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抗戰發生後不久，蔣介石到達上海以後曾發表談話說：「現在，我們國家正是內憂外患相逼之時，一方面國內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拚命的殺人放火;一方面國外有日本帝國主義，天天向我們猛烈地侵略。日寇敢來侵略我們的土地，甚至公然要來滅亡我們的國家，就是我們國內有土匪擾亂，不能統一。……我們由內亂而招來外侮，是必然的。反轉過來說：祇要能夠正本清源，先將這心腹之患徹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膚小病，一定不成問題。……各位都知道，無論我們有怎樣強大的武力，若是遭到腹背受敵，內外夾攻，前後方都告急，那末沒有不失敗的。所以我們不先安內而要求攘外，在戰略上、理論上，都是居於必敗之地。」(注13)
蔣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記，說明了遭受內外夾攻的處境，以及先內後外之道：「倭寇之侵略，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後之行動，非至強迫我與彼直接解決東北問題終了之後。然彼之處心積慮，乃企圖亡我整個中華民族……余剖視倭人之心肝，了若觀火，今日唯有犧牲一切，與之周旋，祇求保全本黨主義維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於萬一也。然非至最後關頭、及確有把握得到相當價值，且必可保證黨國之時，則不作無謂之犧牲，故在今日謀國急務，非健全內政、先鞏固基本地區及強固基本軍隊不可，是故不到最後時期，決不放棄基本之謀，以顧其他。總之，剿除長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時，亦必先肅清贛匪以後，乃得犧牲個人以解決東北。──此余深思熟慮經千百回而決定之方針也，國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計焉!」(注14)
從歷史經驗的角度，蔣介石曾在1932年6月9日解釋他的政策說：「我們這次剿匪勘亂，就是抗日禦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成功，抗日就沒有基礎。因為一方面抵禦外侮，一方面還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樣。明末之時，陝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沒有先去剿清，因之滿清乘機入關。假使當時明朝祇是在山海關以全力抗戰，何嘗不能抵禦外侮。可是後方的李闖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結果祇是亡國。多爾袞寫給史可法的信也說：他的天下乃得之於闖賊。這雖然是他的狡辯，可是我們細按當時的情形，卻不得不承認明朝的亡，不是亡於滿清，而是亡於匪亂。現在我們的困難，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樣，所以我們要以明朝為前車之鑑。祇要把國內的匪患肅清，使全國團結一致，無論倭寇怎樣侵略，我們也能夠穩固自強，終久是可以挽救轉來的。如果我們內部意志不一，步驟凌亂，既要對內打土匪，同時又要對外禦侮，試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結果也祇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國的故事。」(注15)雖然蔣介石知道這歷史的教訓，但是因為西安事變發生，終止了他就要完成的第一步政策，果然就重演了歷史的悲劇。
兩種反應
弱國加上混亂不堪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是馬上全面抵抗，還是加緊準備再抵抗，國內分成兩種不同意見。主張馬上抵抗者，最初是熱血沸騰的愛國學生，利用此愛國熱情的，以所謂救國會「七君子」為代表，他們的後面便是企圖乘此奪取權力的中共。主張加緊準備，以暫時的妥協換取時間，因而擁護國民政府基本政策的，則以胡適等著名知識份子辦的《獨立評論》為代表。
早就蓄意侵略中國的日本，看到了中國國家和社會的確存在着深刻危機，這是他們敢於發動侵略的重要原因。在1931年5月29日日本參謀本部、關東軍侵佔東北的各種方案中，《關於滿蒙問題之概念》部份，曾這樣看待中國的國內問題：「綜觀中國之現狀，自辛亥革命以來二十餘年內亂相繼，以此國內統一前途遙遠。近時自國民政府建立以來，外觀雖呈向統一建設邁步之勢，但國民黨指導原則的三民主義亦僅為外來思想之翻版，內容空虛，不足以維繫人心。目前國民政府乘各國意見不一致之機，在外交方面雖然取得若干成功，但在內政方面依然屬於軍閥爭權時代，並無任何民主革命之勢。即不能承認為人民已得幸福。隨着國民會議之召開，反蔣運動正在各地興起。通觀中國四千年之歷史，易姓革命相繼，殆成戰亂之歷史……總之，不過在包含如此自治鄉村之地域上冠以國家之名而已。故從一般民眾的民族發展精神而言，其國家意識淡薄自屬當然。」(注16)「中國人散漫不關心國事，如甲午、庚子戰役，戰爭地以外之中國人民好似不關痛癢──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觀而不關切;南方有事，北方人亦不察覺。」日本軍人沒有看見中國社會蘊藏甚深的民族情緒，而開始其魯莽的侵略行為，終於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九一八」剛剛發生，全國就沸騰了，以學生為最。9月20日，全國三十個主要大學在同一天成立「抗日救國會」，推出代表向國民政府請願，在北平以北大、清華為中心。北大學生會發給國民政府的電報說：「事機迫切，亡國無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次日，救國會發表宣言，要求全國普遍進行軍事訓練，東北學生還組織敢死隊。9月28日，在首都南京以中央大學學生為主的四千多學生沖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長王正廷接見時，毆辱部長，致使王部長在30日辭職。全國各界也起來了，上海在9月24日有三萬多碼頭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北平各界於9月28日在天安門舉行集會，要求立即對日宣戰，抵制日貨。南京各界也在體育場舉行十萬人的群眾大會，萬人為國哭號。10月初，學生運動及全民的愛國運動遍及全國。這激情的運動發展到後來，連代表國民政府接見他們的德高望重的蔡元培都被按在地上毆打受傷。民眾的抗日熱情，是抗戰致勝的基礎，「九一八」以後兩三年，經過引導，民眾的熱情基本納入理性的軌道，成為侵略者不可摧毀的血肉築成的銅牆鐵壁。
但是高昂的愛國情緒如果繼續非理性地發展，則為潛伏的中共地下黨重新活動創造了方便的環境，他們就躲在愛國的群眾運動後面鼓譟。後來在西安事變前後起了重要作用的閻寶航、高崇民、杜重遠等人早在「九一八」後的9月27日，就出現在東北人示威遊行的行列之中，不動聲色地把矛頭引導向國民政府。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著的書籍中，曾這樣總結抗日群眾運動道：「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掀起了全國各界人民的強烈反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全國人民和海外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表現了中華兒女同仇敵愾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熱情，顯示了中國人民不可侮的巨大力量，促進了全民族的覺醒。」(注17)中共成功地、巧妙地左右了部份愛國運動，在民族危機時為其一黨奪取政權的私利服務，其中以所謂沈鈞儒等「七君子」領導的救國會為代表。
「七君子」與馬相伯等人合影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幾年的活動和準備，1935年10月27日在上海西藏路正式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第一次宣言聲稱反對與日本作任何妥協，要求立即全面抗戰。第二次宣言中，公開提出迅速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反對一切內戰，共赴國難等進一步主張。救國會的分會遍及全國各個大城市，逐漸左右了社會的輿論導向。同時，他們拒絕國民政府對救國會的指導，把矛頭處處對準執政者。在戰爭時期，任何企圖分散領導中心的做法，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能容忍的。國民政府知道他們後面的政治力量及其企圖心，於是在11月23日逮捕了他們，並押解到蘇州看守所。
這一碰，「七君子」就成了英雄，其聲名流傳至今;而國民政府的「賣國」和「不抵抗」，也幾乎在大陸成為定論。但是如今在為了表彰他們的傳記中，終於把他們背後的中國共產黨也一起公開了出來。
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和對北洋軍閥的艱難抗爭，是中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歷史潮流，祇要稍微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匯合在這一歷史潮流之中。但是「七君子」之首的政治人物沈鈞儒，從來在其外;早在北伐軍抵達杭州時，沈就因為與共產黨關係太密切而被捕;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在「一二八」淞滬戰爭中的英勇抵抗，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展現了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中國傷亡總數14，801人，其中官佐919人，士兵13882人)，日本能夠立即滅亡中國的神話破產(傷亡總數3184人)(注18)，也不得不在停戰協定上簽字，而停戰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弱國需要準備。熱情的學生不理解屬於正常，但是老謀深算的沈鈞儒等作為各界團體代表反對停戰協定，由他帶頭起草的宣言公開主張：「(一)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不能分別解決;(二)日本軍隊應先撤回國內，然後開始談判;(三)對日應武力抵抗到底。……不料政府一面陽言長期抵抗，一面陰行屈辱乞和，以冀保存勢力，鞏固政權，遂有上海停戰協定之成立。」還說「凡我同胞，亟宜一致否認，宣告無效，而對於政府此種措施，亦不能不依嚴正方法，課其責任，一面由民眾方面盡其所能，加緊實際抗日工作，不達日軍完全退出我國領土，我國行政權力完全恢復，決不中止。」(注19)
顧國力的高調給他帶來了愛國的聲譽，卻損傷了政府;沈一直這樣主張抗日不作任何妥協，名氣越來越大。但是現在清楚知道，他的後面是中國共產黨，他祇是前台的代言人。以上的書籍中還記載：1932年，作為民權保障同盟的執行委員，他公開赴南京營救共產黨人陳庚等。1936年4月下旬，馮雪峰受黨中央的委派，從陝北到上海。他到上海不久，即與沈鈞儒接上了頭同時還找到了章乃器，向他們轉達毛澤東及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同他們建立了關係。7月中，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上海辦事處，由潘漢年任主任，馮雪峰為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國會的事……。」他祇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極力污衊國民政府不抗戰的工具而已。
另外一個重要人物章乃器也是如此：「章乃器一直是共產黨的同情者和朋友。早在『四一二』『大屠殺』期間，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楊賢江在武漢活動，經常有款項匯給上海的同學鄭文利。鄭托章乃器經手存入浙江實業銀行。有次楊匯來六千圓鉅款，國民黨當局跟蹤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將存款全部轉移，結清帳戶。……章乃器的三弟郁奄，大革命失敗後以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的公開身份從事黨的祕密工作。他曾多次把從蘇區運來的金銀，交章乃器通過銀行換成鈔票，充作黨的經費。此外，共產國際由國外運來的外幣，也曾通過章乃器兌換成國內貨幣。」「馮(雪峰)於同年6月奉黨中央之命赴香港，與從莫斯科回國的潘漢年等取得聯繫。潘漢年等與當時在港辦《生活日報》的鄒韜奮及赴美途經香港的陶行知等共同商討，起草了一份有關『團結禦侮』的文件初稿。潘漢年、鄒韜奮為此專程赴上海，經與沈鈞儒、章乃器反覆討論，胡愈之參加修改，最後由沈鈞儒、章乃器定稿。……於7月15日發表在《生活知識》半月刊上。……毛澤東主席於8月10日發表《致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君儒及全體救國會員函》，對這一文件和全國各界救國會聯合會的宣言、綱領表示『極大的同情和滿意』……」(注20)救國會本身就是由共產黨操作領導的外圍組織，再由共產黨修改定稿的文件，最後由毛澤東發電報來祝賀。這台前台後的戲都是共產黨編劇兼導演，祇是演員是「七君子」，觀眾是容易上當的老百姓，一邊把「不抵抗主義」的帽子牢牢扣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頭上，一邊卻利用所謂宣傳抗日來恢復和發展中共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十多年後，共產黨取得政權，大陸的歷史由勝利者書寫，於是，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便成了固定的歷史名詞，成了歷史的「定論」。
不過，當時還有理性的聲音，這聲音由於政治的變換而被埋沒了，這就是以胡適為主編的《獨立評論》所代表的若干主張。《獨立評論》的編者和作者大都是海外留學歸國者。這個作者群體是一批自由主義者，既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國民黨人，他們經常批評政府，也從根本上不贊成共產主義。他們並不是從「九一八」起就擁護政府的「攘外先安內」的政策，而是在1933年3月初熱河失守和英勇的長城抗戰之後。
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是張學良的部屬，極為腐化，不顧命令，把鴉片財物等匆忙運走以後，十幾萬大軍不戰而退，而佔領承德的日軍祇有一百二十八人，熱河失守，北平、天津就難以保衛，所以引起了全國老百姓的非常憤怒，蔣介石立即於回北方的途中，在鄭州公開承認責任。但是在長城抗戰中，中國軍隊在古北口、喜峰口，完全是以大刀和血肉之軀，阻擋了現代化日軍的進攻，官兵們的獻身精神，也震驚了全國。
面對戰場的勝敗，這一批眼光比較長遠寬廣、又沒有黨派利益的學者們，在思考着抵禦之道。
幾天以後，3月12日，胡適在《獨立評論》第四十一號上以《全國震驚以後》為題議論國事，討論教訓，主張「深刻反省我們為什麼這樣的不中用」。他認為大潰敗的原因是：「(1)軍隊全沒有科學的設備，沒有現代的訓練。」「(2)軍官的貪污墯落。」「(3)地方政治的貪污腐敗。」「(4)張學良應負絕大責任。」「(5)中央政府也應負絕大責任。」(按：以下凡是《獨立評論》都寫明期刊號數，不另外作注釋)胡適沉痛地寫道：「不先整頓自己的國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強敵;不先學一點自立的本領，而狂妄的蔑視一切先進國家的文化與武備;不肯拚命去謀自身的現代化，而妄想在這個冷酷的現代世界裏爭一個自由平等的地位：這都是亡國的徵象。這個迷夢，今日應該醒醒了!……沒有科學，沒有工業，……貧到這樣地步，鴉片白面害到這樣地步，貪污到這樣地步，人民愚昧到認為最高官吏至今祗要念經誦咒就可以救國的地步，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於這個現代世界的。二千五百年前，一個哲人曾說：『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我們今天的最大教訓是要認清我們的地位，要學到『能弱』，要承認我們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虛驕誇大的狂妄心理，要養成虛懷願學的雅量，要準備使這個民族低頭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學生。這才不辜負這十八個月(也許更長)的慘痛教訓。除此一條活路之外，我看不出別的什麼自救的路子。」讀一讀這理性沉痛的總結，再對比一下「七君子」用輿論逼迫國民政府立即抗戰的主張，真是令人不勝感嘆。「七君子」留名至今，而在毛澤東發動的批判胡適運動中，竟指名這些文章是「賣國」(見1955年3月25日《北京日報》，《胡適在抗日戰爭前夕是如何媚外和幫凶的》)。
胡適接着又在《獨立評論》四十四號上以《我們可以再等五十年》為題說道：「我們此時也許無力收復失地，但我們絕不可在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贊助我們的時候先就把失地簽讓給我們的敵人。……我們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同時我們要保存一點信心;沒有一點信心，我們是受不起大犧牲的。……1914年比利時全國被德國軍隊佔據蹂躪之後，過了四年，才有光榮的復國，1871年法國割地兩省給普魯士，過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侯四年，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侯四十八年，在一個國家的千萬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麼。」在《獨立評論》上，還有其它作者的文章，都進一步闡述了要加強準備戰爭的觀點。
在《獨立評論》第三十七號上，丁文江以《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為題著文，關於裝備財政問題他寫道：「對日宣戰，能夠發生效能罷?我們政治上的情形和官兵的訓練，我暫且不提。單就物質上講，我們沒有宣戰的可能。中國號稱養兵二百萬──日本常備兵不過二十萬──中國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數論，當然我們是佔優勢的。但是我們的一師人往往步槍都不齊全，步槍的口徑也不一律。全國所有的機關槍大概不過幾千杆──歐戰的時候作戰的軍隊每一師有一千五百杆。七毫米的野砲大概一萬人分不到兩尊──實際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砲、坦克、毒氣和飛機可算等於沒有。所以以武器而論，我們二百萬兵，抵不上日本十萬。歐戰和上海的經驗告訴我們，近代的戰爭是最殘酷的，是不限於戰鬥員的。海上和空間完全在日本人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砲台都是四十年前的建築，絲毫沒有防止日本海軍的能力──吳淞的砲台不到五分鐘就毀於日本炮火之下。……作戰不但要兵器，而且還要錢。中央的收入，最好的時候不過六萬萬多。其中一半以上是內外債的抵押品。『九一八』以前，中央所能自由運用的款項每月不到三千萬。上海事件一發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一落就落到二百萬!當時凡有靠中央接濟的機關立時等於停頓。軍隊的餉項也就沒有着落。所以一旦正式宣戰，日本佔領上海，封鎖我們江海港岸，中央的財政立刻要破產。以上的事實原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提議現在出兵收復失地的人，或者是另有作用，或者是為情感支配，不免自己來欺騙自己。」
蔣廷黻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他在第四十三號上著文說：「目前論中國的內情及國際形勢，我們都談不到收復失地。目前我們的工作惟有在國內造成收復失地的能力和資格，在國際上造成收復失地可能的勢力。」有關他的傳記中，在「對日和戰問題」方面寫道：「『九一八』事變以後，主張立即對日抗戰之言論甚囂塵上。蔣廷黻則以為：『絕不可輕言戰爭，單憑愛國熱忱，是無法阻止一流強權之侵略。』『現在急務不在繼續戰爭，而在內部充實。』『我們民族的出路在建設。』廷黻很早就看出日本侵華戰爭註定失敗，故有謂：『日本軍人除為日本民族預挖墳墓外，別無所事，所可憂慮者，日本之失敗，未見得就是中國之勝利。』時『七七』事變尚未發生，中日和戰尚未分曉，廷黻竟有如此遠見。」(注21)
戰爭的準備還不能公開的進行，怕刺激日本軍人提前侵略行動。1996年蘭州大學出版的翁文顥的傳記記載，在南京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悄悄備戰，連牌子都不敢掛，可見弱國備戰的艱辛：「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地點在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舊址，南京三元巷二號。由於它是個祕密機關，門口不掛牌子，信封上不印機關名稱，一切活動都不公開，對外稱『南京三元巷二號』，由蔣介石從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祕密經費中每月撥款十萬圓，作活動經費。蔣介石給國防設計委員會指定的任務是：一、擬訂全國國防之具體方案;二、設計以國防為中心之建設事項;三、籌劃關於國防之臨時處置。」(注22)那時候，整天叫囂抗日的中國共產黨，除了有夾擊國民政府軍隊的行為，在後方破壞政府抗戰措施以外，可曾對日本軍隊放過一槍?可曾做過任何一點踏踏實實的抗日備戰工作?
主張加緊準備，暫時不頃全力抵抗，邊交涉、邊安內、邊建設，延緩日軍全面侵略的時間，以便作最好的抵抗，是真抵抗;主張立即全面抵抗，不妥協、不談判、不退讓，其實是中國共產黨要從中謀私利，是不利於全民抗戰的真不抵抗。
突然的轉折
西安事變發生，張學良不自覺地充當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工具，因此停止了「攘外先安內」這一接近完成的政策。這停止，使中國歷史出現了巨大的轉折，應驗了蔣介石關於明末清初那一段歷史的預見。
但是國民政府已經非常有效地爭取到了時間，作了大量的戰爭準備：
政治方面：分立的以廣州為中心的西南國民政府和新國民黨完全取消，其成員都到中央擔任職務，協助蔣介石工作。其標誌就是1935年11月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達到了自北伐統一以來從來未有的大團結。
軍事方面：幾乎所有的軍人都統一到了軍事委員會的指揮下面，起碼都不敢公開為私利了，這是後來抗日軍事上能夠打若干勝仗的基本條件。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一貫在剿共問題上持不同意見的南方軍隊，已贊成「攘外先安內」的基本國策，派兵到達河南，共有超過六十萬的軍隊，已經形成對陝北的包圍圈，準備一舉殲滅紅軍，再全面抵抗日本。祇是恰恰在此時，西安事變發生了。而且史料顯示，蔣介石以為在陸軍方面必須訓練六十個現代化師，才可以和日本相抗衡，由於西安事變而提前爆發全面戰爭時，祇完成了二十個師的訓練和裝備。
財政方面，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在1936年曾以《十年來的中國經濟建設》為題目，從六個方面論述了經濟建設的進步和戰爭準備，以下僅僅摘錄第三部份《金融幣制之整理統一》中的小段，來說明「安內」的部份成績：其一是把中央銀行建立成為真正的中央儲備銀行：「自十七年至最近止，呈財政部核准註冊發給營業執照之銀行共達167家，23年(按：即1934年)7月政府公佈儲蓄銀行法，規定各銀行至少應有儲蓄存款總額四分之一相當於政府公債庫券及其他擔保確實之資產，交存中央銀行特設之保管庫，為償還儲蓄存款之擔保……現在又將中央銀行實行改組為中央儲備銀行，造成真正唯一之中央銀行。」還統一幣制，設立造幣廠，「乃於24年11月4日斷然行使法幣政策」(注23)。這才有了抗戰的財政基礎。
在各項準備工作大見成效，但是還沒有完成的時候，西安事變發生了。當蔣委員長從西安返回的時候，全國出現了難以想像的自發的歡騰場面，這有其深刻的意義：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作為政治中心，終於建立在人心之上了，這是備戰最重要的成效。上下一致，是打敗日本的基本條件。但是，「攘外先安內」的國策沒有完成就被迫投入戰爭，使得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個政治中心，能夠借抗戰為名，獲得了代替中華民國的歷史機會和基本條件。這歷史性的轉折變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是什麼?毛澤東時代的種種情況，已經用數千萬中國人的鮮血，寫在了歷史的屝頁之上。
注釋：
1、《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四十周年學術論文》第87頁，聯合報社出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台北。
2、《中共史論》第二冊第294-295頁，郭華倫編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編印，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台北。
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集第100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
4、《獨立評論》第41號，《全國震驚以後》，胡適著，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北平。
5、《抗戰前十年之中國》第201-202頁，朱羲農文：《十年來的中國農業》，龍門出版社，1965年，香港。
6、《中國近代史》第945頁，著者兼發行人：李方晨，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台北。
7、《獨立評論》選集第二冊第15-16頁，蔣廷黻文。長橋出版社，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台北。
8、《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53-354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台北。
9、《抗戰十年前之中國》第147頁。
10、《獨立評論》第45頁。
11、《粟裕戰爭回憶錄》第11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北京。
12、中國近代史料叢書《抗日戰爭》第一卷第559頁，章伯峰、莊建平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成都。
13、《蔣總統秘錄》第九冊第4頁，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出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台北。
14、《蔣總統秘錄》第九冊第20頁。
15、《戲說西安事變》第97-98頁，王禹廷著，傳記文學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台北。
16、同注釋12，《抗日戰爭》第75-76頁。
17、《中國抗日戰爭史》(中)第174-175頁，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著，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北京。
18、同注釋第12，《抗日戰爭》第356頁。
19、《七君子傳》第42頁，周天度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北京。
20、同注釋19，《七君子傳》第186、197頁。
21、《國史館館刊。復刊第四期》第262頁，國史館印行，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台北。
22、《翁文顥》第109頁，李學通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
23、同注釋5，《抗戰前十年之中國》第12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