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以後，全國一片沸騰，愛國學生紛紛要求立即對日宣戰，輿論界則分為兩種不同意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似乎別有考慮，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於是，「不抵抗主義」的帽子便扣到了國民政府的頭上。今天，雖然中國大陸的史學界已經對抗戰作出了許多實事求是的研究，出版了相當的學術成果，但是這「帽子」似乎已經成為定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真的「不抵抗」嗎?共產黨真的「抵抗過」嗎?要想回答這些至關重要的歷史問題，就不得不首先回顧那個時代曾發生過的一些重大事件，及其重要的時代背景。
「九一八」時的國內環境
「九一八」開始的戰爭，侵略的一方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被侵略的一方呢?一是沒有統一的政權，二是沒有統一指揮的軍隊，三是沒有統一的財政。至於軍隊裝備的懸殊對比和兩個國家工業基礎的極大差距，就更不在話下了。
第一、政治、軍事、經濟概況
「九一八」前後，在中國的土地上有三個政權，每一個政權都有自己的政府、軍隊和財政，每一個政權都以對方為必須消滅的敵人。
第一個分裂政權是三十年代初「廣東國民政府」的短暫存在。
1931年2月28日，由於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在南京被扣，另兩位元老居正和謝持，一被囚禁，一被通緝，從而導致國民黨內訌又起。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長王寵惠等辭職，鐵道部長孫科也離開南京赴廣東，國民黨元老、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等在4月30日發出通電，彈劾蔣介石，陳濟棠等廣東將領也發出通電支持彈劾，北伐成功之後再爆內戰的始作俑者、廣西實力派軍人李宗仁頓時加入其中。於是，5月27日，以汪兆銘、鄧澤如、鄒魯、孫科、李文范為常委的國民黨中央非常會議，遂成立於廣州;以唐紹儀、汪兆銘、孫科、古應芬、鄒魯為常務委員的廣東國民政府也隨之成立;一個意圖與南京對峙的國民黨政權在南方出現。它僅發生在「九一八」之前數月。
但是，一旦「九一八」事變發生，已經在湖南對立的兩方軍隊立即言和，胡漢民等隨即獲得自由，和平會議馬上在上海召開，分立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也隨之消失。
1985年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曾評論那時候的形勢說：「北伐後成立的國民政府，宣傳統一了中國。實際上，國民政府號令所及不過是沿海的城市及其近郊的腹地，中原大戰及國共的武裝衝突都是對中央政權的直接挑戰。即使不在戰爭狀態下，國民政府也必須容忍大陸的割據。軍閥中勢力大者，如張學良、閻錫山、李宗仁、龍雲、盛世才等人，佔地跨省兼圻;次焉者，如四川的軍人也分別盤踞州郡。因此，國民政府的權力基礎其實祇是沿海城市的中國，對南方的粵江三角洲及北方的平津地區尚且鞭長莫及，這南北二地的地方勢力還分食杯羹，不讓國民政府專有其資源。」(注1)
第二個分立政權是中國共產黨的江西「蘇維埃政權」。這發生在「九一八」之後。
從中共成立起，中共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祇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經費、組織到政治路線，都完全按照第三國際的命令行事。而第三國際是直接受蘇共中央政治局領導的，蘇共則是為了蘇聯的國家利益而發出指令的。俄國從彼得大帝起就擴張了幾百年，二十世紀的擴張，祇是改換了一個「共產革命的名義」而已。
「九一八」事件剛剛發生，第三國際就作出決議，題目是《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這個決議指出，「九一八」事件的性質是：「滿洲事變是瓜分中國為各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開始，是反蘇戰爭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初步。」該決議明白宣稱「九一八」事件是對中共的一個重要而且有利的事件：「滿洲事變對於中國事變發展的前途將給予決定的影響……給蘇維埃運動與紅軍的鬥爭以極大的順利，造成全國革命危機先決條件進一步成熟，這事變給予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以新的重大的打擊。」因此，這個決議對中共規定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的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的警醒民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無情的革命鬥爭上來。抓住廣大群眾對於國民黨的失望與憤怒，而組織他們，引導他們走向消滅國民黨統治的鬥爭。」(注2)這是在命令中共要於國難當頭之時，利用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去引導他們推翻國民政府，變「抗日」為「革命」。
按照這個指示，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才一個多月時，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了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央政府，由毛澤東擔任主席，由張國燾、項英為副主席，由朱德為中央軍委主席，並且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政府機構。一個「認俄作父」的國中之國篡立起來了。
中共為什麼要在這時候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它無非是要利用日本人的侵略，來推翻中華民國政府;而不是於危亡時刻，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去抵擋日本侵略者。可以想像的是，這個有國際背景的「俄式武裝中國」的成立，會給執政者以怎樣的影響和壓力。
就在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的11月27日，當天紅三軍團攻陷會昌，次月，鄂豫皖紅軍佔領湖北黃安，各路紅軍紛紛出動，攻陷了十餘座城市，祗是圍攻贛州不淂。
國民政府不得不兩面作戰
對於轟轟烈烈的「一二八」抗戰，中共發出號召，要求推翻國民政府。以下原文抄錄《中國共產黨關於上海事件的鬥爭綱領》八條每條的第一句，以顯示其要：
「一、總同盟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上海!」「二、民眾自動武裝起來，打倒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國民黨!」「三、民眾自動武裝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四、總同盟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及國民黨!」「五、革命士兵與武裝民眾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六、農民自動武裝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七、總同盟罷工與民眾自動武裝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壓迫一切革命運動!」「八、反對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武裝擁護蘇維埃!」(注3)更多的文件都顯示，中國共產黨對內的武裝鬥爭在「九一八」以後更加強了，因為國軍為了抵抗日本而被迫分散了兵力。
關於軍事情況
早在1927年剛剛攻下南京、北伐尚未成功之時，總司令蔣介石就把另外三個軍隊勢力人物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別任命為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並請他們在國民黨內擔任有地方黨務權利的政治分會主席。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之後，這四大巨頭之外，又加上了在東北統領數十萬大軍的昔日奉軍頭目張學良，還有廣東陳濟棠、雲南唐繼堯、四川劉湘等地方軍閥。國家統一祇是表面現象，軍隊並沒有真正統一在國民政府之下。
隨着北伐成功，縮小全國龐大的軍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1929年1月1日開始的編遣會議以失敗告終，埋下了全國大規模內戰的導火線。雖然中原大戰結束，有利於中央的統一，但是勢力人物統治地方的基本格局並沒有改變。國民政府軍隊的實際控治範圍仍在江南一帶，加上安徽省。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各個省的勢力人物才逐步團結在國民政府周圍，為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
但是，以推翻國民政府為宗旨的中共紅軍，卻於國難當頭之下，不斷襲擊國民政府軍隊，不曾向日本軍隊發射過一槍一彈。其時，紅軍有三股重要部份，即以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為首的紅四方面軍，控制着鄂豫皖蘇區，號稱八萬人;以賀龍、鄧中夏為首的紅二軍團，大約有三萬人;江西的中央蘇區，包括一軍團和彭德懷率領的三軍團，加上地方軍共約四萬多人。由於中國無休止的長期戰亂，使得農村普遍缺乏糧食，接近崩潰的環境，這就給善於打家劫舍的中共紅軍以存在發展的方便條件。這對於必須抗日的國民政府來說，自然是心腹大患。
軍隊的嚴重情況，是在熱河失守以後。胡適曾著文披露道：「軍隊完全沒有科學的設備，沒有現代的訓練。3月5日宋子文院長發表談話，敘述熱河的情形：『我國守熱河之軍絕無所謂參謀工作，軍事長官消遙後方，遲遲其行。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自北平至前方用駱駝須數星期方能運達。最前線各部隊一無聯絡，高射炮及排壕工具絲毫未備，軍事所受者僅操場之訓練。』他又泛論吾國『養兵數百萬，而器具寙劣，衣食不周，幾為烏合』。這是政府最高官吏的評語。……中國軍官都不會看地圖，我起先還不相信，近日我才相信了。前幾日北平一個機關的負責人對我說：『此次軍隊出發，都沒有地圖。都來問我們要地圖。我們半價買了許多幅蘇甲榮編印的東三省熱河地圖送給他們。』我聽了不勝詫異。」(注4)
關於財政狀況
關於戰爭和金錢的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位有名的德國將軍說過：「戰爭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可是在「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以通常的國家所必須的財政標準來衡量，國民政府幾乎無財政可言。
從滿清王朝崩潰到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以前，可以說，中國財政情況之糟糕超乎想像。一、全國有幾個政治中心，各自收稅打仗。北京中央政府的統治當然不能真正達到全國各地，各地沒有資金上繳，就談不上有實際意義的財政預算和支出，1920年以後北洋政府就沒有財政預算，那一年的總收入是四億九千萬圓，支出超過六百萬圓。二、主要收入來自海關。但是從1854年開始，英國人就控制了中國的海關，而且海關的收入，從庚子賠款起，都用來付外債，直接從海關轉付。另外一項重要收入是鹽稅，沿海由英國人控制，大陸的大量鹽稅被地方當權者控制，成為地方軍閥的財源。沒有關稅和鹽稅，北洋各屆政府的財政來源，祇能依靠借外債，今天看起來，有點荒唐。三、沒有國家級的中央銀行，主要的銀行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甚至也沒有中國自己獨立流通的貨幣。所以說，幾乎沒有財政可言。
1928年北伐成功以後，西方列強被迫同意中國的關稅自主，美國在這年的7月25日與中國簽定關稅協議，這對中國，意義非同尋常：中國竟然在1931年有三億八千五百萬的收入。這一年，雖然還不能統一鹽稅，但是規定各個鹽務區必須匯寄一定的款項給中央政府，同時也開始徵收煙草稅。國家的中央銀行也在1928年成立。宋子文是這一初創時期的領導者。
在「九一八」開始的時候：中國除了海關稅收以外，祇有鹽稅一億五千五百萬圓，中國流通的仍然是滿清以來的銀圓。中國自己的貨幣法幣是在1935年，在孔祥熙擔任財政部長時才有的。但是，全國統一收稅後，就不得不取消地方行之已久的關卡性質的厘金，大約每年兩千萬圓。於是祗有靠增加棉紗、水泥、麵粉的稅收來補足。打仗必須的錢在哪裏?
並且在那時候，抵抗必須的現代交通設施幾乎沒有，鐵路不到一萬公里，而且集中在東北、華北，南北大動脈廣州到武漢的鐵路，經過一再努力，在1935年才通車。公路起步晚，祇有東部幾個大城市之間的兩、三千公里。航空更談不上，在1930年8月才剛剛建立中國航空公司，而且是與美國合資。水中航運在1931年有船3273隻，共計497599噸，而英國那時在中國卻有噸位468122噸，日本有150587噸，民族的航運才開頭。交通好比是人的血脈，如此情況，怎樣和世界一流強國打仗?
農業與古代比較，幾乎沒有變化，沒有一絲一毫的現代農業，中國農村處在破產邊沿。根據立法院統計，在1931年，大米產量有4億石，加上大麥、小麥的4億5千萬石，共有糧食8億5千萬石，那時總人口為4億7千4百48萬，每人必須消耗糧食2石5鬥，所以每年必須生產糧食11萬7千5百石以上，當時缺少糧食達3億3千6百20萬石。就是在正常的年月，中國農村人口有一半以上不得溫飽。以上的數字都是國民政府的正式統計(注5)。而且在1930年，「長江氾濫，淮河運河次第潰決，華中十餘省，頓成澤國，災區計七萬英里，災民二千五百多萬，淹斃十四萬，農村損失共計二十億圓。洪水橫流，浩劫絕代，而日本乘我多災多難之際，遂發動瀋陽事變。」(注6)當時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就農村問題的嚴重性曾在1932年警告道：「現在我們知道了中國整個的鄉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程度。這是中國的致命之傷。我敢大膽地說，就是中國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武漢、廣州都被日本的飛機大炮毀成一片焦土了，祇要鄉村經濟不破壞，中國還祇受皮膚之傷。反過來說，倘若我們不從今日起，集中全國的力量來挽救鄉村的經濟，就是日本不來攻，我們的都市全要變成死城，而我們這個國家也就自然地亡了。」(注7)
處於最前線的東北的財政情況又如何?張學良在1930年12月3日對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報告說：「吉林財政，年可盈餘數十萬，多則百餘萬圓，黑龍江每年虧空千餘萬圓，遼寧每年虧空二千餘萬，熱河收入無幾，其虧更甚。東北數省，其所發行的紙幣，約七十餘種，政府方面所發行者，亦達三十餘種。遼寧方面，奉大洋五十圓合現洋一圓，奉小洋票須六十始合現洋一圓。吉林須九百幾十吊，始合現洋一圓。黑龍江大洋本位與奉票同。哈爾濱用大洋。熱河須一百三十多吊始合現洋一圓。因各種票價之不同，政府方面，去年損失達六千餘萬。又因出產不能運銷各地，例如今年大豆豐收，豆價原為每擔一圓二角，今年降落至八角，於是財政受到影響。益形不堪……」(注8)這些數字讀起來過份枯燥，不繼續摘錄了。東北始終是張氏的獨立王國，最為穩定，外人不曾進人，可是也如此糟糕。差不多在同時，國際聯盟討論中國問題時，就有他國的代表說中國不像是一個國家，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的感慨。中國如何打杖呢?
工業主要是輕工業，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城市，打仗必須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薄弱到極點。在1936年論述中國工業發展的專文寫道：「九一八以後兩三年，國內共產黨既加緊向中央政府進攻，國際形勢，更無時不在帝國主義極度威脅之下討非人非國家之生活，一切建設無由發展，工業建設不僅無成績可言，且原有之脆弱基礎，亦有土崩瓦解之勢。」(注9，以上的幾種數字都出自1936年出版的同一本書)
那時打仗要多少錢?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在1932年8月寫道：「據我所聞，目前北平所發的軍費，每月是四百一十萬。十九路軍在上海作戰的時候，一共三萬人(八十八、八十七師除外)，中央每月發五十萬。要拿這個數目做標準，則每月四百一十萬，養十五萬兵，已經很多。據軍政部長何應欽最近的報告，中央剿共產黨的軍隊，伕子不算，一共是六十萬人，因為作戰，每月要多用三百萬。」(注10)全國大規模抗戰，錢從哪裏來?
不顧極為艱難的國家財政而要求立即對日作戰，沒有政治背景的青年人是出於激憤和不知情，政客就不同了。
以上三項都重要，但是以政治中心的建立最為重要。因為政治中心一旦建立，就可以建立軍隊的指揮中心，就可以改善和發展經濟，準備戰爭。
中國政治中心的建立問題已經突出好幾十年了。自明朝廢除宰相制以後，宦官當政，空前地集權，權力就導致制度的腐朽，清朝初年黃宗羲的代表作《明儒學案》已經透露出明朝的專制問題。清朝的異族專制變本加厲，雖然康乾盛世時版圖有擴大，但是專制加劇，後期連什麼也不懂得的慈禧，竟然長期在位，這就是制度問題，政治就逐漸失去中心，十九世紀後期的動亂與此有關。辛亥革命後的袁世凱和北洋軍閥逆時代潮流而建立政治中心的企圖失敗了，祇有孫中山先生有可能建立這中心，但是他在事業出現希望的時候去世了。孫中山先生去世以後，群龍無首，蔣介石的德望和資歷都不夠，憑藉他領導北伐成功的功績和力量雖然取得政權，即使能服民心，卻服不了「黨心」和異端之心。因為他在國民黨里的資歷淺了，還成了異黨異軍一心想要打倒的對象。而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正是政治中心出現十分動搖的時刻，蔣介石被迫下台返回浙江故里。
但是，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恰恰是蔣介石的軍人特點，才能適合統帥全局。那些逼迫他下野的人，又只好將他請了回來。他在1932年3月18日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任參謀總長，國民黨無論內外都沒有人表示反對，中國政治的中心遂由蔣介石逐步建立起來了。
有了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才有可能進行全民的抗戰。歷史的經驗正在此。
「攘外先安內」的政策
「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共產黨按照第三國際的指示，仍然繼續以武裝推翻國民政府為其首要的方針。1988年由中共中央檔案館編輯，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8)和(9)是「九一八」以後不久的、非常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以下摘錄幾段來說明中共中央在當時的立場(不另加注釋)。
1932年1月1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認為：「造成全中國的總崩潰，使全中國千百萬大多數民眾飢餓，死亡，使中國民族為帝國主義各國所壓迫，侵略，使全中國民族蒙此奇恥大辱的罪人，當然是地主階級國民黨。」其時，甚至宋慶齡等所謂國民黨左派，那時都被劃入了「反革命派別」。因此，中共所指出的出路是：「祇能全中國的民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堅決的進行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民眾的革命鬥爭，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建立民眾自己的政權，我們才有出路。」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蘇聯國家利益的代表者，中共的「中國蘇維埃政權」呼籲：「民眾的蘇維埃政府，公開宣稱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是我們的同盟者。」雖然日本侵略中國，製造「九一八」事變，中共仍然把國民政府當做首先要打倒的對象。
「一二八」抗戰，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第一次與世界強國打成了平手，震動了日本。此後，國內外對國民政府領導的抵抗都一致肯定。中共中央卻為此發表了第二次宣言，號召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在國難當頭之時，「武裝推翻國民政府」：「全上海的工友及一切勞苦群眾，起來，舉行總罷工來反對帝國主義，組織義勇軍糾察隊，奪取武裝來武裝自己，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建立民眾的工農兵的代表會議的政權!」
因此，中共中央對於各個根據地的紅軍發出了不斷攻擊的命令：「工農紅軍的行動必須更加積極起來，更加互相呼應的行動，依據現有的成功開展着勝利的進攻。必須依照中央的軍事訓令來努力求得將中央蘇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鄂邊各蘇區聯繫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佔領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接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的勝利。在大江以北，應以鄂豫皖區為中心，而將西北、鄂東、鄂豫邊、湘西蘇區聯繫一起，造成威脅長江上下游及平漢鐵路的形勢。」「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的責任是開展一切群眾的鬥爭，領導一切群眾的部份的日常的經濟的鬥爭，領導反帝鬥爭走向總的向國民黨統治進攻道路中去，以響應配合紅軍的行動，來爭取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為了推翻國民政府，弱小的紅軍，不斷地對抗日大後方發動進攻。曾經任中共總參謀長的粟裕大將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早在1930年7月，彭德懷統率的紅三軍團就第一次攻打長沙，成功了，後來第二次就失敗了。
中共甚至在1934年派出由紅七軍團組成的「抗日先遣隊」，有六千多人，其任務竟然是威脅抗戰首都南京和經濟中心上海。但是那時候的「抗日先遣隊」，怎麼能夠公開做這種破壞抗戰的舉動呢?中共中央就是在臨行時，竟然也沒有宣佈作戰的目的，哪怕作為參謀長的他也不知道。在差不多四十年後，粟裕當面問總司令朱德，才知道這個「抗日先遣隊」的真正戰略目的。對此，後來粟裕曾說道：「宣傳抗日和支援皖南，是當時賦予七軍團的任務。中央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為了宣傳我黨抗日主張，中央公開發表了……印刷了……等大量宣傳品，總數達一百六十萬份以上，這在當時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為了及時支援皖南群眾的鬥爭，中央限令七軍團進行三四天休整後，立即出動。後來我們才知道，當時中央派出這支部隊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圖以這一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心腹地區。」(注11)在第三國際在1935年因為蘇聯安全的需要，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以前，中共的一切都祇是推翻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隊夾擊中國軍隊，如今出版的許許多多的中共中央文件都可以作證。
國民政府面對日本的武裝侵略，又面對中共在國難當頭之時要繼續以武裝奪取政權的叛亂叛國行徑，卻必須艱難地在夾攻中尋求國家生存和抗日致勝之道。這就是「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由來。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當局當然明了國家的內部情況，明了中日國家力量的懸殊對比，明了第三國際中共支部的基本方針。如果對內沒有求得安寧，完全對外抵抗，最好的結果，也祇能夠是接受日本極為苛刻的條件，讓中華民族陷於深淵之中。另外的結果，是日本和中華民國兩敗俱亡，而蘇聯和中共得利。後來西安事變發生，被迫停止攘外先安內的方針，出現的便是第二種結果。
在中國東北的兩個主要競爭國是日本和蘇聯，從1904年的日俄戰爭以來一直如此。所以那時候蘇聯的策略，就是挑撥加劇中日的矛盾，以便從中得利。以蘇聯為依靠的中國共產黨，正好利用一般的反日情緒，鼓動立即抗戰，來達到乘機擴張和捍衛蘇聯的目的。而狂熱的日本軍閥卻不了解這一點。蔣介石等政治家對此卻非常清楚，所以在決策時充滿疑慮，被迫應戰。何況國家的種種內部情況也不允許立即抵抗，祗好對日本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忍辱負重方針。但是日本的少壯軍人把日本國內有遠見的政治家或者逼退，或者暗殺，使得中日之間的關係仍然一天天緊張。所以蔣介石在1934年10月寫作《敵乎?友乎?》一文時，就以起碼的常識和客觀的理性精神對日本發出了最後的忠告。文章指出，日本無論對美國或者對俄國開戰，與中國同時作戰都是戰略上的失敗;而對中國全面開戰，除非佔領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最後一段指出戰爭可能給雙方帶來同時毀滅的慘重結果：「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關係上，無論那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絕滅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日本國民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以廓清障礙謀及久遠的和平。」(注12)後來戰爭的結局證明了蔣介石所說的「雙方毀滅」的遠見，即是日本挨原子彈，中華民國丟失大陸。
關於攘外先安內的政策，蔣介石有幾次重要的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