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朝廷寧損官銀不惹北京當鋪
近年在北京的街頭，不時有十分醒目的當鋪廣告映入眼帘。從網上的新聞看，現今北京的典當行業，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清末北京的當鋪。
清末北京的當鋪很是熱鬧。本文以《那桐日記》為線索，結合多年以前所抄清人函札、檔案等史料，勾畫晚清北京當鋪的若干特色。
京城高官與富人熱衷開當鋪
當鋪在我國有一千數百年的歷史。當鋪，亦稱典鋪、質鋪，是一種通過收存實物、以押借現金的商鋪，有的地方稱質庫。唐代詩人白居易之《長慶集》「杜陵叟」曰：「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徐珂編撰的《清稗類鈔》，將清代京城和外地的當鋪劃分為不同的種類。其文曰：
典質業者，以物質錢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質，又次日押。典、質之性質略相等，續期較長，取息較少，押則反是。所收大抵為盜賊之贓物也。(《清稗類鈔》第五冊，中華書局，1984年，P2289)
清代京師當鋪發達，主要原因是京城裏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還有許多得天獨厚的機會。比如，北京定期舉辦全國性的科舉考試，各地舉子云集京師，他們所帶銀兩不夠，往往將隨身攜帶的貴重物品送交當鋪以換現銀。在試子們集中的貢院附近，便出現了開設多家當鋪的頂銀胡同。再如，許多來北京述職、覲見的封疆大吏，或者等待引見的候補官員，人數甚多。他們除在京消費外，臨行之前，還需要到各處應酬打點。有時所帶銀錢不敷周轉，免不了求助於當鋪。
北京的當鋪，有許多是高官自己開設的。薛福成在《庸盦筆記》中，收錄了乾隆皇帝的寵臣和砷被抄家的情形。其文曰：
……派十一王爺、慶桂、盛住同鈔和砷住宅;派綿二爺鈔和珅花園。附錄清單：當鋪七十五座(查本銀三千萬兩)。……外鈔劉、馮二家人宅子：……當鋪四座(本銀一百二十萬兩)。(《庸盫筆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P61-62)
和砷作為朝廷一品大員，居然在京城開設了當鋪75座;其家人劉、馮二人，亦開設當鋪4座，實在令人吃驚。不過，從我所看到的清末檔案史料來判斷，薛福成所記和坤在北京等處有75座當鋪，似乎過多。我曾向韋慶遠老師當面請教過。他認為清代前期皇室、大吏以及富商競相開設當鋪，京師內外，官私當鋪甚多，而「就其東主的身分地位及其資金來源來說，可分為三大類，即皇當、官當和民當」。(《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P73)後因滿人自身經營不善，皇當、官當逐漸消亡云云。
清後期情況與此大有不同，從我所接觸的史料看，均系私人當鋪。在《那桐日記》中，有不少關於清末北京當鋪的記載。
那桐，字琴軒，葉赫那拉氏，與慈禧同出一族。光緒二十二年，那桐擔任戶部掌管銀庫鎖鑰的郎中。從此，他步步高升，僅僅十多年間，成了軍機大臣、文淵閣大學士。那桐升遷迅速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他所擔任的「銀庫郎中」，是少有的肥缺。據記載，即使是最守規矩的銀庫郎中，一任亦可得一二十萬兩銀的額外收入。清末筆記中載，有許多在銀庫當差的滿人，號稱「庫兵」，或利用職權敲詐勒索;或趁出入銀庫之機會，把銀子塞入肛門股道;或用其它非法手段，將銀兩攜出歸己。那桐正是具體管理這些「庫兵」的官員。其發財機會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擔任銀庫郎中後的第二年，即於京城繁華地段開始經營當鋪。《那桐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記載：
余托孟麗堂價買北新橋北大街路東增裕當鋪作為已產。麗堂為總管;田詩園(名嘉興，行三)為掌柜，於八月初一日接替，開市大吉。計占項一萬二千餘金，架本三萬金，存項一萬金，統計領去五萬三千餘金。余於今日約孟總管到鋪，上香祭神，書立合同，巳刻事畢，同麗堂、詩園同飯。(北京檔案館編：《那桐日記》，上冊，新華出版社，2006年，P252。下引該書，只注頁碼)
據老北京介紹，在北京東直門內到北新橋一帶，有當鋪胡同存焉。「東直門內大街路北，北通東手帕胡同，原為一小巷，當鋪胡同坐落在胡同南口的大街上。乾隆朝京師全圖已繪有該胡同，民國間始定名。六十年代併入東手帕胡同，當鋪胡同之名遂廢。」我想，那桐的增裕當鋪，應該就在那條胡同附近。
時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購買當鋪。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記中寫道：
余托孟麗堂價買燈市口北，東廠胡同口外，路東元豐當作為己產(賣主孫藎卿，嵩犢山家奴也，住後元思寺)，改字號曰：「增長」。總管為孟麗堂，掌柜人為金本如(行二，海淀人)。於八月廿六日接替，十月初二日開市換匾。價本市平松江銀三萬兩，占項市松一萬七千兩，存項京松二萬五千兩，統計市松七萬二千餘金(合京松七萬二千九百六十兩)。余於今日約同孟總管、田詩園到鋪內上香祭神，書立合同二紙，各執其一。攜回合同、大契、由單、占項單、家具單、津貼單共六件，辦法與廿三年八月廿四日所置增裕當相同。(上冊，P293)
據上述記載，那桐的第二個當鋪大概是開在美術館的斜對面，現今華僑大廈所在的位置。除了以上兩處當鋪之外，那桐後來還同別人合夥開設當鋪。
在清政府高宮中，開當鋪的大有人在。如光緒朝有名的守舊派代表人物剛毅，長期當地方官，撈足了銀子，於是在京城開設了三座當鋪。(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P22-23)軍機大臣鹿傳霖，則在家鄉河北定興開設當鋪。(趙風昌：《惜陰堂筆記·庚子拳禍東南互保之紀實》，《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晚清大員之所以熱衷開典當業，與當時吏治腐敗有直接關係。這些身居高位的權臣，積累了大量財富後，並不滿足，還想進一步「以錢生錢」，於是將貪污受賄得來的銀兩當作「本錢」，大量投入到典當行業。
余在閱讀清人信札中，還看到另一現象。有一些權臣，出於種種考慮，並不像剛毅、那桐那樣自己出面，而是通過他們的親戚或至交，把銀兩交給他們，間接地投入典當、錢莊或其他高利貸行業。如慈禧之親信榮祿，在戊戌政變之後，大權獨攬，送禮行賄者紛至沓來。榮祿於辛丑年由西安行在返回京師前夕，致奎俊之家書稱：
京城南院花園各房，均已收回，將來到京後再為斟酌辦理。小號本錢，昨匯至山東「一零二七」「四五三七」，交蔚廷、佑文，代存聽用，以免由此動身贅累。(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編：《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1輯，P142)
蔚廷，指袁世凱，戊戌政變後取得榮祿信任，很快被提拔為山東巡撫;佑文，指山東糧道達斌，與袁世凱、榮祿關係至為密切。密信中所謂「小號本錢」，指京官和各地官員之行賄銀兩，均變成了榮祿的「本錢」。現尚存世的《榮祿存札》揭示了收受賄賂的具體數字與細節，令人觸目驚心。「《榮祿存札》(未刊稿)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榮祿此信使用了兩組密碼暗語，不知所云，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即榮祿在西安行在時所收的巨額金錢，寄給了袁世凱等人，「以錢生錢」去了。而典當業，無疑是一個主要去向。
除榮祿之外，另一位軍機大臣李鴻藻，號為清流派魁首，可謂正人君子，他把銀兩送給天津的姻親姚學源，由姚氏在天津投入典當、錢莊或其他行業。姚學源定期向李鴻藻匯報所存款項到期及其所增加的利息。[《李鴻藻藏札》(未刊稿)]
一座當鋪每年繳稅僅五兩銀子
清代當鋪的利潤之高，是今人難以想像的。據夏仁虎記載：
質鋪九城凡百餘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鉅值者亦得議減。業此有名者，曰白某、婁某。一人恆管多處，曰總管。(《舊京瑣記》卷九，市肆)
夏仁虎(1873-1963)，江蘇江寧人，字蔚如，號嘯庵等，光緒舉人，長期在北京生活，清未曾任郵傳部郎中。民國時期任張作霖北京政府秘書長。「解放」後，受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故對北京的當鋪瞭若指掌。
對於當鋪獲利情況，《那桐日記》亦有記載。那桐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記述曰：
天佑齋田二送來翠搬(扳)指一個，押京松銀一千兩，每月六厘行息，四個月歸還取贖。如到期不還，銀物兩沖(後於二月間原價贖回)。(上冊，P332)
晚清的當鋪像以往朝代一樣，有活當與死當之分。如上所記，這個翡翠扳指，就是活當，又稱小押，當存僅僅兩月，即可收銀十二兩之多。當鋪的收益於此可見一斑。
京城當鋪，均持有官府所頒發之「當貼」。所謂當貼者，即今之執照也。各當鋪每年需向官府交稅，爾後獲得當貼。京師當鋪獲利豐厚，按理說應該多繳納稅銀。但事實恰恰相反。許多當鋪主人與官府有牽連，或者他們本人就是高官。正因為當鋪與官府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清政府所制定的稅收政策，對當鋪十分有利。
我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錄副奏摺檔中，發現一份重要的檔案，即兼管順天府府尹孫家鼐所呈遞的「京城當典加稅請核減折」。孫家鼐奏稱：
……中外典當，獲利較厚，稅額獨輕，擬自本年起，無論何省，每座按年納稅銀五十兩。去後茲據大興、宛平兩縣，詳據京師各當商稟稱，京師地面，典當共有一百九十餘座，家數林立，資本無多，勢分力薄，各典貨架，均難充滿，利息又無定章，遇物典質，往往爭攬買賣，暗中讓息，獲利愈難。近年京城市面，日見清淡，生意更覺減色，……若再每年當稅加增至五十兩，合計歲增十倍，實在力不能支。今又奉諭，認借昭信股票，商民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敢不竭力圖維。現已認領股票十萬兩，以應公家之急，懇請將加稅核減一半等情，具詳請奏前來。
定例，順天當商與江蘇等省同徵稅額五兩，已屬向隅，今驟增至十倍之多，商力艱難，亦屬實情，奉飭勸借昭信股票，該商等已共同認領十萬兩之鉅，誠屬不遺餘力，擬請將稅額加至五倍，每年納銀二十五兩，臣等亦恐事關大局，未敢貿然上陳。惟念輦轂之下，無事不仰沐皇恩，格外體恤，即使將該商等加稅，略示區別，各省亦不能藉口。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敕部查照，將京城典當加稅，核減一半，以恤商艱而紓無力。(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二十一年錄副奏摺，財政類，《京城當典加稅請核減折》)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樣獲利豐厚的行業，所徵稅銀數額非常之少，實在太不合理。因此，孫家鼐之折遞上後，很快遭到戶部否決。光緒皇帝四月二十三日的諭旨稱：
中外典當各商，每年每座令納稅銀五十兩，系屬通行之案，京城未便獨異，且首善之區，萬方輻輳，典質貨物，既較外省為多，利息盈餘，亦視外省稍厚，每年加增當稅五十兩，尚不及架本百分之三，亟宜踴躍輸將，為各省之倡，礙難先行核減，令外省當商得以紛紛藉口。請旨飭下順天府仍遵臣部前奏，曉諭京城典當各商，趕緊按年按座納稅五十兩，不得稍有遲延。(光緒二十一年錄副奏摺，財政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