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生產隊，隊長是文革後新提拔起來的，階級鬥爭觀念強，左調唱得高。鐵匠沒要到，來了個書生老兒。他的一幫「苦大深仇」的哥兒們是很不滿意的。在他的指使下，「打頭人」即生產小組的組長，是他表弟，就處處整我，在農場稱為「穿小鞋」。除做技術活，比如扶犂拉壠、點種、揚叉，還做消耗體力最大的上、下糞等等重活，要我頂強勞力干。他還經常出口亂罵，動手就打。我從小任何事都不甘人後，半年後一切農活我都幹得麻利，他還不肯放過我。我寧可少休息，也要搞好質量，落在後面常被他當眾大罵。有一天鏟地時我那條壠草少，我加快速度趕到他前面。他大怒，一甩鋤頭，衝到我面前，揮着拳頭劈頭打來。我實在忍無可忍，略施了一點父親教給我的「柔道」，摔了他一個跟斗。後來大家把他拉開了。晚上隊長扣了我全天工分，還報告大隊說：「四類分子無法無天，居然敢出手打組長。」這位組長憑着是隊長的親戚，平常吆五喝六，捧上欺下，不是罵這人，就是扣那人的工分，連貧下中農都對他不滿。

偏巧第三天下午鏟地，他一個人沖在最前面，我落後五六十米，跟我一起的還有兩個中學畢業生。3點左右，天氣悶熱，北面隱隱有雷聲，我們附近都沒有下雨，突然一聲巨響，一道閃光，從雲端打到前面地上，離組長只偏了幾十厘米。聲響過後，前面倒了十多個人。兩個學生嚇呆了，我說：「快，先救稍遠的。」我們跑過去，暈倒的趕快掐人中穴，進行人工呼吸。距中心近一些的全被擊昏，我用刮鋤頭的小鏟刀的尖刺他們腳底上的湧泉穴，都被救醒了，最後我跑去看組長，兩隻腳被電擊，血肉燒乾見白骨，眼睛大睜，瞳孔已散大，有人問：「還有救嗎？」我說了一聲：「活該！天報應！」剛好被趕來的隊長聽見。

「晚上，我跟你算帳。」叫人把屍體抬走了。

「唉！快找雷楔啊！」我被「雷楔」這新鮮事吸引了，跟着他們一齊在雷擊區的地上慢慢挖，把鬆土刨開，看見有一處土呈紫色，順着挖下去，像樹根一樣，逐漸分成許多岔枝，展開變細，在地下接近兩米處消失了。黑土燒成紫色的瓷。大家小心翼翼地抬雷楔回去，倒豎在隊部，真像一隻紫色的美麗的大珊瑚。

晚上，隊部擠滿了人，大隊、公社的幹部都來看「雷楔」，還有就是來「幫助」我。首先隊長把我臭罵一頓：

「四類分子，老反革命黃湛，前天膽敢破壞生產，不服管教，今天又約同別人見死不救。黃湛對共產黨和貧下中農懷有刻骨仇恨。」

我也據理駁斥，指着雷楔說：「電擊情況，它是最好的證明，幾十萬伏高壓電，擊中人身，看看他那兩條腿，還能搶救嗎？土都燒成了瓷，擴散如樹根樣，說明離得越遠的，受電擊越輕，是可以救的，時間就是生命。事實證明，除組長當場被雷打死，其餘人都救活了，我的措施是對的，不存在仇視共產黨和貧下中農的情況。」

「行了！行了！不許你說，四類分子只有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管教，還要強辯，是極壞的，罰你當眾檢討兩天。」

第二天早上，我被民兵押到十字街口，先寫好一張提綱，命我記熟，還必須加深「認識」。先敲鑼，待圍觀的群眾多起來時，念道：「我叫黃湛，是判處15年徒刑的老反革命，我仇恨共產黨。」小孩子用土塊打，圍觀的人，有的吐口水，有的大罵我反動透頂。有的說：「他是蔣介石的乾兒子。」開初我很氣憤，在天災面前奮力救人，不表揚不記功，反而有罪，受此羞辱，公理何在？後來想通了：大家都在做戲，不過角色不同而已，於是處之泰然。到了下午，我罵出經驗來了。你們不是要我加深認識嗎？我就先指名罵自己一通後，就指冬瓜罵葫蘆，指桑罵槐，凡是老百姓討厭的事，我通通罵在自己頭上，慷慨激昂，越罵越高興。一個老頭子聽了一會偷偷地問我：「你在罵誰呀？」

「當然是罵我自己呀！」

他微微一笑轉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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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農村後，幹着重體力勞動，好不容易熬到了1972年。嚴冬過去，4、5月間，冰雪消融，批鬥四類分子的熱潮似乎降溫了，老百姓也習以為常，或許厭倦了。我把妻子、兒女省吃儉用寄來的包裹、雲南的好香煙，孝敬了隊長、公社公安員，於是乎批准我返鄉探親。我4月間回到昆明時，已春末夏初。

妻子55歲了，每天要轉兩次公共汽車，再走二里地去「向陽服裝廠」上班。她廿多年一直做縫紉工，先是自己開個小店，1956年合作化高潮，並為縫紉社，後改為服裝廠。她住在翠湖與園通山之間大興街邊一間16平方米小平房裏，孩子們都長大成家，各住各的單位宿舍。

除了大女兒讀到高中畢業，因政治審查不合格（直系親屬有關、管、殺的），沒被大學錄取外，其它兩兒兩女，只是受過小學和初中教育，很小就當童工，在艱難中長大。那時我已是七個孫兒女和外孫兒女的祖父了。

我回家的旅費是把兩、三年年終分紅的錢和勞動工分分得的餘糧售出後，才湊足的。除萬里迢迢帶十幾斤豆油外，我還能捎什麼東西回家呢？老妻每月工資43元，孩子們也都是每月工資37.8元或45.6元，還要養兒育女。他們只有在休假日，能帶上孫兒女們回家吃上頓簡單的團圓飯。

我回家的次日就去派出所，憑公社准假證明報了臨時戶口。兩月的假期未到，派出所的警察就登門催促我「快走！」
大興街是省府要人、汽車出進的重要街道，哪能容得勞釋分子久待。萬分無奈，又由兒女們湊了錢，踏上了北去的旅途。臨行前老妻趕縫了一套新棉襖褲，並千句珍重，萬句珍重！連知識分子都打成了「臭老九」，我這個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反革命」就更不能指望有什麼好待遇了。有家不能回，即便回了也不能久待。人生之苦何日方盡。

56歲的我已是兩眼昏花，只有戴着深度老花眼鏡，才能勉強看書，自理生活。這是廿多年（從54年至68年）的超負荷造勞作造成的。在北大荒初建農場群時，野外勘測，在昏暗的油燈下，用極細的筆，一划劃一筆筆地填圖、繪製。只要出一點差錯，掉腦袋的下場就等着我。長期的壓抑和營養不良，加上這兩年過重體力勞動，令我未老先衰，身體極度孱弱。

過北京時特意去拜訪一下幾位世交，想請教一下，能否寫信，要求轉回昆明。他們默然良久，似有許多話不能開口。原想在北醫附一醫院認真檢查一下眼睛，與一世交之女約好，次日她失約，顯然不願安排我就醫。我感悟到了自己的身份和處境使他們害怕了。誰都怕沾着我這樣的「反革命」。受牽連被迫害的殘酷，是十年後我才知道的。1972年的中國真是走到了黑暗的谷底，悲慘的日子何日才能了結？

匆匆回到北大荒我那間低矮的小茅屋裏，等着我的是白內障惡化和雙目失明的痛境。

我們公社五、六兩個大隊，有14個人患白內障，兩個已瞎多年。四分之三的是四類分子或其家屬，可見精神上受壓抑關係極大。患病初期只覺眼前模糊，漸往中心發展，到眼神散階段，看任何物體都會看到兩、三個重影，接着出現幻覺，常常使人毛骨悚然。夜深人靜時不論閉眼或睜眼，總看見一個或幾個無頭的人影，站在身旁，一轉眼間又會變成沒有下肢，頭臉模糊的人影。還有的作出各種索取，打殺的姿式，可怕至極。我曾多次自問，生平光明磊落，從未做過虧心事，難道真是前世冤孽找上門來？莫非我陽壽將盡？日不思飲食，夜不能成眠，遂日漸消瘦。每凡舉步，即覺天旋地轉，常常高一腳低一腳，平地摔跤。方向不清，東跌西撞，我杵着棍子，摸到鐵路邊，真想躺在鐵軌上一死了之，又不甘心自殺，在悲憤之極中寫下了埋骨賦（見本篇前言）。

有一天，有人找我問了一個工程上的問題，我一時記不起來，必須查閱書籍。在眼鏡、放大鏡和兩支手電的幫助下，讀了一頁半書。來人走後，當夜我發現幾個大字缺頭缺角地站立在身旁。一轉眼又變成一行字，好像被截去了一段。過幾天遠處來了一個朋友，一直耽到天黑坐火車走了。 晚上我看到黑處有一個灰白色的人站着，嘴以上沒有了，細看服裝，就是那人。我揉揉眼再看，變了，這次是膝蓋以下沒有了。恍恍惚惚總是一灰白色的人影。次日我翻看了相片簿，晚上只看見的是相片上的模糊影子，一排排缺頭少尾。我相信不是什麼鬼怪，是視神經細胞病變所致，加緊四處尋醫問藥。

偶然聽人說東方紅林業局醫院可治眼病，我寫信並把各大醫院的診斷寄去。結果來了，說可以治，費用也不多。我就不顧天旋地轉，舉步艱難，杵着棍子，爬上火車，又經哈爾濱、牡丹江，趕至烏蘇里江邊的虎林縣，找到該醫院。徐醫生用晶狀體切碎吸出法給我治療，我一天後就可起來，三個月後全好！配上合適的眼鏡，近處視力可以到0.8。

我屋子斜對過的張老太太，常見幾個無頭的鬼來向她索命，她害怕得要死，把兒子、媳婦、女兒都叫到跟前，那幾個「鬼」仍然不離去。她成天燒香拜佛，口裏不停地求饒，弄得家人害怕，四鄰不安。謠言傳開說，她過去是地主婆，逼死兩個長工，他們來找她算帳。又說她丈夫有血債沒有交代，大隊都找張老頭去談話。那時我剛醫好回來，戴上眼鏡，照樣幹活。我主張他們去就醫，替她聯絡並借錢給她。三個月後回來了，一切幻覺消失了，戴上眼鏡可以做針線。一天，她丈夫陪同兒女繞到我的小屋裏來，一下就跪倒在地，不住地磕頭，千恩萬謝。社會的下層或偏僻的民間照樣有真情在哩！

1974年3月，妻子來信說，「果兒近日將和廠里的主要技術人員出差到東北，齊齊哈爾也將去，他已配好了你需要的不同度數的眼鏡，適應近距離和遠距離用的。」妻要我到齊齊哈爾找他。接到果兒由齊市發出的電報後，我就爬貨車趕去。當時我看不清五步開外的人，戴着眼鏡，再舉着放大鏡，湊近人才瞧得清楚。果兒已30出頭，做了三個孩子的父親。他從小聰明，可惜初中畢業就不得升學。15歲的孩子在磚瓦廠背過磚頭，後再到機械廠當學工。工余之後抓緊自學，實際操作車、鉗、銑、鉋，理論從設計、繪圖皆精。在苦難中長大的孩子，確也不易。我在旅館門前正拿着放大鏡四處找人時，他卻從背後抱住了我：「爸爸，我在這裏。」

當時我穿着一身黑棉襖褲，滿身煤灰，髒里吧嘰的。父子終究在東北能見上一面了，這使我寂寞黯淡的生活增加了幾許色彩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