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社會變革運動，分維新與革命兩派，主維新者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主革命者以孫中山與黃興為代表。
在這四位先生中，以康的年齡最長（1858―1927），孫次之（1866―1925），梁又次之（1873―1929），黃最晚（1874―1916）。
康、孫、梁三位都出生於廣東，黃則湖南，近代中國的改革運動，以廣東、湖南兩省人最為活躍，與其領導者殆有必然的關係。
康生於一個世代讀書與服官的家庭，故康自其少年即習舉業，受業於朱次琦，講學，成進士。他有《自編年譜》敘述其求學經過甚詳，他在四十一歲以前，在一般守舊者的眼中，乃是一位離經叛道的新人物，曾受到多數人的非難與反對。自戊戌維新失敗以後，他下半生的三十年歲月，乃完全趨於保守。儘管他曾留下一部富有新啟示的《大同書》；在他的亡命生涯中也曾漫遊各國，積累新見聞不少；但他的本質是保守的。他相信：中國必須要有一個皇帝，一經革命，必至變亂相尋無已時。因此，他晚年乃不惜勾結軍閥，接納清室遺老，而卒有1917年支持張勳復辟的一幕。他的最後十年，在一般新少年的眼中，乃又變成了一個頑舊不堪的落伍分子，卒以七十高齡，死於青島。儘管康的維新運動是失敗的，但他在當時，究不失為一風雲人物。且因戊戌而引出庚子拳變一大反動，乃十足證明清室必亡，即不啻為革命派鋪平了道路，相輔相成，功未可沒也。
中山先生生於廣東香山的農村，家庭狀況，與康相反。童年雖曾就讀私塾，但對他影響甚微。十四歲，隨母遠赴檀島，乃兄德彰（眉），送其入英美教會學校攻讀，歷兩校，共四年。學英語，接觸初步科學，始聞基督教義，習於海外僑胞社會生活，此一新環境與新刺激，對他後來的成就，作用自然很大。
十八歲，中山先生自檀返粵。十九歲至二十歲之間，繼續讀書於香港拔萃與皇仁兩校，無特殊情況可紀，不過海外四年教會教育的延續而已。但他在二十歲這一年（光緒十一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禮；結了婚；又鑑於中法爭奪安南一役，清廷屈辱求和，暗蓄傾覆清廷之志。
光緒十一年冬第二度去檀，次年三月返國，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校。十三年正月，轉入香港西醫書院，迄十八年（一八九二）六月畢業，是孫先生所受嚴格的科學訓練者，凡歷六年有半。西醫書院自開辦以迄停止招生，先後共收學生一百二十八人，畢業者五十一人，在歷屆畢業生中，其各科成績差可與孫先生比者，中國人僅一陳觀聖，外國人僅一GeorgeThomasHarold。陳觀聖一八九九年畢業，其各科考試成績，得有九個H（H代表Honours），榮譽名次第二；Thomas一九一二年畢業，得有十個H，榮譽名次第三；孫先生一八九二年畢業，也得有十個H，但榮譽名次第一。世人僅知孫先生以第一名畢業於西醫書院，不知此所謂第一雲者，不但應指他本人畢業這一屆而言，實應說明自有西醫書院以來的五十餘名畢業生中，他也是第一人啊。（參看羅香林著《國父之大學時代》）
在博濟醫院一期，他所結納與革命最有關係的朋友為鄭士良（弼臣，廣東歸善人），鄭與廣東三合會有聯，是為孫先生與民間反清社會發生關係之始。在西醫書院一期，他所結交而始終參與革命行動者則有陳少白（原名白，廣東新會人）。
孫先生二十七歲畢業以後，先後在澳門及廣州行醫及開設西藥局歷一年有餘，雖業務頗忙，仍結納同志探討革命方略不倦，在這一期接受他革命宣傳而以身殉光緒二十一年廣州第一次革命者，有陸皓東與程奎光。
在孫先生二十九歲的時候，他寫過一篇《上李鴻章書》，長約八千字，在清末一切談改革談洋務的文字中，就我涉獵所及，以孫先生這封上李書為第一。孫先生平日發表一篇有關的文字，必出原稿請他的朋友批評或代為斟酌（此事我另有考證，見香港出版的《現代雜誌》第一卷第十期），即以這封上李書而論，便是經過陳少白、鄭觀應、王韜代為斟酌過的。陳是孫先生的同志、好朋友；鄭是他的小同鄉（廣東香山）《盛世危言》的著者；王韜江蘇長洲人，與太平天國有過一度關係，著作更多，為中國談洋務最早的老輩。而且鄭、王兩位，都是略通外國語文，親自到外國去考察過的，所以孫先生才向他們請教。這種地方，可看出孫先生的態度謙虛，文不苟作，都是最值得我們效法的。
孫先生到天津準備見李鴻章，王韜還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李的幕友羅豐祿。可是不幸得很，其時是光緒二十年甲午的五月，正值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夕，李鴻章焦灼忙迫萬狀，確係事實；因此，他不僅沒有與孫先生見面，便是孫先生這封近萬言的長信，他是否細心看過，大概也成問題。像孫先生這樣一個有抱負有主張的青年，既花了許多時間，寫了一封信，又不遠數千里跑去，願見見這位「李中堂」，可見李在孫先生的心目中，尚不失為一勉強可談的人物，不料李竟以這樣的態度出之，「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卒以此加強孫先生的革命決心，加速清室的滅亡，以李鴻章的立場來說，他這種不能弘獎人才的傲慢，乃是最不可原諒的。曾國藩在軍中，往往喜歡與他的幕友們聊天，有時且恢諧百出，或者長篇大套的討論學術（這一點以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記載得最為親切），與一個有關係的朋友討論時局或軍事，雖在百忙中，也不惜親筆寫幾千字的長信。這種地方，可看出李鴻章之為人，實不及曾遠甚。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梁實秋先生在《文學因緣》裏《憶新月》一篇中的一段文字：
孫先生的生平，有三個年代最可注意：
一，光緒十一年（1885），他立志推翻滿清，他的年齡為二十歲。
二，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與「興中會」同志在廣州第一次實行革命，他的年齡為三十歲。
三，光緒三十一年（1905）他以「興中會」結合「華興會」，「光復會」而成為一「中國革命同盟會」，他的年齡為四十歲。
每隔十年，孫先生的革命事業始得邁進一步，這可以說明革命過程是何等的艱難；宜乎孫先生在「同盟會」未成立以前，他不敢希望革命能及他之身便會成就。
維新派首領康有為於光緒十四年（1888）第一次向光緒帝上書；過十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乃有戊戌維新的曇花一現；再過十年，光緒三十四年（1908），光緒帝在不明不白中，先慈禧太后一天死去，康的維新事業，便已完全絕望；也是每隔十年而自成一個段落。
推翻滿清之所以迅速成功，關鍵在有「同盟會」的出現；「同盟會」所以能一舉成立，關鍵在孫先生與黃克強先生首先攜手。關於孫、黃攜手一點，過去記載革命史者，一致說由於日人宮崎寅藏與平山周的介紹；但楊度告我，直接介紹黃先生於孫先生者，實際不是日本人而是他。當時與我同聽楊說此一故事者，尚有一熟悉革命史的章太炎先生在座，故我信楊說不誣，曾記入我的《萬竹樓隨筆》待證。半年前，我讀了章士釗一篇記他「與黃克強相交始末」的萬言長文，則孫先生與黃先生第一次見面，其情況乃明白如晝。章文有一段云：
（光緒三十年冬），吾低東京，寓牛888區若宮町二十七番地。未久，克強移來同居。適中山孫先生由橫濱攜小行囊，獨來東京，旨在合留學生，議起義大事。而留學生時以楊度為有名，彼寓富士見町，門庭廣大，足以容客，於是中山與楊聚議三日而不歇，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病，暢言無隱。卒乃楊曰：「度服先生高論；然投身憲政久，難驟改，竊愧未能。度有同里友黃興，當今奇男子也，請得介見」。中山喜。翌日，吾若宮町宅，有先生足跡見臨。克強與吾，皆初見先生。吾昨歲草《孫逸仙》冊子（按此書台北文星書店有影印本，列入中國現代史料叢書，名《大革命家孫逸仙》，著者黃中黃，即章士釗筆名），以前知尤相契合。樓下席廣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臥，按地圖，議天下大勢，殊未易一二數；俄而集留學生為大會盟之議起。先生辯才無礙，指揮若定，吾徒傾心折服，難以形容。克強情異虬髯，幟鄙自樹。時則汪兆銘、胡衍鴻（即胡漢民）之流，頭頂辮髻，手摩講章，出入梅謙次郎之門，洋洋與同捨生爭一日之短長，顧仍木然無動於衷也（章文見《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二冊PP.一三八—一四九）。
當光緒二十四年維新派失敗，梁啓超亡命日本，中山先生曾與之交往一年有餘，感情甚為親密：中山先生力勸任公合作，任公原亦不反革命，且與楊衢雲、陳少白諸人有所協商；二十五年，唐才常由日本歸國籌畫起義，中山亦曾力予支持；任公奉康命赴檀香山，中山先生且為之作書介紹乃兄德彰；卒以見阻於康，兩派合作乃終於不能實現（見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據行嚴上文所述，中山先生一見楊度，即與之談「三日夜不歇」。一聞為他介紹克強，即親往與克強見面，一切暢談無隱，乃不能不令克強與行嚴「傾心折服」。
凡此，均足見中山先生求才若渴的心情，推心置腹的雅度。
反之，如康有為，張季直（888）於光緒二十四年六月，曾晤康於其北京上斜街寓所，他有記云：「――見其僕從侍應若老大京官排場，且賓客雜處，心訝其不必然，又微諷之，不能必其聽也。」（見張自訂年譜）又梁啓超記康「保國會」被破壞經過云：「先是江西人主事洪嘉與者，守舊有氣，久於京師，能立黨，聞康名來，三顧不遇，人忘其居，未答拜。是時公共汽車雲集，各省士夫來見，客日數十，應接不暇，多不能答拜者；乃浙人孫灝曰：「某公惡康，若能大攻之，當為薦經濟特科」，孫故無賴，喜從之。洪乃為著一書駁「保國會」。編印送京師貴人，守舊大臣皆喜信其說，滿人無遠識，不知外事，輾轉傳聞，一唱百和，於是謗議大興。」（見梁著《戊戌政變記》第三篇及康《自編年譜》）康沒有正式做官，已染官僚習氣甚深，此殆其家庭環境及所受教育使然，其結果唯有使有識者（如張季直）望望然去之；小人一不當意（如洪嘉與），則造謠中傷，無所不用其極；革命與維新，一成一敗，我們正應該從這些地方去體會。
進一步再看梁任公，我覺得他的氣象，卻又與康不同：梁濟（梁漱溟父）慕任公數十年，元年任公歸國，即踵門往謁，並請為寫扇聯，歷五次未得一見，扇聯亦迄未寫。後見任公題譚鑫培（即小叫天）刺繡漁翁圖，有「四海一人譚鑫培」之句，以為任公「有暇為叫天題詩，無暇為我寫字」，乃大失望（輕視譚鑫培乃巨川不達處）；於其所著《伏卵錄》中紀此事經過甚詳。巨川於殉清自殺以後，遺著印行，漱溟即以一部贈任公，並為書道意，任公讀之大慚，即復書漱溟，自承「無狀」，謂巨川死後，於報中讀其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並請漱溟「於春秋絜祀時，得間為我昭告，為言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的精神，拯天下溺。」任公有這樣的服善之勇而改過不吝，他能於戊戌失敗以後，進入民國，卒能得多助以成倒袁與撲滅復辟兩役之功，夫豈偶然！
請再看看克強先生又怎樣呢？克強於光緒二十九年夏歸國，實為留東學生推舉回國實行革命之第一人。在東京臨行，劉揆一對他建議說：「在湖南發動革命，必與會黨中人密切聯繫，湖南有哥老會龍頭馬福益者，任俠尚義，豪傑之士也，如得此人合作，成功乃有可望。」克強深以為然，知揆一與馬關係甚深，即以聯絡會黨之責，交付揆一。
三十年春初，時揆一已回湖南，「華興會」已發起，長沙亦已略有佈置，克強乃以揆一之介，命揆一之弟道一，持他的親筆函約馬見面。屆期，克強乃偕揆一，著短衣，穿釘鞋，頭頂斗笠，冒風雪步行三十里，到達馬所居湘潭茶園圃一礦山的岩洞中。馬見他們不畏嚴寒，踐約而至，深受感動。因殺雞煮酒，三人快談竟夕。凡克強準備於是年十月初十在長沙起義的一切佈置，即在此一夕談話中，三人作了共同的決定。翌日清晨，克強與揆一同就歸途，時已旭日東升，雪光與日光相輝映，克強途中有詩，「結義憑杯酒，驅胡等割雞」，便是他詩中的警句；意態的雄傑，實在是維新派中人所沒有的。儘管這次十月初十的長沙起義，卒於事前失敗，但馬福益仍再接再厲，謀於次年在洪江再起，乃不幸為警方所捕殺。丙午萍瀏醴一役，馬福益部下死者尤多，劉道一亦以身殉，假如不是由於克強先生廣大精神感召，何能得人死力一至如此（此節參看劉揆一著《黃興傳記》）。
中山先生晚年住上海環龍路六十三號，每月租金六十五元，且有朱執信、廖仲愷、馬伯麟、馬湘諸人同住，實在是非常逼窄而且簡陋。有四位回國投資建設工廠的旅美華僑去看他，眼見這種情形，非常感動，他們覺得：「那裏有做過驚天動地大事業的人，連住的房子也沒有呢？」於是他們籌資買了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一所住宅送他，他還經過再三推謝然後接受。至於六十三號對面四十四號他的那所辦公處，在孫先生去世以後，我卻去過兩次，其簡陋比較他的原有住宅，殆又過之。其時我不過在中華書局做一個編輯，我在愚園路的住宅，每月尚須付出九十元的租金，現在回想起來，真感到自己的享受太過份了。又，永安公司的經理郭彪，曾送孫先生一件頗講究的皮大衣，他覺得：上海的天氣既不冷，回廣東更用不着；他雖然感謝郭的好意，但還是叫馬湘拿了送去還了給他。我知道：當孫先生將要去世的時候，他除掉把這所華僑送給他的房子，幾件穿過的衣服，和他自己若干的藏書，交由宋慶齡保存以外，曾無任何私財留給他的妻子。儘管這類的事，在中山一生的歷史中算是小節，但古今中外寧有對這類小節馬馬虎虎，又真能做出驚天動地大事業的人呢？
諸葛亮在死前曾上表後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據陳壽《三國志》）。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元勛，曾任首相多次，最後任朝鮮統監；當他一九O九年在哈爾濱被安重根暗殺之前的幾個月，他不知有何種感觸，乃從朝鮮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兒子博邦，信中有如下的一段：「觀於朝鮮今日的情形，自己死於何時也未知，那時請在我的遺產中給十萬元於你母親（梅子夫人），她自少對於我的愛情和勞苦，非筆墨所能盡述，你須切記這事為盼。」是年十月他死以後，他的親朋調查他的遺產時，不獨沒有十萬元，連五萬元也不夠。其後他的親友們為遵故人遺囑計，才湊足十萬元交給他的夫人（見久米正雄著《伊藤博文傳》）。
中山先生在中國和世界史上的地位，遠在諸葛與伊藤之上，但他們對金錢的淡泊，卻如出一轍。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一些日本人支援中國近代革命。據不完全統計，在辛亥革命前，有300多日本人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他們不僅出錢出力，甚至獻出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