爬在樹上的那些娃娃在遠處看得清楚,所以最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娃娃,一群群地追逐着用手比作槍的模樣,「乒乒乓乓」地互相槍斃對方,唐徠渠邊一片喊打喊殺的歡快的嬉戲聲。

這幫娃娃都是和美麗同樣大的孩子。

上了卡車,大家和來時一樣各自站立在原來的位置上。性感女兵還是站在我旁邊,大腿上那塊「白格森森」的肉仍然袒露在我眼前。我突然覺得那塊大腿肉變得既蒼白又無彈性,我也失去了觀賞的興致。我心中湧起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慨,並非兔死狐悲的哀輓,也不僅僅是可憐被槍斃的人,而是對整個世界和人的深深的憐憫。這種情愫堵在胸中,使我一下子感到噁心,昏昏沉沉的,就像暈車的那種感覺。

卡車不一會兒就過了鐵路,到了尹家渠地界,果然看到一大片瓜田。車開慢了,緩緩地尋找哪一片有成熟的瓜。有個戰士本來就是種瓜的農工,非常內行,他說了聲「到了」,車就停了下來。戰士們興高采烈地跳下車,一個戰士高喊了聲:「鬼子進村!」一伙人全笑了,紛紛喊着「咪唏咪唏」、「花姑娘的有?」「嘶啦嘶啦的!」衝進瓜田,再現了電影《地道戰》《地雷戰》裏的場面,那是我們田間俱樂部里的保留節目之一。

瓜田旁的窩棚里有兩個看守瓜的公社社員,但對這群日本鬼子似的戰士視而不見,毫不過問。任何人一扛上槍就有了特權,何況拿公家的東西與自己無關,在當時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現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人都搶了個大西瓜抱回來。戰士們的「破槍」上並沒有刀,但西瓜真的熟透了,用手一拍就裂成好幾瓣,戰士也遞了一大塊給我。我捧在手上,看着血紅的瓜瓤,想起剛剛戰士們說的腦漿,怎麼也難於張口,可是戰士畢竟是戰士,毫無所動,那個描繪腦漿的戰士和聽見這種描繪的性感女兵,也沒有表現出有什麼聯想,無所畏懼地啃着西瓜,連聲贊甜。我猛地悟到,在1966年到1968年之間我正在勞改農場,沒有見過「文革」的種種場面,聽說「文革」初期農建十三師也搞過武鬥,寧夏的武鬥還死了很多人,毛主席教導說,「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而我卻錯過了鍛煉的機會。戰士們包括性感女兵在內,在「文革」前期「經風雨見世面」的過程中,大約見識過不少,已經見怪不怪了。責怪他們殘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只能責怪自己在封閉的勞改隊中見的世面少,以致多愁善感,神經過敏。《地道戰》《地雷戰》及蘇聯老電影和阿爾巴尼亞影片中拍攝出的戰鬥血腥場面,不也是讓人欣賞的嗎,看槍斃人而無動於衷又有什麼錯呢?這八個農工兼戰士看押着我一路來回,不是對我也很友善嗎?他們雖是農工扮演的武裝戰士,但按理論上說我也是他們的「階級敵人」,而他們卻一點沒把我當外人,我有什麼資格責備他們不善良?悟出這個道理,我也捧着西瓜啃起來,真的很甜,並且解渴。

頓悟之後,吃完西瓜開車時,那一片「白格森森」的大腿在我眼裏又妖嬈誘人了,現在上面布着一層細密的汗珠,更有一種溫玉似的滑潤感。

然而,卡車很快就到了場部。一進場部戰士們馬上分道揚鑣,包括性感女兵也迫不及待地背着槍飛快跑回家,竟沒有一個人管我。排長也跑得不見了,牌子也沒人收了,任其撂在滿地西瓜籽的卡車上。我看了看牌子,上面還有一筆顏體行書寫的我名字,我一把將它撕掉,也獨自一人向連隊走去。

走在從場部到連隊的那條如「迷糊」說的連只狗都沒有的土路上,已經下午四點多鐘了。夏日的陽光還很強烈。和早晨的清新氣息不同,金黃的小麥和綠色的玉米高粱,經過正午太陽的照射,田野上莊稼成熟得濃香撲鼻。沒有風,香味四溢並向天空冉冉升騰,我仿佛能看見香氣的絢麗多彩。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氣。大自然的美麗和「反動學生」美麗,都提示我一定要在這美麗的世界頑強地活下去,並且要和那些農工兼戰士一樣快樂地活着。「看你們把我怎麼辦」!沒有什麼比活着並且快樂更重要的了。

走到我們連隊的蔬菜地。想想回去也沒「婆娘」等我吃飯,我還要等到食堂七點多鐘以後開飯才能捧着碗去打,還不如鑽進菜地里偷些西紅柿黃瓜一類的蔬菜充飢。

勞動改造的二十多年中我偷吃了太多的瓜果蔬菜,弄得我現在完全不吃水果,多好的水果都不吃。但那時我還是要吃的。我偷了不少成熟的黃瓜西紅柿,在小樹林中找了塊既僻靜又蔭涼的地方坐下來享受。

這時,我已經不再多愁善感了。一個人要成熟,僅是一剎那間的事。真的,這一切都如那位中年婦女所說,「是跟你鬧着玩的」。仔細回想,從「迷糊」帶我到團部,從跟團部武裝戰士去銀川「殺場」,從群眾圍觀槍斃如同觀賞演戲,一直到觀賞完槍斃後大嚼西瓜再回團部,今天一天沒有哪一個細節不是在「鬧着玩」。我在少年時期的1949年前,曾看過不少荷里活反映二戰的影片,也常有將人處以死刑的場面。我記得不管是好人處死壞人或壞人處死好人,在處決前都要舉行一定的儀式,至少要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可是今天我沒見到有什麼儀式,也許「公審大會」就是儀式吧?即使那是某種新的革命儀式,在臨槍斃犯人前的那一刻我也覺得太草率了,事先就沒把「殺場」準備妥當,從把犯人拉下來直到槍響,似乎都草草了事,像是「鬧着玩」的,沒有絲毫要結束人活生生的生命時必須有的莊重感和儀式感,難怪革命群眾感到不滿足,意猶未盡。

真是「鬧着玩」!但怎麼全民都會一起「鬧」一起「玩」,玩鬧得還非常投入,非常開心呢?到1970年,我已經勞動改造了十二年,在勞改農場與「牛棚」之間幾進幾出。在這十二年中,我雖掛塊牌子被批被鬥過,卻從未挨過打、下過跪、綁過繩、游過街、受過「逼供信」,更沒有遭到剪陰陽頭、戴高帽、塗花臉等等凌虐,自母親去世後已無「家」可「破」,我孑然一身,只要我活着,也無「人」可「亡」,在政治形勢稍有緩和時,我在革命群眾中還相當愉快,田間俱樂部是我至今還留戀的場所,是我性啟蒙的大學堂,使我受益匪淺。所以,我難以用一個受害的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觀察「文革」,卻很理解一般勞動群眾的心路歷程。我在那時就發現,批倒批臭了「資產階級管卡壓」,上下混同,重新洗牌的時候,勞動群眾確實有種空前的解放感,由衷地熱情洋溢,高呼「萬歲」,積極揪鬥「走資派」。但勞動群眾是非常聰明並且講現實的,在他們發現真正被打倒的僅僅是些與他們毫不相干,遙不可及,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高層人物,平時直接對他們實施「管卡壓」的幹部卻一個個被「解放」,「掛起來」的極少,一般都變成「銅像」,有的甚至官復原職的時候,他們就感覺上面是跟他們「鬧着玩」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這場「革命」中,他們除了可以因為開會多而少幹活之外,在物質上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生活水平沒有改善反而顯著下降。「文革」的要害,在於直接損害了勞動群眾根本的經濟利益。這樣,他們更加確定不疑地認為是上面跟他們「鬧着玩」的了。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表達不滿,更不能反抗的條件下,他們就不自覺地以擁抱政治、貼近政治的形式來疏離政治、玩弄政治。勞動群眾是非常會「鬧着玩」、非常會「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對上面提出的革命口號與提倡的高尚道德,他們非「鬧」得與其背道而馳不可。最後,「鬧」得毛主席的理想完全落空,「革命」的現實離毛主席的理想越來越遠。但這決不能怪罪勞動群眾,因為「文革」並不是勞動群眾發動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場「運動群眾」,只能由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承擔責任。

「文革」時,上面召開的形形色色的批鬥會及發下的各種法規、制度、紀律包括「毛主席語錄」、「最高最新指示」等等,勞動群眾決不會正正經經地對待,都以「鬧着玩」的手法將其稀釋成玩鬧。區別無非是有人不小心「玩」死了人,有人不小心被人「玩」死了而已。而這種「鬧着玩」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在上下雙向互動中不自覺地形成的,所以就逐漸成為深入民間的民風民俗,以至於成了「文革」形成的民族集體無意識。

當時的報紙上登有林副統帥語錄:「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這話並非林彪的發明,源於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更早出於黑格爾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題。確實,整個中國人都「鬧着玩」,有它哲學上的高度合理性。

在軍事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中,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群眾確實沒有受剝削、受壓榨,因為勞動群眾早已把勞動場所變成娛樂場所了,在所有的勞動工地上都能「鬧着玩」,甚至對必須嚴格遵守、不遵守就會鬧出人命的技術操作規程,他們也會不惜生命地「鬧着玩」。他們的收入雖然微薄,但剛好符合他們「鬧着玩」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他們對自己付出的勞動善於稱斤論兩,國家別想占他們一點便宜。在每天都要「政治學習」,「階級鬥爭要天天講」,可是兩個月才能看一次重複放映多次的老電影,一年中才能看兩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演出,再沒有其他娛樂的情況下,他們會把所有的政治集會包括槍斃人都當成戲劇演出來觀賞取樂。正好,「文革」又給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以別人的不幸來對比自己幸運,以別人的痛苦來取得自己的快樂,以別人的死亡來印證自己生存的機會。遭殃的人在這麼多中國人口中畢竟只佔少數,大多數中國人卻能夠從這不到一半人的災難中尋找到安慰,獲得優越感。譬如今天,僅僅槍斃了十來個人卻讓近萬人看得開心,可說是「犧牲了十來個,快樂了近萬人」。他們只有以「鬧着玩」的態度才能生存並感到快樂。不正經的政治只能以不正經的態度應付。要正正經經地對待生活,最終結果只有自殺或抑鬱而死。對別人生命的冷漠,恰恰說明了人們對自己苟延殘喘的生命的珍愛,這就是「文革」形成的文化生態。對別人生命的冷漠已經成了我們民族的文化取向,滲入我們的血液以至骨髓。

請別認為以上是我現在的認識,那時我就領悟到必須不能正正經經地對待眼前發生的一切。果然,我一回連隊就被集中到「學習班」。因為毛主席指示說「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群專隊」改了個稱呼,叫「學習班」了。連隊的牛鬼蛇神又一次被集中在一個「班」里。別以為「學習班」真學習了什麼,那是「跟你鬧着玩的」,我始終不明白「打」的是哪個「一」,「反」的是哪個「三」。好在「學習班」縮小了規模,不是以全團而是以連隊為單位,仍然和革命群眾一起勞動,我還有和女菩薩們見面的機會,所以日子過得還不錯。轉年到「九一三」,連林副主席也不小心被「玩」死了,「學習班」也就解散。我回到田間俱樂部後,發現「九一三」事件使革命群眾更看透了,他們每天都變着花樣「鬧着玩」,讓我更加開心了。

「鬧着玩」的文化心態一直到今天還影響着我。至今,我回憶起「文革」當然會感到沉重,卻怎麼也不會嚴肅和莊重。後來我曾在不同場合跟作家朋友聊起我見過一個不滿十歲的女童掛着牌子到「殺場」陪綁的事,想不到竟有好幾位朋友說「文革」時期也曾在他們那裏發生過,毫不稀奇。殘忍的事發生多了,竟會沖淡殘忍本身,使殘忍變成一種常態。你所見所聞「文革」中的事件不論多麼古怪離奇,馬上就有人會說出另一件事比你說的更離奇古怪,以致你會失去再一次述說的興趣,這大概也是我們漸漸淡忘「文革」的一個原因吧。

後來,據說那天被槍斃的人中大多數都給予了「平反」。但我覺得他們的死總比在悲憤中悄悄地自殺和在「牛棚」里莫名其妙地「自然死亡」要好些。一,因為槍斃他們的時候雖然人聲嘈雜,卻沒有一個人說他們「該死」;二,他們死亡時有近萬人來給他們送葬,也可說是很壯烈的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寧夏的樹木曾大面積地受到天牛蟲害,路邊碧綠的楊樹、柳樹幾乎都死光砍光,奇怪的是唐徠渠邊一排排曾爬滿娃娃的樹卻安然無恙。當年碗口粗的小樹已長成了合抱大樹,渠邊修建成公園,很是熱鬧。而深藏在那些合抱大樹中的年輪,當然有「文革」時期形成的。我們無法把那十年的年輪從大樹中剔除出去,如果我們非要將它開刀,剔除掉那些年輪,樹木也不能存活了。

還有美麗,還有欣賞槍斃和互相「槍斃」的孩子,現在肯定都有了孩子,被「文革文化」污染的血液,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往下流傳。

但人不是樹木,血液病還是可以治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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