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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清朝末代高官逃亡美國大使館的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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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1911年10月27日,距離那場日後被稱為「辛亥革命」的暴動,僅僅17天,其受關注程度卻絲毫不亞於在遙遠的華中地區正在進行的血腥戰爭。
    
  逃亡者

    
      這一天,大清國全國人大(「資政院」)通過了一份特殊的決議,要求中央政府對郵傳部部長盛宣懷「明正典刑」。
    
      堂堂國家立法機構,在證據闕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憲政」的名義,不經審判程序,以100多人投票表決的方式,要求處決一位政府高級領導人。這無疑是世界議會史上的一個奇觀。
    
      此前2天(10月25日),資政院還只是要求政府罷免盛宣懷的部長職務。路透社(Reuter)從北京發出的電文說,資政院此舉,給大清政府出了道難題:要麼服從資政院的要求,趕走一位「忠誠的官員」;要麼否決資政院的要求,但這相當於向宣稱代表大多數人民的資政院開戰。這篇電文被次日(26 日)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等廣泛援引。《紐約時報》甚至認為,這是資政院對政府下達的「最後通牒」(ultimatum)。
    
      第二天(26日),似乎並沒有經過多少掙扎的大清政府,接受了資政院的「最後通牒」,下令將盛宣懷「雙開」。上諭宣佈: 「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同時,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副總理(「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於盛宣懷矇混具奏時,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該衙門議處。」
    
      國際媒體繼續跟進報道。10月27日的《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題目就是《中國皇室屈服以圖避免革命》,可謂一針見血。與《華爾街日報》所用的字眼「屈服」(yield)相似,同日《紐約時報》的標題用的是「投降」(surrender),《華盛頓郵報》則用的是「屈膝」(bow),來描繪政府的妥協。
    
      與這些相對中立的報道不同,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英國《泰晤士報》(Times)記者莫理循(George Morrison),則發出了傾向性十分明顯的報道。他認為,在壓力脅迫之下解除盛宣懷的職務,實在是中國政府的恥辱,代表着這個政府的「虛弱和恐懼」 (weakness and fear)。《紐約時報》在轉載莫理循這篇報道時,將題目乾脆改成了《這是可恥的法令》(Calls it a shameful edict)。
    
      有意思的是,莫理循認為,被解職一事,對盛宣懷本人來說或許並不壞,因為他的身體虛弱(his health is frail)。這是當時幾乎所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獻中,唯一提到盛宣懷的健康狀況的。在盛宣懷1916年去世後,其子孫為其撰寫的《盛宣懷行述》中,才披露了一些當時情況,似乎盛宣懷的確面臨健康問題,但並不嚴重。看來,作為大清官場通,有着「北京莫理循」綽號的這位英國記者,或許有特殊渠道接觸到更深的內幕。
    
      而此時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的慶親王奕劻,卻對自己被申斥並不在意,《紐約時報》說,根據接近慶親的人士透露,這位總理並無不悅,甚至還期望着自己也能被離職,早日逃離這個左右為難的工作。
    
      《華盛頓郵報》還刊發了盛宣懷及政府軍前敵總指揮蔭昌、被革命黨炸死的廣州將軍鳳山,噎卸任和即將上任的駐美公使張蔭桓、施肇基等4人的照片,題目則帶有相當的調侃成分:《中國亂局中的主演們》(Chief actors in China’s troubled affairs)。
    
      但局勢的發展,並沒有《華盛頓郵報》標題那樣輕鬆。資政院對「雙開」盛宣懷,仍不滿意,他們還想更進一步——要了盛宣懷的命。
    
      對此,《華盛頓郵報》似乎建立了特別的新聞管道,刊登了遠較其它媒體更為詳細的報道。
    
      該報記者在27日發出的電文(28日見報)中說,資政院的議員們為未能處決盛宣懷而頗感悲憤,通過了一項新的議案,要求判處這位部長死刑並立即執行。在見報稿中,該報用了一個長長的副標題::「下野的內閣部長盛宣懷,噎逃離北京,以避免暗殺,據信他已獲得外國外交機構的庇護。」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繼續說,據傳,盛宣懷逃入了美國使館,隨後在10名外國士兵的護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該報向美國使館查證時,使館參贊愛德華(Edward T Williams)對此予以否認。
    
      記者繼續挖掘說,當天先是盛宣懷的一名追隨者,緊急造訪了美國使館,隨後,美、英公使進行了磋商,並召集了,美、英、法、德四國公使的聯合會議,會後立即集體覲見中國總理慶親王,對盛宣懷的安危表示強烈關注。報道說,四國之所以出面,是因為盛宣懷是與四國銀團進行鐵路貸款談判的主要參與者,盛宣懷如今的處境,與此談判極有關聯,各國有道義上的責任對他給予保護。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事後被證明屬實。當天(27日),在得悉了資政院要求處死盛宣懷的消息後,英國公使朱邇典(John Newell Jordan)、美國公使嘉樂恆(William J. Calhon)、德國公使哈豪孫(Herr von Haxthausen)、法國代理公使斐格威(Francois Georges Picot)緊急磋商,決心採取聯合行動,保護盛宣懷。
    
      朱爾典在10月28日發給英國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的急電中說,四國公使在27日聯合覲見慶親王,得到了慶親王的承諾,絕不加害盛宣懷。而在更為詳細的郵遞報告(11月17日到達倫敦)中,朱爾典匯報了更多的細節:
    
      「近來盛宣懷因爭鐵路政策以救危亡,於北京腐敗政府各大員中,實為傑出之人(雪珥註:原文是盛宣懷成為這個「衰弱政府的肩膀和頭腦」,此處從舊譯)……資政院未知詳情,而譁然爭辯之彈劾,盛決不料其結果,遽至革職。但盛被此次猛擊,猶照東方習慣,頗為鎮靜。起行之前,於夜間(26日)料理交待。然次日(27日)事勢,忽更大變。因資政院已傳布印就之決議,請速殺此年老之大員。」
    
      報告說,盛宣懷得知了資政院的動向後,立即尋求美國使館的幫助,美國使館又通告了英國使館,於是決心採取四國聯合行動。在四國公使覲見總理慶親王時,慶親王表示,資政院噎將殺盛的要求提交給了攝政王載灃,但載灃認為盛宣懷的處罰噎夠了,應該不會同意資政院的要求。
    
      雖然慶親王擔保,盛宣懷絕不會有什麼危險,但朱爾典認為,慶親王在談話時,其實表露了相當的不安,擔心圍繞鐵路問題的爭論將繼續惡化。於是,朱爾典表態說,資政院這種要求處決盛宣懷的決定,是十分野蠻的。
    
      在美國使館,盛宣懷向各國公使表示,對自己的生命安全極為擔心,希望經由天津前往上海避難。各國公使決定,每個使館各派2名軍人共8人,全副武裝,由英、美使館的漢文秘書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和巴頓(Barton)陪同,護送盛宣懷前往天津租界。
    
      沒有任何資料記錄表明,對於列強武裝協助這位下崗高級幹部「逃亡」,大清政府是何種態度,但顯然,「多國部隊」並沒有受到任何阻礙。唯一的麻煩,只是來自日本人。
    
      根據10月29日《華盛頓郵報》的報道,27日當天,盛宣懷正好在一家日本銀行談事,得知了資政院的「死刑決議」後,他就滯留在了日本銀行內,隨後離開該銀行,來到了美國使館。
    
      但根據日本的資料,盛宣懷其實從25日資政院通過罷免他職務的決議後,就噎藏身在了橫濱正金銀行「支店長」(支行行長)的宅邸內。
    
      日本公使伊集院在10月26日,致電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蓋自昨晨(25日)盛宣懷入我橫濱正金銀行支店長宅邸後,司戴德 (W.D.Straight,美國銀行團代表)偵悉此事,即與美國公使館及福開森等人串通,經多方策劃,極力想把盛宣懷拉入美國保護之下。終於策動四國公使出面、迫使慶親王作出保證:清政府對於盛宣懷、除降諭革職外,別無其他任何加罪之意,並言明准其在四國保護之下離開北京。同時,百般勸誘盛宣懷謝絕我橫濱正金銀行為其提供之特別快車,改乘美國方面為其準備之列車出京,然後由天津搭乘德國輪船赴青島避難。」顯然,開始「逃亡」之後的盛宣懷,噎成為各國爭相獵取的寶貝。此後,圍繞對盛宣懷庇護權的爭奪,各國、尤其日美之間,還上演了更為激烈的秘密戰爭。
    
      當夜(27日),盛宣懷在美英德法「多國部隊」的嚴密保護下,離開了北京。《華盛頓郵報》(29日)記載說,此時的北京城內噎謠言漫天,有的說滿清政府決定對漢人進行種族屠殺,有的則說皇室也在準備逃亡,但被各國外交使團勸阻……
    
  急先鋒

    
      這一「逃亡」事件,顯然大大出於所有人、包括盛宣懷本人的預料。
    
      此時距離盛宣懷出任郵傳部長,僅僅10個月。郵傳部是個大部,綜合鐵道部、交通部、電信部、郵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鐵路為大,盛宣懷則自1896年執掌鐵路總公司起,一直是這個大部所管轄的範圍內的「一哥」。
    
      但在這個超級大部正式掛牌的時候,盛宣懷卻在內部的權力傾軋中落敗,被發配到了上海,以副部長(「侍郎」)的身份談判對外商約。直到1910 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卻依然是個副部長,更尷尬的是,部長(「尚書」)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屬唐紹儀。於是,兩人都只好稱病。
    
      幾經周折,唐紹儀勉強幹了幾個月,終於離職,而盛宣懷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郵傳部部長這個早就該屬於他的位子。
    
      這個自視甚高又久被壓抑的人,終於握上了嚮往頤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開展工作,刀鋒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最熟悉、也是國家戰略資源投放最多的鐵路。
    
      當時全國17家「商辦」鐵路公司,雖然政府放手不干預,並且給予各種特殊政策,包括准許他們通過徵收特別稅的方式收集股本金,實際上就是用公權力做保障,在民眾中強行集資。但是,這17家公司卻比之前的國有企業更為不如,家家腐敗叢生、問題成堆,鐵路建設毫無推進,巨額資金倒是不見了蹤跡,實際上噎沒有一家能夠繼續維繫,不僅大大影響了作為國家戰略佈局的鐵路網建設,而且弄得民怨沸騰。
    
      中央急於挽回這種被動局面,急於辦事立功的盛宣懷正是合適人選。在他主持下,中央在1911年5月份宣佈,鐵路一律收歸國有,對商辦公司或給予經濟補償、或換發國家鐵路公司的股票。這一「鐵路國有政策」,贏得了絕大多數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在5月31日報道了盛宣懷的這一改革,並認為:「這是中國穩步發展的又一證據,這一法令的頒發,受到了那些真心愛國的人士的歡迎。」
    
      但是,廣東、湖南、湖北三省的商辦鐵路公司,因為完成集資額巨大,高管們實際上在其中已有巨大利益,一旦國有,其利益必將受損,而且之前的花賬、壞賬、爛賬也將在審計中曝光,因此竭力反對。而虧損最為嚴重的川漢鐵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其高管在歡呼國有的同時,提出一個附帶要求:希望中央財政為他們在上海違規炒股而虧損的350萬兩埋單,遭到盛宣懷強硬的拒絕。
    
      川路公司高管們喪氣之餘,惱羞成怒,加入了廣東、湖南、湖北三省商辦鐵路既得利益者的行列,開始猛攻鐵路國有政策、猛攻盛宣懷本人。一時間,帽子滿天飛、棍子遍地打。此即所謂的「保路運動」的肇始。
    
      但是,光為了填補自己的財政窟窿而對抗中央,顯然出師無名。不久,一個極好的「抓手」出現了:國有詔書發佈後11天,中央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簽訂了借款合同,引進1000萬英鎊的巨額外資,投入鐵路建設。畢竟,鐵路建設是資金密集型產業,而中國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都實際上難以支持這一個巨大的投資,引進外資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幾家商辦鐵路公司的高管欣喜若狂:這下子可以上升到「愛國」還是「賣國」的高度,來和中央討價還價—— 儘管這些所謂的「保路運動」者們,後來也偷偷地與外資談判。
    
      盛宣懷無論對內對外,都是個強勢的人,在他的主持下,與四國銀團的貸款談判「磋商數月,會晤將及二十次,辯論不止數萬言。於原約稍可力爭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數事,實已無可再爭」,貸款合同的條款不斷地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不僅年利率依然維持在5%,不到國內錢莊和票號貸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貸款項的半數可以存在交通銀行與大清銀行,這等於為這兩家國有銀行提升了頭寸,而原合同規定只能存在四國銀行。同時,合同還刪除了原定四國有權參與建造若干支路的條款,並規定所用鐵軌必須使用漢陽鐵工廠的國產品,其它原材料則進行國際招投標,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懷堅信,根據這一合同,資金到位後,粵漢鐵路三年內就能全線接通,十年內可以開始還本。
    
      但是,這一完全平等簽訂的借款協議,遭到了「賣國」的指控。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李鴻章的嫡系人馬,在李鴻章去世10年之後,盛宣懷其實沒有任何過硬的政治靠山。而此時的大清官場,十分講求門派,時人胡思敬在其名著《國聞備乘》裏,列舉了此時的「七黨林立」:「孝欽訓政時,權盡萃於奕劻(慶親王),凡內外希圖恩澤者,非貴緣奕劻之門不得入。奕劻雖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扭身而進。至宣統初年奕劻權力稍殺,而局勢稍稍變矣。其時親貴盡出專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謀生事,內外聲氣大通。於是洵貝勒(載洵)總持海軍,兼辦陵工,與毓朗合為一黨。濤貝勒(載濤),侵奪陸軍部權,收用良弼為一黨。肅親王好結納報館,據民政部,領天下警政為一黨。溥倫為宣宗長曾孫,同治初本有青宮之望,陰結議員為一黨。隆裕以母后之尊,寵任太監為一黨。澤公(載澤)與隆裕為姻親,又曾經出洋,握財政全權,創設監理財政官鹽務處為一黨。監國福晉(即醇親王福晉,榮祿之女)雅有才能,頗通賄賂,聯絡母族為黨。」
    
      梁啓超也說,晚清中央「號稱預備立憲改革官制,一若發憤以刷新前此之腐敗,夷考其實,無一如其所言,而徒為權位之爭奪,勢力之傾軋。藉權限之說以為擠排異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為位置私人之途。賄賂公行,朋黨各樹,而庶政不舉。」
    
      顯然,並不屬於任何派系的盛宣懷,卻「總攬輪船、銀行、鐵政、鍊冶、煤礦、紡織諸大政」,自然成為眾人眼紅的目標,再加上其在推行鐵路國有時,辦事如此認真刻板,實際上給自己種禍不淺。
    
      在中央的竭力化解下,湖南、湖北、廣東三省的「保路遠動」見好就收,迅速地偃旗息鼓,既得利益者們退居二線去享受倖存的勝利果實。但四川卻因為炒股虧損實在過於龐大,只能選擇與中央死磕,並且越演越烈。在成都的中心舞台上,一場「變臉」大戲越演越熱鬧。以川路公司高管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體,不惜高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無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級政府官員,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試圖渾水摸魚,利用民眾運動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革命黨則希望天下大亂,好早日享受革命的高潮快感,明確將「離間官民」作為在四川工作的重點。這三種力量,最後導致保路運動失控而成為顛覆大局的風暴潮,而盛宣懷成為矛盾的原點和焦點。
    
      盛宣懷對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發給岑春煊、解釋川路國有補償方案的電報中,就說自己「於此事,已為眾矢之的,即犧牲身命,何裨絲毫?」 在其子孫日後撰寫的《盛宣懷行述》中說:「府君(盛宣懷)以職掌所在,日與左右侍郎吳公郁生、李公經方商榷、討論,期於上補國計,下協輿情,苦心圖維,委曲周市,至憂思不能成寐。旬日之間,鬢髮加白。」
    
  替罪羊

    
      在對付四川的保路運動中,盛宣懷是堅定的鷹派,而以年僅28歲的攝政王載灃為核心的中央領導班子,也試圖振作一番,他們堅信自己佔着情、理、法,與「保路運動」爭鋒相對。端方受命率領湖北新軍入川平亂,導致了武昌空虛,10月10日,武昌暴動成功。事態進一步惡化。
    
      武昌暴動之後,盛宣懷雖沒有帶兵出征,卻成為「剛性維穩」的總調度,為了保護鐵路橋樑、調集車輛船隻、運送軍需民用,可謂殫精竭慮。
    
      甚至,為了及早實現維穩的目的,他還在10月20日一天內,為攝政王親信,度支部大臣載澤代擬3份「面奏節略」(與中央核心匯報談話的要點):
    
      一是《代載澤擬進兵遲速關係大局之緣由節略》,認為亂軍勢孤,「平亂」軍事行動必須快;
    
      二是《蔭午樓宜電旨促其親督進兵節略》,蔭午樓即正在前敵的總指揮蔭昌,盛宣懷指責他一味觀望,坐失良機,並建議中央立即撤換;
    
      三是《袁世凱宜明降諭旨催其赴鄂節略》,盛宣懷建議中央起用袁世凱,代替蔭昌。
    
      這3份節略,其實令盛宣懷在體制內更趨孤立:一是得罪了自視甚高、在德國學習軍事回來的蔭昌,而蔭昌的背後,是一大群大清國的「太子黨」;二是他推薦的袁世凱,本來就算是他的政敵,當然也不會領他的情;三是薦袁之舉,令那些對袁深惡痛絕的「太子黨」更為惱怒。
    
      10月23日,盛宣懷再度親自上奏,要求中央降旨嚴飭蔭昌親臨前敵,加派袁世凱為欽差大臣,並建議對前線將領實行「重賞嚴辦」的問責制度。
    
      而此時,噎實際上成為孤家寡人的盛宣懷,也遭到了別人的「問責」。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晉彈劾盛宣懷,一方面承認鐵路商辦出現大量問題,另一方面卻認為盛宣懷的國有方案只是為了其滿足其「獨攬利權、調濟私人」的目的,並且「未經閣議」。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傑上奏,認為川鄂動亂主因並非「趙爾豐(四川總督)之操切羅織、瑞澂(湖廣總督)之棄守潛逃」,而是「橫絕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懷。他指控,盛宣懷之所以對不同地區的鐵路國有採取不同補償方式,是為了進行股市的內幕交易:在鐵路國有宣佈之前,盛宣懷噎派人到廣州低價收購了大量的粵路公司股票,所以粵路商股十足償還,盛宣懷大撈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懷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斷打壓。當然,這又是風聞而已。
    
      這位御史提出,盛宣懷目前只是一個部長,如果他處在副總理的位置上,「盜玉竊鈞,何事尚不可為?」,「方今主少國疑,而有大臣奸橫如此,苟不宣佈罪狀,明正典刑,恐君權陵替,後患更何堪設想。」將盛宣懷的問題,上綱上線到篡班奪權的高度。
    
      危險在一步步地逼向盛宣懷,並終於在10月25日的國家議會「資政院」的會議上,達到了頂點:資政院通過決議,要求政府罷免盛宣懷的一切職務。
    
      當晚,盛宣懷居然還在寫長篇辯護詞,逐條反駁議員們的指控,並「自請解職,以避嫌疑」。作為在官、商兩界廝混了一輩子的人精,作為一直以來行走在風口浪尖的「急先鋒」,盛宣懷居然在這關鍵時刻顯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面:畢竟,政治遊戲和權力博弈,從來不需要真相與真理,從來都是只講實力而不講道理。
    
      果然,盛宣懷自請辭職、體面退場的要求沒人理睬,中央毫不猶豫地將他拋了出來:革職、永不敘用。這在大清國的紀律處分中,是最為嚴厲的一檔,再往上就是追究刑事責任了。而資政院的議員們依然不放過他,直接訴諸最嚴厲的刑罰:死刑。
    
      盛宣懷的兒孫們在其去世後編撰的《盛宣懷行述》,對此感嘆道:「無何川亂(保路運動)猝起,鄂變(武昌暴動)繼作,海內響應。當局亦知積薪厝火,事非一朝,其藉口於路政,召禍者僅一蜀耳。而資政院議員,群喙方張,爭以府君(盛宣懷)為集矢之的。朝廷俯徇眾論,毅然奪府君職,以為罷斥一大臣,宣可間執其口,或因以暫彌亂機。而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耶!」
    
      至此,盛宣懷徹底走入了里外不是人的「豬八戒困境」:在「革命者」眼中,他是最為兇悍而堅定的反革命者,甚至比蔭昌、載澤這些皇族貴戚都要兇悍而堅定,這令他的資產在民國成為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而他不惜鞠躬盡瘁試圖挽救的這個政權,卻短視而冷血地將他作為替罪羊拋出,希圖以此遲滯大廈崩潰的速度。
    
      在清末民初的世代交替中,甚至在中國歷史上的各種改朝換代的關頭,能如盛宣懷這般、走到如此絕境的人物,其實並不多見。如果沒有那些自稱還講些「義氣」(honor bound)——《華盛頓郵報》說,四國聯合營救盛宣懷,就是為了這個honor bound——的老外們,盛宣懷恐怕也要如同端方、趙爾豐一樣,成為辛亥年祭壇中的一灘血泊。
    
      盛宣懷的兒孫們記錄到,在流亡日本的第一年,盛宣懷一直住在神戶的鹽屋山地,穿的和服上掛了顆小印,上刻「須磨布衲」四字。每天,他都要寫點日記,令後人好奇的是,逃脫了絕境的盛宣懷,究竟都在為自己寫些什麼呢?

責任編輯: 王篤若  來源:網易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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