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按等級分配各種資源的毛澤東時代，江青的醫療待遇遠遠超過她的幹部級別，也超過了政治地位與毛相差不多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的夫人。據說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曾提醒周恩來要堤防江青時，周嘆了一口氣說：「我對江青仁至義盡。1945年我在重慶，江青要看牙齒，我特地飛回延安將她接來。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蘇聯治病，還不是我給安排的。」(參見夏繼波《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關係之對比與辨析》)
五是一年四季動用國家交通工具和療養資源，到各地休養。
進城之後，為了照顧江青的政治地位，當時主持中宣部工作的胡喬木副部長因人設事，專設一個電影處，讓她擔任處長(據于光遠的說法)。但她並不去上班，只是佈置處里的人看電影，也不提任何要求。1955年中央領導人商議，給了她一個毛澤東秘書的名義(相當於副部級)，也是為了便於照顧毛的生活。江青因此自己對治病和照顧也更挑剔。她去看望多年養病的林彪，請林彪介紹經驗。林彪說了三不：不見陽光，不聽噪音，不吹涼風。帘子要黑的，空氣要溫的，地毯要鋪滿。此後，江青住在哪裏都要求將地毯鋪滿，以保證室內安靜。江青每年的行止怎樣?據其身邊工作十幾年的同志講，江青每年都在外地住半年，甚至七八個月。每年過了國慶節(有時國慶節前)就到廣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5月、6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從北戴河回來，過了國慶節，又去南方，像候鳥一樣，幾乎年年如此。唯獨1967年，江青死死地呆在北京，哪裏也沒去(參見閻長貴《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江青到外地時，對接待的要求相當苛刻。例如60年代初江青住在廣州時，由於怕聲響，要求負責打掃的園工不能用掃帚掃落葉，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撿拾起來。她對周圍的工作人員動輒斥罵，對老專家大夫頤指氣使。這段時間裏，江青聲稱自己不能聽到飛機的聲音，為此竟要廣東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飛機掠過。結果她住廣州的最後一個多月，城北的白雲機場關閉，民航客機不得不在軍用機場起落。
二、極力維護夫妻名份
江青最後一次到蘇聯治病時，蘇聯醫生曾解答了她關於醫療上的各種問題，並提出一年之內不能同房。江青馬上乾脆地回答：「我們早就不在一塊，我同毛澤東同志是政治夫妻!」(葉永烈《江青傳》，第230頁)
當然，自認為「政治夫妻」的江青從未放棄維護自己的「生活夫妻」地位，對毛澤東有關前妻楊開慧、賀子珍的言行極為敏感。
有一篇標題為《康生改換門庭的本事》的文章，曾刊登在《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21期(11月上)(《人民網》2013年12月06日轉載，題目改為《康生幫江青度難關：建國前不讓賀子珍進京》)。文中說：「建國前夕，當聽說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即將從蘇聯回國時，江青方寸大亂。在康生的一手導演下，賀子珍回國後連北京都沒讓進。」該文不知是什麼人寫的。只要稍稍具備一點中共黨史常識，都清楚賀子珍進京受阻與康生沒有任何關係。就算康生一輩子幹了很多壞事，最終在政治受到清算，但冤有頭，債有主，實在沒有必要在毛澤東逝世快40年後的今天，仍沿襲「文革」遺風，幹這種把所有屎盆子都扣在倒霉蛋頭上的勾當。
賀子珍從蘇聯回國後，一直在東北生活。1948年底她在瀋陽對毛過去的警衛員吳吉清說：「毛主席有信來，我們準備去北京，住在羊肉胡同。」不久，妹妹賀怡徵得毛澤東的同意，由石家莊去瀋陽陪伴賀子珍。臨行前，毛澤東說：「你讓賀子珍到這裏來，這是歷史造成的事實了，我們還是按照中國的老傳統辦吧。」(《毛澤東和他的百位親屬》第69頁，資料來源於《賀子珍的路》一書)賀怡去瀋陽陪伴賀子珍是什麼時候?《毛澤東和他的百位親屬》說是1949年5月之前。毛本人1949年3月25日入駐北京，此後賀子珍把李敏送到北京香山毛的住處，又給毛寫信訴說自己的寂寞，還接到過李敏從北京的來信。可見毛說「讓賀子珍到這裏來」，是指到北京來，這與賀子珍說「住在羊肉胡同」相契合。但說1948年底賀子珍就知道要去北京，住在羊肉胡同，可能不太靠譜。當時北京尚在國民黨將領傅作義手裏，直到1949年2月，才與解放軍達成協議，宣佈和平解放，交接城防。賀子珍怎麼會在幾個月前就知道可以入住北京城，並點名說要住在羊肉胡同?令人不解。
賀子珍5月進京，途中受到兩位自稱是組織部的幹部攔阻，困頓天津。說這事是康生乾的，沒有一點事實依據。康生時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只是一隅大員，勢力不可能延伸到京、津一帶，派人攔阻賀進京，根本不具備可能性。況且康、毛當時的關係並不好。據《康生評傳》所附大事記記載，1949年6月，中共華東局機關遷至上海，康生一再暗示中央，他可離魯去滬(意思是想當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央沒有表態。康生甚為不滿，懷疑中央不信任自己，先於是在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在青島榮成路四號別墅養病1年，1950年5月初至7月中旬又去杭州養了兩個多月，從1950年7月23日到1955年在北京醫院養病5年。自感到「中央不信任」的康生，在這時候貿然插手毛澤東的家庭事務，派人去阻攔賀子珍進京，除非吃了豹子膽!此事是否與江青有關係呢?查《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9年5月5日，毛澤東曾派人把民主人士柳亞子從頤和園接到香山敘談，做陪的有朱德、江青及李訥，可見那時江青還沒有離開北京。5月21日，毛在給柳的覆信中說「各信及大作均收敬悉，謝甚!贈我瓊瑤，豈有討厭之理?江青攜小女去東北治病去了」。毛說江青及李訥去東北治病，是因為不便明說二人赴蘇，卻可以證明江青離開北京當在5日之後，21日之前(葉永烈《江青傳》說她4月赴蘇，筆者一度採信，看來是錯的)。如果江青臨走之前聽到一點賀要進京的風聲，按她的脾氣秉性，會在這個關鍵時刻對隨時可能威脅自己「第一夫人」地位的「危險」置之不顧，跑到蘇聯去治病?她到莫斯科後，蘇聯醫生沒有發現有什麼器官性的疾病，很快便轉到療養院去，優哉游哉地療養了幾個月。即使此間聽到什麼風聲，她也會立即趕回北京維護自己在毛家的地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只能說明一點，即賀進京一直是在知情人極為有限的情形下秘密進行的，除了毛和賀家姐妹外，他人並不知情。
問題的根子還在毛本人。毛處理與賀的關係，背景是江青已於5月赴蘇聯，開國大典舉行後才回國。毛澤東對賀的妹妹賀怡說「讓賀子珍到這裏來」，可能是一時感情衝動，表明他對賀還是有感情的，卻沒有考慮兩任夫人齊聚京城可能帶來的麻煩。後來想明白了，必然要阻止賀入京。所以那兩位自稱組織部門的幹部，無論是毛親自派去的也好，還是由其他領導人派去的，得到毛的默認也好，都反映了毛本人的意願。毛澤東自食前言，作為彌補，1949年8月，他派衛士閻長貴送李敏到天津與賀同渡暑假，以後賀到上海，李敏在寒暑假時抽時間前去陪伴，都是毛主動提出或者同意的。
1959年在廬山，江青察覺到毛澤東會見了前妻賀子珍，也曾對毛出言不恭。
黃崢《王光美訪談錄》一書曾披露王光美的一段回憶：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7月20幾號，毛主席的衛士給我們辦公室的劉振德秘書打來電話，說毛主席邀請我到蘆林水庫游泳。我感到意外：毛主席怎麼突然約我游泳?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別的事，我就趕緊找出遊泳衣。臨出門前我覺得有點冷，又找了雙絲襪穿上。少奇看了我一眼，說：「噢，還穿絲襪!」
蘆林水庫離毛主席住的「美廬」很近。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經常來這裏游泳，有時就邀請一些別的同志和他一起游，隨便聊一聊。聽說上一天王任重同志就應邀來這裏同主席一起游泳。
我到蘆林水庫的時候，毛主席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個招呼，就下去遊了。我問主席：「看我游得怎麼樣?」主席說：「你游得及格。」後來休息的時候，主席又關切地問我：「少奇同志身體怎麼樣?」我告訴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還沒有好。最近因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勞，所以到了這裏也沒有參加什麼活動。」毛主席聽完後，認真地說：「請你轉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麼緊張嘛!開完會後讓他找個地方休息休息。」
……
這期間毛主席又幾次約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同志來電話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業夫同志還坐了汽車來找我。
後來江青也上了廬山。她是從廣州過來的，還帶了幾個幫助她攝影的攝影師。她上山後，整天忙着選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們去蘆林水庫游泳。我們到了那裏，見到江青，還有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靜，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同志的夫人余叔也來了。大家說說笑笑，江青還為我們照了張合影。不一會兒，不知什麼人打來電話，告訴江青說天上的雲彩過來了，請她快去攝影。原來她已經在廬山仙人洞選好了景，派人在那裏等着，雲彩一來就去照。江青立即撂下我們走了。於是我們就下水庫游泳。毛主席也遊了。
游完泳上來已經是晌午，主席留我們吃飯。飯擺好了，江青還沒有回來，催了兩次，仍不見蹤影。大家說：「請毛主席先用餐，好早點休息，我們等江青同志來了再吃。」毛主席說：「咱們一起吃吧!」大家剛坐好，江青回來了。她一見這場面很不高興，立即沉下臉來，生氣地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說什麼。我沒想到，江青當着這麼多人還有孩子們的面，說出這樣的話，很是意外，只好裝沒聽見，忙給她讓座，問她攝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靜下來。後來，毛主席為江青那天拍的廬山仙人洞照片題了「暮色蒼茫看勁松」的詩。
江青當着這麼多外人的面，說出這麼不得體的話，確有前因——就是毛澤東不久前在廬山約見賀子珍。在中共歷史上，高級領導人出現生活變故，離婚再娶之事頗多。但許多新夫人對其前妻及子女並未表現出極力排斥的態度。江青個性強，喜怒哀樂多在公開場合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就家庭關係而言，這種處世方式在「文革」前主要體現在兩件事上。一是1957年1月，《詩刊》創刊，發表了毛澤東詩詞18首。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曾是毛澤東第二任妻子楊開慧的「閨密」，記起當年毛曾寫過一首《虞美人》詞，楊開慧給她看過。於是給毛澤東去信，請求毛把舊作《虞美人》抄寄贈她。5月，毛寫回信給李，說：「開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寫了罷。有《遊仙》一首為贈」：「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蝶戀花·答李淑一》)據說江青對此詞極為不悅，當着毛澤東大聲說「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並給在上海的導演鄭君里寫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參見葉永烈《江青傳》，第234頁)。二是毛澤東1959年召開廬山會議時秘密會見了前妻賀子珍。賀子珍當是住在南昌，7月8日由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和副省長方志純的夫人朱旦華(原毛澤民妻子)陪着上山，與毛澤東見面談話。本來第二天還準備見面，卻有工作人員告訴賀「毛主席有事已經下山，請你也馬上下山」。這是因為當天晚上，在杭州的江青已獲悉賀子珍上廬山的消息，連夜給毛澤東打電話，立即從杭州趕往廬山(同上書，第239——242頁)。
江青與毛澤東難以做「生活夫妻」，只能各過各的。但她在政治上的敏感卻頗受毛澤東賞識。江青知道自己應當扮演這樣的角色，也樂於扮演這樣的角色，兩人的日常生活逐漸脫離了一般家庭的固有軌道。
「文革」風起，江青以「文藝革命旗手」的身份從重重帷幕之後一躍而進入政治舞台的聚光燈下。其實，江青從1963年起搞京劇「改編」，「文革」前夕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搞所謂林彪委託的「軍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已然把「政治夫妻」的生涯演繹得有聲有色。「文革」中，她在公開場合經常掛在嘴邊兒的一句話，就是「我代表毛主席來看望大家啦」，儘管此時與毛並不住在一個屋檐下，甚至很長時間見不上一面。
三、「文革」中江青的普通一日
毛澤東發動「文革」以後，「新中國第一家庭」的日常生活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夫妻從分食發展到分居，江青真正過起了獨自一人的生活。一開始，住在釣魚台國賓館的江青，下午只要不開會，幾乎每天都要去看毛澤東，也就是「回家」。但從1973年起，毛在生活上討厭起江青了。有一天毛問汪東興，誰能擋住江青不讓她到我這裏來?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後，江青去看毛確實受到警衛戰士的阻攔。江青的司機李子元說，有一次，江青要到中南海游泳池去，當車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個路口時，被值勤的警衛戰士擋住，江青說：「你看我是誰?我回家你怎麼擋?」警衛戰士理直氣壯地說：「這是上面的命令!」氣得江青要打警衛戰士，警衛戰士仍然堅持不讓車過，江青無奈，不得不讓汽車改道，取消了這次「回家」之行(閻長貴《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就厭惡見到江青嗎》，《炎黃春秋》，2008年第8期)。直到1975年12月26日毛的生日，不僅毛的女兒李敏、李訥和身邊工作人員吳旭君、俞雅菊等來到游泳池住地參加生日宴會，很長時間見不到毛的夫人江青也趕來了。半年前，毛曾特意吩咐：「沒有我的同意，不許打開鐵門」(即毛住所的最後一道大門)。這是特意針對江青的。這次江青進了門，還帶來了在釣魚台做好的毛喜歡吃的胖頭魚湯和肉絲炒辣椒(參見《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第108-109頁)。這是毛澤東與江青最後一次共同進餐。
那麼，搬入釣魚台後，江青的日常生活是個什麼樣子?「文革」之前，江青雖然已官至副部級，因沒有具體工作，也沒有配秘書。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立後，江青以第一副組長的身份處理黨政事務，確有配備秘書的需要。她的第一任機要秘書閻長貴從1967年1月9日起幹這項工作，整整1年之後由楊銀祿接任，楊幹了5年半。下面就看一看他們眼裏的江青是怎麼渡過普通一日的。
閻長貴說：
我一般一天取兩次江青批示過的文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時候江青要立即發走和處理的文件，她就按鈴叫我馬上去取。在江青的辦公室、臥室和餐廳，都安裝着叫秘書、護士、服務員和警衛員的電鈴，按規定，電鈴響一下是叫秘書，響兩下是叫護士或服務員，響三下是叫警衛員。……我每天的工作大體就是這樣，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覺了，我一時一刻都不能離開，也沒有休息日。如果她按鈴叫你，你不在，就等着挨批吧。……她每天除工作和開會外，就是看樣板戲、看電影。每天午飯時，警衛員和護士要挑幾個電影片名送給江青，由她選定一部(閻長貴《從江青秘書到秦城囚徒》，《文史參考》2012年第5期)。
閻長貴在1968年初因處理一封群眾來信的小事，被江青下令押送到秦城監獄裏蹲了7年多的號子。
接替閻長貴擔任秘書的是楊銀祿。他對江青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已稍有不同。
楊銀祿說：
江青由於植物神經衰弱和多年養成的習慣，晚上難以正常入睡，她喜歡熬夜，用各種方法打發時光。她和常人的生活習慣正好翻了個個兒。
就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開始說起吧。
在正常情況下，江青每天下午1時左右醒來，先是打幾個慵懶的哈欠，再象徵性地張開雙臂，做兩個擴胸運動，然後準備起床，這就是早晨起床。起床前，她習慣地伸手打兩聲電鈴通知護士。護士聽到鈴聲，便把事先準備好的漱口水、麥片粥用托盤快捷輕盈地端到江青的床邊，小心翼翼地放在床頭柜上，然後慢慢地將厚絨布窗簾拉開半邊，透進一點光亮。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護士幫助她漱口、吃麥片粥;而後又幫她換上另一件睡袍，攙扶她到衛生間解大小便、洗手、洗臉;再往後，護士給她脫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襪，這才到辦公室辦公。
江青到辦公室後，閱讀、閱批文件、看資料是每天的必修課。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徵。她在寬敞高大的辦公室里體味着權力、地位、高貴和柔和的燈光。辦公時，她習慣吃些新鮮可口的水果，仿佛為了消解一種生命的緊張。她辦公的時間多則一個小時，少則幾分鐘。興奮中常常夾帶着一些煩惱和不安，每天的內心活動和表情都深不可測。然後，她打鈴3下通知警衛員準備到室外散步。散步時有時步行，有時騎馬，有時學開汽車。江青騎馬的技術高超，馬背上的江青神氣活現。散完步，即到17號樓，或是打撲克，或是打兵乓球，或是看電影。在17號樓一般要消耗兩個小時。警衛員估計她玩兒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藥送到她手裏，吃完藥回到她的住樓吃午飯。
江青的午飯一般是下午4時左右開始。飯後，她再吃一次鎮靜藥，由護士攙扶到臥室上床睡覺。下午6時左右起床後，中央有會就去參加會議;沒有會，看半個小時的文件，就再到戶外散步、騎馬、開車，到17號樓打撲克、打兵乓球等。晚上8時左右，回住樓吃晚飯。晚飯後，約上住在釣魚台的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後來還有王洪文，到17號樓禮堂看電影。有時還約上電影界的導演、攝影師、燈光、美術及著名演員陪看，說是教他們學習文化藝術。有時看外國原聲電影，就請去外語翻譯。一個偌大的禮堂，或是他們五六個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個人看，在微弱的燈光下總是顯得空洞而幽深。
江青對電影尤為着迷，有時一連看兩三部電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覆看。我們說：「江青看《紅菱艷》，百看不厭。」如果她出去參加會議，無論回到住地多麼晚，也到17號樓看上一部電影，彷佛只有坐在那寬大的銀幕前才能使過去的時光重現。她看完電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樓睡覺。
回住樓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藥;回住樓之後，洗澡、漱口、沖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後，吃第二次安眠藥，上床之後，再吃第三次安眠藥。護士還要在她的床頭柜上放一份備用安眠藥。凌晨4時左右，江青帶着無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進入夢鄉。
江青就是這樣結束了一天的生活(《秘書楊銀祿回憶：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史精華》2009年第11期)。
從二人的回憶看，江青的作息時間較之戰爭年代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李銀橋曾說即使在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期間，她的生活起居仍極為規律，清早即起，入夜即睡，所以跟習慣於晚上辦公，清晨入睡的毛澤東「過不到一起去」。到了1967年，給江青當秘書的閻長貴每天上、下午各給她送一次文件，可見她上午還是辦公的，只是什麼時間開始辦公尚不清楚，但筆者估計不會太早。最明顯的例證是1967年7月20日凌晨，武漢部分軍人和「百萬雄師」成員衝擊東湖賓館，直接威脅到住在那裏的毛澤東人身安全，甚至讓北京方面懷疑發生了「兵變」。令人不解的是，雖然武漢方面早在20日早上就把此事報告了北京，在京的主要領導人林彪、周恩來與毛的夫人江青等人卻一直拖到下午才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討論應對之策。丈夫遇險，妻子急於營救乃人之常情。江青在下午討論局勢的會議上又極力主張林、周親赴武漢險境，可見並非對毛的安危漠不關心。為什麼整整一個上午在京最高領導人都沒有緊急會商?唯一的合理解釋是，毛夫人江青在20日上午依然擁枕高睡，身邊工作人員直到她醒後才告知「720」事件的發生。因江青獲知時間太晚，會議只能推遲到下午舉行。到了1968年以後，楊銀祿擔任秘書期間，江青的作息時間基本成型——每天13時起床，吃過早飯後辦公及娛樂;16時吃午飯，然後午睡;18時起床，辦公或娛樂;20時吃晚飯，然後看電影，次日凌晨4時入睡。從作息時間上講，此時的江青與毛澤東十分接近，可惜他們再也沒有共同渡過一天的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