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1999.11.01致許良英
轉眼兩個多月過去，八月初王丹來，我陪他一周，他走後，我們則忙着修理新的房屋。
……
王丹和我在八月份商議在您明年八十歲時給您出版一本文集的想法，他已經給你打電話時和您講了。他說，您說我這裏有一份您的稿子，我查了那幾年的信，我這裏有您近年來的文章，但是沒有整稿。我不知道，您能否自己整理出一份稿子帶給我。……整個出版費用，我們初步設想，幾個您的學生願意的分擔。當然如果能找到出版社或基金會承擔更好。這些您就不要管了，由我們倆來管。當然如果國內哪家出版社可以賣書號出也好。
許良英1999.11.11致仲維光
王丹和劉賓雁前不久都在你們家住過，他們給你的印象如何?
關於出文集的事，王丹回美國後電話中提到過。……至於出版問題，只能由你和王丹出面聯繫，也不妨找方勵之商量一下。
仲維光1999.11.27致許良英
關於魏京生和王丹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確實是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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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王丹和魏京生的比較，我倒是認為，魏京生毛病很多，但是，他有過人的地方。王丹的精神過於俗。王丹能否扮演好得獎者的角色，也是令我懷疑的。
關於八月王丹來我這裏的印象，我和學文的整個感覺還是可以，認為他還是比較平和。沒有狂妄到完全失重。但是，詩人多多對我說，「他狂得也夠可以了。不知你注意到沒有，我對他說，小伙子前程遠大，他說，我有什麼前途，二十歲就全世界出名，還有什麼前途。」我想起來，是有這麼一次調侃。……
王丹對我說，他有兩個指導員，一個是王軍濤，一個是XXX。這兩個指導員，看來都很說明問題。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這兩個人應該說都是很平庸的。一個人說出這樣的人是他指的導員，其實是丟人的事情。……他推崇到幾乎崇拜王小波的地步。而王小波精神和文學素養的粗製濫造則很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典型。就此來說，我對王丹擔憂的是，他現在名譽和位子和他的氣質才能不相符，如果他稍微失重就會出現很可笑的問題。
談到這裏，我再插一句。朋友告訴我XXX不久前到哈佛大學訪問，吹捧王丹，認為應該獲得諾貝爾獎。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但是就我對XXX思想深度的了解，我想是會有此事的。我覺得中國的很多事情壞就壞在這種吹吹捧捧。當然這就是半瓶子醋的特點。……我覺得半瓶子醋哪個時代都有，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半瓶子醋越來越肆無忌憚。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太矮小了的原因。世無英雄遂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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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王丹，我想他在這群人中還是能感到如魚得水的。記得在紀念北大成立的紀念座談會上，他說，他的理想是做北大校長，不過他聽說王軍濤也想當北大校長，那麼就先讓王軍濤做，他可以接任王軍濤。這話公開講出來發表在雜誌上，實在也有點出格。
王丹說想辦一個雜誌，像當年雷震辦《自由中國》那樣辦一份知識分子針評時政的雜誌。我想這才是一個正事。他應該有一點事業心，有一個自己的想法和計劃。……
如果他真的請我來給他辦幾年，坦率說，我不僅能給他辦出一份面目一新的雜誌，而且幾年之內可以為他帶出一批新的作者隊伍，可以為他積累下以後創業的資金。待他畢業後，交給他自己來辦。但是，我不會主動對他提起，因為，這需要他的眼力，也需要我的犧牲，而我現在是不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辦雜誌，而不安心讀書寫作，因為，我已經深感有生之年去日的可貴。況且，這種合作絕對需要精神的超俗。我周圍很有幾個朋友，就現在的情況來說，王丹的精神很難完全和這樣的朋友合拍。他真的是很適合與王軍濤和胡平這些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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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這般，我想王丹大約是不會能徹底變化自己的了。說到這裏，我倒是理解他對多多的回答了。他對前途的理解太塵世化了，以為前途就是塵世的名聲。他不理解前途的精神內容，在精神領域中不竭的探索所帶來的心曠神怡，那種遠大的享受。所以不知也就不為怪。他確實還是很實際的。
許良英2000.01.24致仲維光
昨天王丹父母來，他們將於過年前赴美探親。我把你信中對王丹的印象和意見都告訴了他們，希望王丹擺脫俗氣，不要把庸人當作「指導員」，境界要高些，要談舉上，應以魯迅、甘地、愛因斯坦這樣的人為榜樣。王丹說獲碩士學位後，想改學法律或新聞。我覺得他缺乏嚴密邏輯思維訓練和愛和稀泥的性格不宜搞法律，搞新聞倒是適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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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子已編出目錄，共六卷，65篇文章，約51萬字。已給王丹寫了信，他會轉給你。
仲維光2002.10.09致許良英
我隨信附給您曹長青寫的有關北京之春台灣不再支持，面臨倒閉，現在由於王丹能夠拿到美國國會的資助，所以改由王丹做社長。
許良英2000.10.25致仲維光
我的情況依舊，只有兩件事情值得一提。其一是三年前你和王丹倡議的要我的文集，已經在年初出來了。這次工作是由幾位在杭州的年青親戚幫助完成，通過王丹聯繫出版的，交明鏡出版社出。你如果未見到此書，可向王丹要。
仲維光2002.11.18致許良英
十一月二號收到您十月二十五號的來信。今年轉眼就要過去，很慚愧至今沒有寫出一篇預期要寫的東西。這也是遲遲沒有給您寫信的原因。總要有點成效才願意動筆。當然今年的基本生活節奏也是在我的計劃中的。我因為不能回國，所以想乾脆在這幾年中邀請幾位朋友出來走一走，尤其是那些在自己的工作領域很難有機會出來的朋友。
之所以會有這個想法，也是因為我現在對愛因斯坦那段話有更深的體會，「在這個短暫而充滿風險的一生中」，人生確實短暫，並且充滿風險，說它短暫，轉眼我們這一代人都走向老年了，所以我希望我的幾位好朋友能在活着的時候，多了解多看看這個世界的豐富多彩。
說它充滿風險，人的一生真的什麼都會遇到。您的一生，二次大戰、抗戰、反右、文化革命;而我們卻過上了流亡的生活，後半生居然跑到了中國很多人「想往」的西方，而我卻視它為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的流亡生活。真的是「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凜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
說它充滿風險，在於在生活中真的充滿戲劇性，你意想不到的事情;說它充滿風險，還在於你只要稍微有怠惰，稍微苟且，稍微妥協，就會在你的一生上寫下令你永遠慚愧的一頁。以前曾經讀過，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每日都使人問他，勾踐，你是否怠惰了。其實何必要別人問呢，每日逝去不再返回的生命自身都在問自己。五十歲後倍感生命的寶貴，更為自己的怠惰和沒有效率而感到不安。所以基於這種想法，今後幾年我要抓緊時間更多的寫東西，也希望在這幾年能為幾個好朋友做點什麼。
看了您給李慎之先生的信。我覺得您指出的問題是準確的。對於李慎之先生，我認為他多年從事社會和政治，在思想，尤其是學術思想上，基本上是外行。八九年後他的積極影響還是在政治和社會上。這點他和顧准非常類似。顧準的那本書，我本來想寫一篇評述，後來在搬家的時候，把讀書筆記都能丟了，而我再也沒有興趣從新讀一遍。
顧準的那本書基本上是胡扯。如果把顧準的書翻譯成西方文字，會讓這裏的學界哭笑不得。他從概念到對材料的運用都是非常有問題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臘城邦制，那就要去讀有關與此的原始文獻，和這方面專家的研究。顧准涉及的文獻都不過通俗讀物，對於「治史」和作學術研究的人，如果限於這些資料，那麼只能說明自己還沒有完全進門。正如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漢學家，我們看他的所謂論文，如果他的著述參考的都是大中學的歷史教科書等普及讀物，那他的論文，對西方人也許感覺不到他的膚淺，對中國的歷史學者來說，就會一眼看出。在這一專業領域中，中國最不行的人也不會這麼作。至於概念的使用，例如顧准對「經驗主義」等的理解完全是共產黨宣傳部的理解。我本來想寫的就是，在九十年代，所謂開放後，還如此吹捧顧準是個悲劇，說明中國知識界在思想上，學術還是封閉的。
再例如，您對李慎之先生指出的科學不是價值系統的問題。這也是基本的常識問題。實際上，我們所講的科學究竟是什麼都應該推敲，是英文的Science，還是德語中的Wissenschaft。這是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的。這還使我想到王元化，他研究黑格爾和康德，居然只能看中文翻譯本，還稱自己有所發展。如果不懂德文，那些概念究竟是怎麼回事，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就是懂了德文，也很難說就能把握住這些哲學家究竟說的是什麼。
再返回來說，其實這個問題和我上次說王丹的問題一樣，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角色，李慎之先生的作用在社會政治上。再有，我看過他回憶吳宓的文章，寫的也很好。談自己的感受，而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能談。
王丹也是這樣，要麼從事政治和社會工作，要麼從事學術。或者說二者都從事，但是不要混淆。
王丹的不足，我覺得可能是先天的。他缺乏一種聰穎和敏銳，正為此他可以和王軍濤等人在一起，而不覺得痛苦。很久以來我就感到，對很多人來說，成為什麼樣的人，有很多先天的因素，後天造就起來很困難。人只能影響他能夠影響的人，也就是和他類似的人。我在中學當老師時本來以為，在中學時代，你可以影響學生，但是，當他們長大，接觸了社會，會回到自己最適應的角色中去，對他們的影響大約可以持續到他們大學畢業，但是沒有料到，這些學生一些人剛到了大一，就完全浸入社會了。我想這也是愛因斯坦在紀念普朗克六十壽辰那席講話所在。
您來信談到王丹的兩篇短評，我沒有看到。因為我和外界，尤其是那些民運人士來往不多。我曾經在網上看到您那本書的廣告，因為是《明鏡》出版，我想到是王丹聯繫的。我會想辦法請王丹給我寄一本來。至於您談到的王丹的書評，我想那不是他沒有看書中文章的原因，而是他本來是社會中人，順着自己的思路和愛好寫下去。說好聽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最近一兩年我覺得自己在認識上有不少進展。知識分子一詞我感到不是一個價值判斷，不能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因為從現象上我們就看到只有很少數的知識分子追求獨立性、批評性。良心是很抽象的一個詞，什麼是良心?共產黨有共產黨的良心準則，希特拉有希特拉的。我覺得不能神話知識分子。有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是那些以知識和倫理問題為職業的人的總稱。各種不同的人對待知識和道德的關係也不一樣。例如有些人知識的追求服從於政治，有些人服從於個人的名利，左派知識分子一部分人想作人們的救世主、先知;一部分人用那些昏話獵取名利;右派知識分子則有的是想要維護少數群體社會的利益;有的是要排除思想或意識形態的異己。當然左、右兩派知識分子的目的也有交叉。
卡爾•波普在談到德國的謝林，費希特，黑格爾時就說，這三個人簡直是歐洲的災難，他們早成了歐洲知識分子思想和道德的災難。在這個問題上，我推崇波普對於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態度。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啟蒙，就是弄清楚問題，就是告訴人們，知識分子什麼也不知道。世上沒有先知，沒有神，知識分子也是如此。知識分子不是要告訴人們思想體系是什麼，而是和人們討論：什麼樣的方法可以討論什麼樣的問題，能夠回答到什麼程度。啟蒙和弄清楚如何討論問題，永遠是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如此一部分知識分子是以知識和道德為自己的人生追求的目的，這是我們所推崇的。而像李澤厚等人，不能說他們不是知識分子，而是他們和知識的道德倫理的關係和波普所說的這類知識分子不一樣。至於他們和知識和道德倫理的關係，如果我們能夠清楚地描述出來，就會清楚，他們究竟是那一類知識分子。
最近又看了兩本新出的有關波普的書籍，我無論如何還是想再寫一篇較為詳盡的有關波普的紀念文章。
許良英2002.12.01致仲維光
至於王丹，我覺得他適宜搞政治、社會工作，而不適宜搞學術研究工作。這一點恐怕他自己也清楚。他的特點是：重感情，好動，缺乏理性思維，讀書不求甚解，許多基本概念搞不清楚，近年來又背上一個虛名的沉重包袱，更不會對學術感興趣。他剛到美國時說過，將來想做一個政論家，辦一份報紙。這番話倒還實在。但以後他又說想當北大校長，這就忘乎所以了。他與王軍濤的關係確是個大問題。他初到美國時，曾經在王軍濤家，但不敢告訴我，怕我會批評他。他對人隨和，儘量不得罪人，善於公關，易討人喜歡。他讀書貪多，但缺乏求知慾望，淺嘗即止，缺乏刻苦思考和鑽研精神。他去美國時，我希望他學習西方歷史，但他避難就易選擇了容易混得學位的東亞系。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似乎不可能有大改變。
仲維光2003.01.28致許良英
我還沒有從王丹那裏收到您的書，我會再和他聯繫。
仲維光2003.04.23致許良英
您的書，我已經和王丹聯繫過幾次，還沒有寄來。我會再催他。
仲維光2003.07.19致許良英
另外關於您的書，王丹還是沒有寄給我。我忽然想到，是不是您把我給您的信對王丹的看法，告訴了王丹，因為，我在這兩個月又給他去過兩次電子信，請他給我寄書，算來半年多，仍然既沒有收到書，也沒有他的進一步答覆。當然對我來說他是否高興我對他的看法無所謂，這些看法我就是當着他的面也會對他講。或許不是如此，只是我的推測，無論怎麼我無法解釋他不給我寄書的原因。
許良英2003.09.01致仲維光
王丹最近來信，說我那本文集他會寄給你的。我與他很少通信，有事他會來電話。我沒有把你對他的意見轉告他。他沒有及時寄書，可能他手頭已沒有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