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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涌:蔣經國處理「美麗島事件」的決策過程

外國觀察家和許多照片、錄音帶證實,是反對派領導人把群眾挑激到狂熱地步,而且施明德本人領導群眾攻擊憲兵。」(陶涵《蔣經國傳》,314頁)陳若曦後來也認為「當局是有準備要處理的,你看鎮暴車買來第一次使用,但若說是政府預先設個陷阱讓群眾跳進去,全程導演,我倒不覺得是如此;蔣經國先生堅決否認,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口述歷史》第12期「美麗島事件專輯」,382頁)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支持民眾與軍警衝突

“美麗島事件”尚未發生,蔣經國就說1979年是“本黨歷史上最艱險的一年”,由於外交上的一系列挫折,他遭遇了執政以來最大的危機和挑戰,為了應對變動的內外局勢,緩解台灣島內民間要求政治參與的壓力,不僅拓寬民間參政的空間,準備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而且批准黨外反對派“立法委員”黃信介創辦政論月刊《美麗島》。在蔣經國有意自上而下推動民主進程這個背景下,是年8月《美麗島》在高雄創刊,短短几個月內不僅發行量水漲船高,而且從南到北建立了十幾個辦事處,聚集了當時島內具有相似政治主張的代表人物,不僅言論問政,而且活動頻頻,實際上成了“沒有黨名的黨”,至少是黨的雛形,它與以往的一般政論性刊物不同,可以說是一個“美麗島”政團。

當年12月,《美麗島》出到第四期,發生了舉世震驚的“美麗島事件”,由“美麗島”發起的紀念世界人權日遊行,結果釀成暴力衝突,軍警與民眾雙方約二百人受傷,萬幸的是沒有一人死亡。面對突發事件,蔣經國做出的決策,包括抓捕呂秀蓮、黃信介、張俊宏、陳菊、施明德、姚嘉文等《美麗島》重要人物及其他支持者,最後決定將八個主要嫌疑人送軍法審判,其他三十多人送司法審判,同時決定公開審判,允許公開報道,努力減少將對台灣社會的傷害,並承諾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不會因此止步。“美麗島”案在媒體眾目睽睽之下令舉世矚目,受刑人雖被判刑,卻無損他們的人格,許多辯護律師和受刑人家屬則由此參與公職競選,島上的民主化進程沒有延緩。“美麗島事件”成為台灣民主憲政史上的標誌性事件,無論是執政的國民黨,還是受審的黨外人士,都沒有成為輸家,台灣由此結束了全輸全贏的政治博弈模式,漸漸邁上雙贏、多贏、良性互動的軌道。

1979年12月10日上午,中國國民黨在陽明山召開“十一屆四中全會”,蔣經國以黨主席身份發表重要講話,表示:“重視民權自由的保障,更重視國家社會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於放縱,民主不致流於暴亂,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話音剛落,當夜高雄即發生“美麗島事件”。事先,《美麗島》雜誌社為申請這一天夜間在高雄舉行遊行,警備總部擔心出事駁回了這一申請,但知道他們會不顧禁令。情治系統已向蔣經國報告了這個情況,蔣只是指示軍警“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美]陶涵着、林添貴譯《蔣經國傳》,華文出版社2010年,312—313頁)

當晚大約9點,目擊“美麗島事件”現場的《台灣時報》採訪組副主任李旺台,眼睛帶着催淚瓦斯留下的酸澀感回到報館,跑警政線的記者已寫好了稿子,他發現與他看到的事實不符,很快重寫了一篇,採訪主任看完,馬上交給了總編輯,總編輯馬上跑到社長室,最後社長決定暫時將他的稿子擱在一邊,等候國民黨主管文宣工作的文工會指示,等了一個小時,居然沒有來電,大家都很奇怪,平時小至工廠廢氣外泄都會來電,這件天大的事件卻沒有指令。為了確認“上面”的意思,報社方面決定繼續等,一直過了半夜12點,“上面”還是沒有電話。報社在最後一刻決定採用他的稿子,以“鎮暴部隊發射催淚瓦斯驅散人群”為題,並配發了民眾與憲警對峙的照片。第二天下午,陳菊還問他:“你看會抓人嗎?”他回答:“發生這麼大的事,文工會卻沒有任何指示,這應該代表會有大動作。”(李旺台《美麗島事件見證人》,《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229、231頁)

時為文工會主任的楚崧秋有一本口述回憶,其中沒有提及“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蔣經國在第一時間有什麼指示,也沒有提及文工會最初有什麼安排,這與李旺台記憶中他們當夜沒有接到任何指令是吻合的。可見國民黨最高層此時尚未作出明確安排。

第二天(12月11日),新接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蔣彥士帶着關中(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汪敬熙(“警備總司令”)、馬紀壯(“總統府”秘書長)到蔣經國那裡報告,與“安全局長”王永樹一起討論處理“美麗島事件”的基本原則、方向,他們依處理的大小範圍,提出了甲、乙、丙三個建議案,蔣當場裁示,範圍盡量縮小,除了主謀者,其他的人盡量不要處理。這是他就“美麗島事件”作出的最早一個決策。關中記得這個處理範圍的建議案可能是“安全局”提出的。“調查局高雄市調處”處長高明輝回憶,處理此事的專案小組由“國家安全局”主導,各情治機關的外勤單位,都奉命搜集滋事分子的名單和資料。當時,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在召開,會上很多人發言要求嚴辦,蔣經國的心情也很沉重,起來說:“過去我父親在的時候,他都說,好像我有心事都不說出來;今天我有心事,但我也便說,你們所說的話,我都有在聽,我自己會做一個判斷。”要投票選中央常務委員時,蔣經國在休息室,叫了“台灣省主席”林洋港過去,對他說,“美麗島事件”發生了,非辦人不可,問他的看法怎麼樣?他回答:“我建議主席,國法是一定要執行的,可是栽培一個人才,好比我們種樹一樣。我從報紙上看到的,這些帶領的人,大部分也都是我們國民黨培養出來的,所以我建議主席,是不是執法的同時,也能夠考慮到我們愛惜人才。”他說自己不敢說“從輕發落”。(《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281、162、164頁)

蔣經國此時決定抓人,“一則是要在國民黨內維持團結一致,也是因為他覺得若非如此,可能會滋生更多暴亂,以致改革的進程失控。”(陶涵《蔣經國傳》,315頁)13日早上呂秀蓮首先被捕,到14日就抓了一百多人,除了施明德當時還在逃,“美麗島事件”大多數重要參與者都在其中。

14日早晨8點,“行政院長”孫運璇奉蔣經國之命召集近20人在中山樓商談,如何應對此事,參加的有國防、情治、外交、司法等單位主管,及楚崧秋、馬紀壯等相關要員。

同日下午4點25分,蔣經國約見楚崧秋,要聽聽輿情反應。他詳細彙報了島內外新聞言論界的看法和態度,並強調了各方期待公正審判的重要性。兩天前,也就是12日的下午6點30分,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邀他見面,詢問各方對這一事件的反應,自然也是受蔣之命。

17日上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再次約見他,還是談“美麗島事件”,進一步詢問了各方面反應情形,表達了依法究責的處理原則,並說了這樣一番話:“不管國家遭遇到了什麼樣的危難,他個人決心是以身許國,以心許民,希望全黨同志都能了解他這番態度和心意。”

年已古稀、疾病纏身的蔣經國面對這樣大的危機與挑戰,對親信下屬、舊日學生的這番表白,也透露出他當時壓力之大。他將“美麗島事件”看作是“不幸事件”。1980年1月3日下午3點,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各單位主管參加的黨務工作會議上,他在談到這一事件時再次重申下列原則:

“針對該事件應該是嚴明而公平的來辦,人證、物證要弄清楚;但問題並沒有了,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平靜下來,因此要加強宣傳、組織、社會等方面的工作。要做到大家心服口服,才能解決政治方面大幅問題,但我們也絕不會因這不幸事件而放棄反共建國的政治立場,否則就是對不起自己,因此‘美麗島事件’之後,更應開大門、走大路加強工作,才能解決當前的問題。黨國生存關頭,負責者應該拿出負責的態度來,選舉已經在準備,一切依法來辦,平靜、正常,成敗不計。”(呂芳上、黃克武訪問《覽盡滄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訪問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33—134頁)

“美麗島事件”驚動了許多在美國的華人學者、作家,害怕釀成第二個“二二八事件”,包括余英時在內,寫信給《紐約時報》,表示“其實受審判的不是這些人,而是台灣的民主”。他們覺得決策權在蔣經國身上,想找人直接去見他。當時,陳若曦、杜維明、許倬雲、余英時、李歐梵、聶華苓、於梨華等二十七位學者、作家簽署了一份聯名信,推陳若曦回台,送到蔣經國手裡。陳若曦的《尹縣長》等一系列小說引起矚目,1978年剛獲得吳三連基金會首屆文藝獎,蔣經國曾推薦過這篇小說,“每個人都應該要看這個書”。

1月7日,陳若曦飛抵台灣。飛機降落時,她還感到恐懼,怕被抓起來。她通過《自立晚報》吳豐山、吳三連找到蔣彥士,提出要見蔣經國,獲蔣同意。她當面對蔣說:“現在人心惶惶,我坐計程車,他們都說非常恐怖,大家都不敢講話,所以我希望這個事情能夠大事化小,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蔣聽到“二二八”三個字,愣了一下,臉色很難看,只說了一句:“一定不會,陳小姐這樣子太過慮了。”她把聯名信交給蔣,希望不要擴大化,不要用軍法審判。她的意見是,不是叛亂,就不該軍法審判。蔣問:“怎麼不是叛亂?如果不是叛亂,請問陳小姐,那這個事件是怎麼樣的性質?”她衝口而出“那是嚴重的交通事故。”蔣彥士驚訝的“啊”了聲,站了起來,蔣經國雖也驚訝,卻仍不動聲色。

這個事件為什麼會釀成暴力衝突?到底是“先鎮後暴”、“先暴後鎮”,還是有“第三隻手”?在當時是有爭議的。陳若曦談到“暴民打警察”:“那會不會是你們情治單位表演苦肉計?”蔣聽了很生氣說:“我用我的人格擔保,我們不做這種事。”談話持續一個半小時。11日,《中國時報》報道了蔣經國接見陳若曦、詢問生活寫作情形的新聞。(《口述歷史》第12期“美麗島事件專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375—377頁;《暴力與詩歌》,257—260頁;吳錦勛採訪、撰述《台灣,請聽我說》,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18—119頁)

事過境遷,多年後,台灣已發生重大變化,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被問及:“國防部情報局有沒有介入其中?”只是謹慎地回答:“沒有證據顯示究竟這麼說是真、是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沒有掌握內幕資訊,但當時涉及台灣事務的重要官員,相信這種情況不無可能。另一方面,外國觀察家和許多照片、錄音帶證實,是反對派領導人把群眾挑激到狂熱地步,而且施明德本人領導群眾攻擊憲兵。”(陶涵《蔣經國傳》,314頁)陳若曦後來也認為“當局是有準備要處理的,你看鎮暴車買來第一次使用,但若說是政府預先設個陷阱讓群眾跳進去,全程導演,我倒不覺得是如此;蔣經國先生堅決否認,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口述歷史》第12期“美麗島事件專輯”,382頁)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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