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編者註：作者已經去世，被曝有多個情婦。
緣起
2004年11月8日夜十點多鐘，我的手機突然響起。從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點感冒症狀，關節酸疼，流鼻涕，慵懶，所以8號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這時一邊懊惱沒有關手機，一邊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里的手機。一聽，出乎意料是小林的聲音，她說《收穫》策劃了一個新的紀實性專欄，總的題目和希拉里的那本書名一樣，叫「親歷歷史」，約我寫一篇。我說寫「反右」行不行？小林說還是寫「文革」吧。我說，「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勞改農場，勞改隊裏不搞「文革」，我好像無從寫起。小林說，「文革」有十年的歷史哩！哦，「文革」竟鬧了十年，連我自己都忘了！
關了機，我一夜難眠，第二天精神卻好起來。
「文革」鬧了十年，我準備只寫一天。這篇文章我一開始就寫上寫作緣由的準確時間，是因為事件發生那天的準確時間我也忘了。我們常說我們是個健忘的民族，卻很少責備自己個人也健忘。但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是千真萬確的，有近萬人目睹，場面宏大。事實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雖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間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沖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塗抹不掉事實。我曾將此事寫進小說《習慣死亡》，這書譯成了二十多種文字，但所有的讀者都把它當虛構的故事。我寫這篇文章也是要告訴讀者，那不是故事，沒有一點虛構的成分。
一開始就寫下準確日子還因為，我感到身體不適的這天正是11月7日。這一天，絕大多數中國人大約也忘卻了。11月7日對中國人來說曾是一個偉大的日子--「蘇聯十月革命節」，所謂攻打冬宮的「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多年中，每年的這一天在中國是僅次於「十一」國慶節的節日，全國人民都要採取規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儀式來紀念它。我們不再紀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這個節日總讓我念念不忘。每到日曆翻到這一天，我耳邊似乎就會響起阿芙洛爾巡洋艦的隆隆炮聲。這個節日是因我年輕時每年都過而至今印象深刻，那麼我述說的這個真實故事的主人公，今天會是怎樣的呢？她年幼時就「親歷」過那樣的「歷史」，我很難想像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來，更不知道如果她還活着並偶然看到我這篇文章，是否會觸及她的隱痛，給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後一種情況，她一定是和我一樣堅強的人，甚至比我更堅強。她看了這篇文章，一定會親自站出來說話，她的述說當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這樣！
上
我在馬克思《資本論》的注釋中讀到，「一個人不能以同一個罪行判處兩次」，可是那是資產階級法律，無產階級法律好像不是這樣，不但可以將人的同一罪行判處兩次，還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後面一次的判處中將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我的罪名從「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臨近過年時，被一輛吉普車從南梁農場又押回西湖農場勞動改造。其實，對這樣的判處我還是很慶幸的。因為1958年在西湖農場第一次勞改三年，至1961年釋放到南梁農場就業以後，我仍是以一個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農工一起勞動的。像一隻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覓食一樣，時時刻刻的提心弔膽可想而知。在勞改隊裏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誰也別說誰。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種用別人對我的態度來對待別人的本能，因而送我進勞改隊我倒仿佛有一種回家的感覺，能應付自如了。是的，勞改隊已成了我的家，或說是我天生就應該生活在勞改隊裏面，就像蝸牛就應該生活在它的殼裏。
我記得1966年夏天，勞改隊外的社會上文化大革命鬧得很兇的時候，一天，我正在稻田裏薅草，勞改隊長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邊說：「你在這裏真走運！你知不知道銀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還貼着你的《大風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話，非把你拉出去掛大牌子遊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確實感到很幸運。後來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寧夏「走資派」舉辦的，展出我的《大風歌》，為的是企圖證明「文化革命」在寧夏已經進行過並取得「成就」了，以此來抵制這次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當時倘若我在社會上，肯定會受到「走資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擊。
可是我在勞改隊的好景不長，遺憾的是只判了三年，1968年過年前到期，我第二次勞改釋放後又回到南梁農場。果然如勞改隊長說的不走運，一回南梁農場我就被「群專」，等於沒有釋放。
「群專」是「無產階級革命群眾專政」的簡稱。「文革」中，每一個機關單位工礦學校都把各自內部的「階級異己分子」集中起來管制勞動。勞動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課，全國遍地都設有大大小小的勞改隊，俗稱「牛棚」。聽來似乎是全國養殖業大繁榮，其實是雜七雜八的「牛鬼蛇神」統統關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帶出去無休止地勞動。
勞改生活我早已習慣了，進了「牛棚」不過是換了個地方勞動而已。但這種「牛棚」對我來說真感新鮮。1965年將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黨委書記、場長及一些隊長、政工人員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槍的造反派押着勞動。這裏必須補充一句，我1965年從南梁農場押走的時候，南梁還是屬於農墾部門管理的國營農場，1968年回來，它已經改制為軍墾單位，成了蘭州軍區下轄的農建十三師第五團，生產隊組都改成連、排、班的軍事編制。我所在的生產隊是武裝連，革命群眾都配備有槍枝彈藥，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綠軍裝。原來被管的管人了，原來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氣的挎槍的武裝戰士管。孔夫子的古訓整個顛倒過來，成了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確實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讓我詫異的還有，被看管的幹部勞動起來比我認真踏實得多。我早已在勞改隊裏練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們不，他們比革命群眾勞動還積極，人人都可評為勞動模範。認罪的態度也比我好。從革命群眾對他們的批鬥和大字報上來看，他們的罪名好像比我還重。經過1960年全國範圍的大饑饉和《資本論》的啟發，我的思想已開始有所覺悟，餓死了上千萬老百姓的社會叫什麼「社會主義」？！認識到錯的不是我而是當局，這點我已寫進了小說《我的菩提樹》。而這些「走資派」不論在批鬥他們的會上或會下，個個都低頭認罪。儘管他們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認的，因為那可是「反對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點是人們犯的任何罪錯都直接與「反對毛主席」掛鈎，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對毛主席」聯繫起來。我的「右派」罪行雖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沒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聽聽他們罪名下的罪行，不過是執行了農業生產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種種正常的生產管理今天被視為是「資產階級管、卡、壓」，當然等於反對毛主席了。更讓我長見識的是，只要他們低頭承認「反對毛主席」這項重罪，革命群眾好像就心滿意足了，並不會根據他本人承認的罪名給予判決，立即拉出去槍斃。在批鬥會上呼叫得震天響的各種令人驚心動魄的血腥口號，表現出革命群眾獲得勝利的歡快心情。每次批鬥會的內容都一樣，並不能批出什麼新鮮材料來。可是儘管如此，也不厭其煩地隔幾天來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內心裏也感到不公：我並沒有反對毛主席，卻勞改三年再三年，他們反對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鬥一斗，頂多掛掛牌子坐坐土飛機。這叫什麼「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遊戲！
但是，在南梁農場的「牛棚」又名「群專隊」里，我跟當初把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場長、書記、幹部們居然能稱兄道弟，相互稱呼老張、老王、老李。夜裏睡覺前，我們還會聊些與政治無關的話題，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經驗，為雞毛蒜皮的小事還會爭論一番，頗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這時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樣：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時移事移、幹部遭殃的時候，在「牛棚」里我還感受到一種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進勞改隊前，我在南梁農場的綽號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從勞改隊又回到南梁農場的「牛棚」時，綽號變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公安局給我定的正式罪名僅僅是「反革命分子」，怎麼多了「修正」二字呢？原來，在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把我再次送進勞改隊之前，農場領導（就是現在跟我關在一起的幹部）曾命令我寫一份思想檢查，交代自己對右派罪行的認識。我一方面為了表現思想交代得徹底，一方面也是因愛寫作的壞習氣，何況紙和筆都免費提供，更有一種發泄不滿的心理作怪，竟洋洋灑灑寫了份近萬字的《思想檢查》，遠遠超出了領導的要求。結果，《思想檢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綱領」。這份「反革命綱領」的要點在宣判我的公審大會上曾向幹部農工宣讀過，等於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傳，搞得南梁農場人人皆知。誰知，三年後，鬧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國揭發劉少奇鄧小平，幹部農工們發現我的「反革命綱領」竟然和這些大「走資派」不謀而合：對內主張承認農戶家庭在集體經濟中的地位，開放城市農貿市場，允許包產到戶甚至單幹；對外主張與所有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國家。這種主張在「文革」中被概括為劉鄧路線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個偏僻閉塞的農場底層日日夜夜勞動，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層的「走資派」相通，這不能不讓人側目而視，覺得我「不簡單」。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壞、右、走資派都有了，還差個「修正主義分子」，我就頂了這個位置，平時以「老修」稱之。
人們崇拜英雄，也崇拜壞蛋，只要這個壞蛋壞得出奇，壞得特別，而且與他們沒有直接利害關係。我在人們眼中就是這樣一個壞得特別、壞得出奇，對他們也沒有危害的壞蛋，從而贏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實質上是一種略帶親熱的暱稱，不但曾把我送進勞改隊的「走資派」常給我煙抽，連看管我們的武裝戰士有時還跟我開一些下流玩笑（現在叫「黃段子」）。
中國各機關單位工礦學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後逐漸撤銷。「九大」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總結，劉少奇作為「叛徒、工賊、反革命」被永遠開除出黨，選出了林彪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我悟到這才是「文革」遊戲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資派」承認反對毛主席時沒有把他們槍斃，現在都「一風吹」了。毛主席說「革命委員會好」，於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機關單位工礦學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處理日常行政工作，「抓革命，促生產」，當然主要還是抓革命。農建十三師五團也不例外，跟我一起關「牛棚」的「走資派」一個個被「解放」，有的回家「掛起來」，意思是暫不分配工作，同革命群眾一起在班排里勞動，有的被「結合」進團部的革委會。全國所有各類行政管理機構突然膨脹起來，各級革委會裏的副職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幾名。當時，在中國大陸的銀幕上，除《地道戰》《地雷戰》等寥寥幾部國產片外，公開放映的外國電影只有蘇聯斯大林時期的老影片和阿爾巴尼亞電影。有部阿爾巴尼亞影片叫《第八個是銅像》，比今天任何一部荷里活大片的觀眾還多，一直放映到窮鄉僻壤，全國人人都看過。被結合進革委會領導班子的幹部總是第八位，於是人們都把這種幹部叫「銅像」，放在那兒既不會（敢）動也不會（敢）說話的，是有職無權的擺設。各級革委會裏都有這種「銅像」。
「牛棚」解散了，幹部們走了，農工中的地富反壞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單身的，集中到大宿舍。雖然還不能和革命群眾中的單身漢同在一個屋檐下，但帶槍的武裝戰士畢竟撤掉了。一時間，牛鬼蛇神們一下子輕鬆了許多，聽說全國有的地方還在激烈地「武鬥」，而我所在的農建十三師五團即南梁農場，「文革」似乎告一個段落。在田間勞動時，革命群眾同五類分子有說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個人的直覺來衡量另一個人的好壞，革命的警覺性沒有了，政治身份意識也慢慢地淡薄了。我心想，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過七八年來一次」真有必要，不然，這個國家就沒有敵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團和氣，這哪像個專政國家的樣子！
從1968年過年前關進「牛棚」，到1969年夏季「牛棚」解散，我在裏面只待了一年多一點時間。1969年夏季以後，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還常常懷念。那時的空氣沒有污染，秋日的天空總是碧藍透明，白雲舒捲。到冬季，雪花懶散而溫暖地飄浮在林間小道上，拾一把干樹枝燃起火來，火苗依依，如小兒般在我膝間玩耍。在黃白斑斕的田野上，白頸烏鴉和純黑烏鴉昂首闊步，洋洋自得，薄霧瀰漫着一種自由的氣氛，令人心動。到開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綠芽，它們的生機給人以某種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們把上衣脫了，貪婪地吸收陽光，田野上突然騰起天人合一的歡快。更其樂融融的是，人們一到田裏勞動仿佛就進了俱樂部，四處是玩耍的嬉笑聲。我前面說過，革命群眾是懶於勞動的，比我還會磨洋工，走出家門到了田間就進行類似今天叫「社區活動」的各種娛樂。
每天出工，到了勞動場地，先進行「雷打不動」的「班前學習會」。大家圍坐在田邊地頭，通常是讀一篇報紙上的重要社論，沒有重要社論就讀毛主席著作，多半是從《老三篇》中選出一篇來念。每個人都板起面孔聽：「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班前學習會」一般十分鐘就結束了，一起身拿起工具，娛樂活動就開始了。
最常見的娛樂是談性交、性騷擾和打撲克。每個人都有夜間的故事，聊起來不僅眉飛色舞、手舞足蹈，還帶露骨的表演。我不由得暗笑，「學習會」上與會後的反差和背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荒誕無稽。那年我剛過三十二歲，但還是一個處男，我卻在這時獲得了豐富的性知識。我才知道，那事不止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勢千奇百怪，交媾時發出的聲音和話語無比豐富，沒有一個作家能想像得出來。在政治話語取得絕對霸權的社會裏，留給個人的僅有一條狹窄的宣洩渠道，就是談性和性交，於是這條渠道便洶湧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誠然，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這部分的惡性膨脹勢必擠佔了倫理道德升華的空間，我和我的民族正是在大力號召要做「脫離低級趣味的人」時全部低俗化了。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朝代、一種機制能把勞動密集型的工作場所變成群體性的娛樂場所，而且在這種場所中如果正常談論社會、時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發揮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傳播小道消息」、「拉幫結派」、「散佈反動言論」、「詆毀毛澤東思想」之嫌而招來麻煩，只有談論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離政治越遠、越保險。性，有着廣闊的空間和無比的深度，談之不盡，訴之不完，能讓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討和挖掘，又何樂而不為？
性騷擾不止男性對女性，竟然以女性對男性的性騷擾居多。女性在這時充分展現出「半邊天」的風采，世界女權主義的追求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達到了最理想的境界。常常是幾個女農工追打一個調皮的男農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褲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黃土、泥沙、碎草葉在那個部位狠命地亂抹亂揉。女的愛抹，男的更喜歡讓她們揉，一直到雙方盡興，笑得趴在地上滾成一團才算罷休。這種娛樂一天要演出好幾場，又對男人有極大的吸引力，使原來老老實實只用撲克牌「爭上游」、「打百分」為樂的男農工，一個個也都調皮起來。性騷擾有非常強烈的感召力，露天的田間俱樂部極具開放性和參與性。
女農工極少對我性騷擾，並非歧視我是個特殊身份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是對「識文抓字」的「老修」還保持一點敬意。但不止一個女農工可憐我「老大不小了」還沒嘗過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個地方跟她「干一下」。一次，還有一位女農工在旁邊沒人的時候，身子左一扭右一扭地掀起她的綠軍裝，敞開她說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過過癮」。對這種佛陀式「捨身飼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盡，但我還是掂量到頭上「帽子」的分量不敢輕舉妄動。然而，因為在勞改農場長期接觸不到女性，她們的善舉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體內類似青春期的騷動，一對「白格森森的大奶子」總是在我眼前晃來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神不守舍，心智恍惚。
我必須有這樣一段鋪墊，才能說清楚那天發生的事。
下
就在我既幸福又性苦悶的1970年夏季，一天早晨列隊出工的時候，排長忽然叫我放下鐵鍬，不用到田裏去了，要我到團部報到。我在路邊站着，瞅着大隊人馬嘻嘻哈哈連打帶鬧地往田間俱樂部走去，煞是羨慕，尤其那位大奶子菩薩在隊伍中邊走邊扭動腰肢，特別顯眼。我經常被派到團部去幹活，那一定是革命群眾不願乾的髒活苦活累活，譬如和全團各連隊集中來的五類分子一起掏糞坑、挖地溝、倒騰庫房等等，所以並不在意。轉過頭來，看見我們連長正和排長站在連部門口爭論，依稀聽見連長叫派個人押我去，排長說不用押，他一個人都去了無數次了，還不放心嗎？現在正在農活大忙季節，哪派得出人這類話。兩人爭辯了十幾分鐘，站着蹲下，蹲下又站起來，最後達成妥協。排長過來要我再等一等，親自跑去追上隊伍，叫來了一個綽號叫「迷糊」的小伙子。
這個「迷糊」有件出名的軼事，一天，派他牽頭有病的毛驢到團部找獸醫，他到馬圈把毛驢的韁繩朝背上一搭，拉出驢就自顧自地走，還沒走出連部，毛驢就掙脫了韁繩又踱迴圈棚。這「迷糊」就只背着根繩子一直走了十幾里路，到了團部獸醫院才發覺後面早就沒有驢了。「迷糊」什麼也不會幹，但他到底是個血統純正的「貧下中農」，排長派他來押我，有點廢物利用的意思。排長叫他到團部後，把我帶到團政治部，其他就不用管了。臨走時又叫他扛枝槍，像個押送犯人的樣子，這大概也是連長交待的。
「迷糊」就這樣押着我上了路。走出連部沒多遠，「迷糊」說他媽的這破槍真沉，壓得我肩膀生疼，「老修」，乾脆你替我扛着吧。我說你這是開玩笑，有人看見了不說你的錯，反倒要添我一條罪狀。「迷糊」說，你看這路上連只狗都沒有，再說，這破槍里哪有子彈，你就受點累吧。不由分說，他就把槍硬塞到我懷裏，自個兒空着兩手瀟灑地走。我平生第一次有槍在手，這一直威脅我的東西今天居然被我所掌握，怎麼擺弄它都行，立即感受到一陣從未有過的威風，甚至暗暗的有一股想起來造反的豪情。槍和男性生殖器一樣，天生就是男人的物件，這點在荷里活大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天天氣特別好，晴空萬里，田野上的小麥金黃奪目，秋作物正在茁壯成長，一片碧綠。玉米寬大而毫無缺損的葉片舒展在道路兩邊，路邊的苦苦菜、蒲公英、牽牛花、馬蓮花競相怒放。天地自然的本來面目和它旺盛的力量一展無餘。我挎着槍，和冬日的烏鴉似的昂首闊步，洋洋自得。
這天真美麗！
快到團部了，我把槍交還「迷糊」。「迷糊」搭拉着肩膀拖着槍把我帶到政治部。進門就挨了任政治幹事的軍代表一頓訓，說你們武裝連怎麼現在才把人帶來，什麼「招之即來，來之能戰」，狗屁！「迷糊」是不怕罵的，嘻嘻笑着在每張辦公桌周圍找煙頭。軍代表罵的不是我，我只能若無其事地站在一邊等候發落。「迷糊」一聲不吭，揀了幾個煙頭掉頭便走。
任政治幹事的軍代表上下打量我一眼，問你就是張賢亮啊，我說我就是張賢亮。軍代表沉吟了一下，好像氣有點消了，揮揮手，叫我先到外邊等。這裏順便說一句，當時各單位掌權的都是由解放軍抽調來的「軍代表」，革命造反派實現「大聯合」成立「革委會」，就是由「軍代表」協調並主持的。
到政治部外面，看見不遠處原來跟我在「牛棚」里一起關過的原農場場長用目光向我示意，現在他已經是革委會裏的「銅像」了。「銅像」裝着無意地往我這邊挪動，我也慢慢向他靠攏。到跟前，他壓低聲音對我說，別怕，沒你們的事，你們就是去陪個綁。我問到底是什麼事？他說別問別問，到時候就知道了，又要搞運動了。我問啥運動，他說了句「一打三反」，就踅身挪走了。這座「銅像」後來在寧夏農業科技部門當領導，我平反後還與我有來往，他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病逝。
這時我才注意到團部前的廣場上還有其他連隊押送來的二三十個五類分子，都蹲在樹陰下乘涼。大家都認識，但不能說話，只能互相點頭致意。十幾名團部革委會成員走出來，就在我們面前討論押送哪個「分子」去合適。聽他們說，銀川市召開的這場公審大會因為人太多，銀川市革委會打來了電話，每個單位只准押送一個「分子」去「受教育」。古羅馬的貴婦人沐浴時要男奴隸伺候，別以為這是貴婦人跟男奴調情，其實在她眼中男奴隸根本不算是人，就像牧羊人要宰羊時也會在羊圈前討論先抓哪只羊開刀一樣。我們這些五類分子是俎上肉，並不是人，革命者哪會顧及到我們的感受。他們在討論中能體驗到一種可以決定人命運的權威感，所以有說有笑，邊說邊笑，連「銅像」也在一旁插嘴，一派活躍的民主的氣氛。有人說叫這個去，有人說叫那個去，我聽聽都是長得有點討厭的「分子」，與「分子」本人的罪名無關，並沒人提及叫我去。但到討論要結束的時候才發現，押送我的武裝戰士也就是「迷糊」不見了，沒人把我押送回連隊，在小題大做的團部革委會成員眼裏，這就成了個問題，乾脆，還是叫張賢亮到銀川市參加公審大會吧。
革委會成員嘻嘻笑着散了會，團部的武裝戰士就忙開了。這些武裝戰士其實就是團部的農工，農場改制為軍墾部隊後，農工只要把槍一背，就搖身一變成了武裝戰士。他們先去找牌子，「文革」時牌子多的是，很快就找到了。但那上面是別的牛鬼蛇神的名字，又到辦公室去用張白紙寫了我的名字往牌子上糊。我一看，寫的是：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張賢亮字是用紅墨水寫的，很鮮亮，雖然牌子上劃了兩道交叉的黑道，但字寫得真不錯，看來是練過書法的人的手筆。這樣的牌子似乎也沒委屈我，我還是樂意掛的。木牌上早就有根半圓形的鐵絲套，武裝戰士笑着叫我掛在脊樑上試一試。一試，並不重，但鐵絲略嫌短了點，牌子頂在我的脖頸上，可想而知原來掛的人比我矮。把鐵絲接長後，十幾個武裝戰士簇擁着我到一輛卡車邊上。這時，戰士們自己人跟自己人內訌起來。因為進趟城不容易，公審大會又像現在紅歌星的演唱會，誰都想去看熱鬧，但上級只允許八個戰士押我去，說公審大會人太多，這八個名額還是軍代表爭取來的哩。因為「銅像」事先已經關照過我，到銀川也不過是陪綁而已，沒什麼可怕，在「牛棚」時我還給「銅像」陪過好多次綁。我就跟他們開玩笑說，算了，我不去了！把我的名額讓給你們吧！逗得戰士們哈哈大笑。大伙兒笑完了，也把人選決定了：女兵是不可少的，代表了「半邊天」，男的以級別高低往下論，排長班長都去，普通戰士留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