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8月24日，美國物理學家亨利·奧古斯特·羅蘭作出了一場名為《為純科學呼籲》演講，這篇後來被登上《科學》雜誌的演講稿在西方科學史上有着極其重要的地位，它被視為「美國科學界的《獨立宣言》」。《為純科學呼籲》成了美國歷史上分量極重的一個象徵，它誕生11年後，美國的GDP超過了大英帝國。然而，羅蘭在鼓吹美國的同時，居然還不忘黑了一把彼時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人。
羅蘭是這樣講的：美國科學的優越之處在於「不斷進步」，他們更加注重純科學，即追問事物中的科學原理。倘若忽略這些，「那麼我們很快就會退化成中國人那樣——幾代人都沒有任何進步。」他還舉了個例子：中國人發明和應用火藥已有幾個世紀了，但卻只顧着用，卻從不探索其中的科學原理。結果，西方人後來居上，在火藥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豐富深邃的物理化學，而中國反而已落後於世界，甚至成為西方人眼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野蠻民族」。
這話說得很難聽，讓人聽了火大。然而相比於非羅蘭這番赤裸裸的歧視言論，更令人無奈的是清廷的「回擊」。
時間退回到1861年，根據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清廷萬分不情願地設立了總理衙門，以這種羞恥的方式打開了國門。老大哥的孱弱無能令周邊一圈小弟十分失望，野心日益膨脹的日本便直接撂了狠話：昔日的中國強勢強，但時代早就變了；還抱着中國老掉牙的這一套不放，日本最終也將一事無成。總之，彼時的清王朝在外沒地位，身邊沒朋友，家門裏更是哀鴻遍野，偌大個國家居然落得一無是處。
歷史證明，知恥而後勇從來不是一件丟人的事，然而清廷當即給我們直播了一把啥叫「知恥而後更恥」。
所謂「總理衙門」，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就是為朝廷辦理對外事務的專屬機構。其中有個十分特殊的職責，即向西方各國派駐使節，培養留學生。雖說這些都是按照列強的要求折騰出來的，但對腐朽落後的清朝而言，它未免也不是件好事。然而，無論是清朝派出的使節還是留學生，他們大多並非渴求知識的年輕人，而是死硬的士大夫。他們的迂腐早就刻進了骨子裏，在歐洲，他們把自己所見的所有新奇事物都視為「雕蟲小技」，這也不如我們大清國，那也不如我們大清國，一句話就是我們大清國最好。結果，好好的學習機會被糟蹋成了公款旅遊，「奉旨吐槽」。
另一方面，清廷壓根並不重視這個機會。在總理衙門中處理相關職務的官員職位為「章京」，這官着實不算小，軍機處章京常有機會接觸到重要的國家事務，而總理衙門的章京卻大多是跑腿打雜的，壓根沒多少實際權力。結果，在設立了足足14年後，總理衙門終於向西方派出了首位正兒八經的公使，更尷尬的是，這些公使簡直就是為了存在而存在，他們在朝中缺乏政治根基，在國際事務上也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連近代中國第一份對外平等條約《中美續增條約》也是美國人蒲安臣幫忙促成的，為了簽這份條約，身為美國駐華公使的他不惜偷偷越權。
話說回來，當一個國家的主權與尊嚴淪落到需要依靠外國人來勉力支撐時，這樣的屈辱足以激起有識之士的危機感與求生欲。1874年，李鴻章一折《因台灣事變籌畫海防折》驚艷了朝野，他在奏本里對慈禧老佛爺曉之以理：乾隆老爺子那會兒，即便是英國國王派來的使節，來到咱天朝也是畢恭畢敬的，他們想見到中國皇帝比見到他們的上帝還難。如今可不一樣了，洋人出入京師跟逛自家後花園似的，尤其是那些所謂的商人和傳教士，在各省間流通竄行如入無人之境，誰知道他們揣着啥樣的壞心思。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局面呢？李鴻章指出，正是因為不重海防，才使得大清國在洋人的堅船利炮面前無從抵抗。花費最短的時間達到最好的效果，所謂師夷長技的目的就在這兒。說到動情處，李中堂還不忘高聲感慨：此乃「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彼時，洋務運動也折騰了十來年，大夥幹得熱火朝天，只顧依葫蘆畫瓢。在當時的中國，李鴻章這番話思路新奇，頗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魄力，令不少有識之士如醍醐灌頂。後來維新派核心人物之一的梁啓超都不忍讚嘆：不愧是李中堂，薑還是老的辣。有他在，大清朝就亡不了！
李鴻章的話顯然是戳進了老佛爺的心坎里，一年後，在朝廷的批准下，總理衙門授意一口氣打造3支現代化艦隊，而李鴻章親自承接了北洋水師的組建工作。後者果然走了最短的路：他豪擲重金購買外國船炮，開設水師學堂，聘請整套外國教育團隊幫忙培養水師官兵。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師正式宣告成立，清政府每年撥款400萬兩銀子作為水師專用經費。這支完完全全由銀子砸出來的海軍的橫空出世引起了全世界側目，《美國海軍年鑑》將清朝海軍排到了世界第九，大有鹹魚翻身之勢。表面上看，北洋水師也重重地打了日本人一巴掌，當初跟着西方列強嘲笑清朝的日本人，眼下也只有羨慕嫉妒的份兒了。
然而，歷史證明了洋務運動的最終目的不過是「制夷」，並非富民強國。所有努力等同於餵癌症晚期病人吃消炎藥，壓根就是白折騰。直到今天，不少人還在討論甲午海戰，做着各種各樣的假設，認為北洋水師不該失敗。然而，這場戰爭確實改寫了中日兩國的命運——對清朝而言，這不過是晚清恥辱薄上新的一筆罷了；而對日本而言，它象徵着光明的未來。有說法稱，為了搞明治維新，日本國民勒緊褲腰帶每天只吃兩頓飯。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舉國沸騰，百姓並不知道這場戰爭對國家戰略有多重要，他們只是在慶祝終於能把一日三餐補齊了。
從某種程度上看，李鴻章算得上是洋務運動那段時期不少有識之士心中的「救世主」。然而有觀點認為，甲午戰爭中，正是李鴻章本人的短視與誤判，不捨得目睹他親手打造的北洋水師消耗殆盡，這才貽誤了戰機並最終導致失敗，那句「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反而更像是一句嘲諷。於是人們紛紛詬病，你李中堂當年的那番慷慨陳詞，原來不過是為了跟左宗棠左大人爭糧餉啊！
世人只知李中堂的窩囊，卻不知這個站在漩渦最中央的老油條比誰看得都透徹。
1875年，也就是在清廷開始打造北洋水師的同一年，被委派到英國的公使郭嵩燾終於踏上了歐洲大陸。時年57歲的他在英國人的陪伴下迫不及待地參觀了政府、學校、工廠等地方。在這兒，他像個孩子一樣如饑似渴地了解着一切，最後把它們抄寫成了《使西紀程》，懷着最高的期待與虔誠將其遞交給了朝廷。
《使西紀程》以日記的方式記錄了郭嵩燾在英國的見聞，他以最真實詳細的方式闡述了同時期西方制度、文明、文化的先進所在。在闡述客觀事實的同時，他還不忘提出自己的意見，核心思想跟洋務運動大差不差，即不妨藉助英國先進的東西來改造大清國的落後之處。毫無疑問，《使西紀程》對當時的清王朝而言就是一劑猛藥，價值無法估量。這本薄薄的冊子也確實在朝野中掀起了一陣輿論風暴，只是它招致的卻是滿堂詆毀——即便郭嵩燾絲毫沒有說大清國的壞話，但統治階層就是聽不得「西夷」的好話；甚至有人乾脆說郭嵩燾對朝廷「有二心」，想當英國人的走狗。結果，《使西紀程》不但被下令燒毀，郭嵩燾也因此丟了官。
諸多旁觀者中就有我們的李中堂，雖然文獻中並沒有李鴻章當時心情的詳細描寫，但他豈能不清楚其中的利害？眼看朝廷態度堅決，一幫人又跟在朝廷身後唯唯諾諾，連說句公道話的勇氣都沒有，反而為了討好朝廷昧着良心抹黑。殺人誅心，比一時的羸弱更令人絕望的，是整個民族的脊樑都被打斷了。恐怕從那一刻開始，他就意識到滿清已經註定無藥可救了。再看看郭嵩燾的下場，既然朝廷並沒有給真正的愛國者留一席之地，那還不如多費點心思鞏固自己的權位，想辦法多撈點銀子頤養晚年。至於清廷滅不滅，咱不妨眼睛一閉耳朵一捂，權當啥也沒發生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