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訪 者：彭令范---林昭(彭令昭)的胞妹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研究技術員
記 者：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
地 點：美國巴爾的摩彭令范寓所
張：能不能先請您談談您家庭背景真正的色彩？大家的說法很不一樣，比方說，主要是共產黨人的革命背景？對社會關注和政治參與這方面的背景？有沒有宗教信仰的背景？
彭：我母親在六十年代曾經受洗，那是一個家庭教會，受洗是在一個家庭的浴室里。那時候，有一批基督徒會到我們家裏來，唸聖經。有時候，我母親就到他們家，我也跟她去過幾次。但是，時間不長，後來就文化大革命了。
張：那個時候，林昭在獄中？
彭：是。
張：林昭不知道母親受洗？
彭；嗯。
張：您的母親曾參加過游擊隊，有沒有參加過共產黨？
彭：她參加過共產主義青年團，但是她沒有參加共產黨。她參加抗日游擊隊是國民黨領導下的。
張：您舅舅參加了共產黨後來犧牲，當時您家裏沒有別的人參加共產黨？
彭：我父親（彭國彥）的弟弟參加了共產黨。
張：那是什麼時候？
彭：也是20年代，30年代他就去世了，他是清華大學的。我的叔叔在清華大學搞學生運動，後來，他跟聶榮臻一起南下，30年代就犧牲了。他們說，清華大學有他的事跡記錄。
張：他叫什麼名字？
彭：彭國珩。
張 ：他犧牲的時候多大年齡？
彭：我想也是20歲左右吧。
張：那時候您的父親有沒有受共產黨的影響？
彭：他是通過文官考試作吳縣(今蘇州)的縣長。要是講受共產黨的影響，就是受我母親的影響，我母親的哥哥是共產黨，所以，父親作吳縣縣長時大概放過幾個共產黨人。
張：那是什麼年代？
彭：二十年代。後來我父親跟江蘇省的省長繆斌有衝撞，繆斌把他抓起來，有人講，可能跟我父親放過共產黨人有關。
張：您父親作吳縣縣長有多久？
彭：可能有一、兩年吧？後來他又作江陰的縣長，又作邳縣的縣長。
張：作了很多年縣長？
彭：都是不太長時間，後來就抗戰。
張：您父親的興趣在哪些方面？
彭：他是東南大學，就是後來中央大學歷史系，他當縣長的時候還沒有畢業。他是學生會主席，人家都說他能說會道，但是當我和他接觸的時候，我一點都看不出來他這樣能幹。
張：到您對父親印象比較深、大了懂事的時候，已經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了，社會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彭：是。
張：您母親作國大代表是哪一年？
彭：1946年。
張：也就是說，您的父母親從20年代到40年代都在政治上有比較活躍的參與？
彭：是。我母親在蘇州鼎鼎大名的，因為她參與辦孤兒院、濟良所、婦女會。。。所以人家都知道我母親，而不是我父親。當然我父親過去是縣長。我母親非常能幹，熱情，但是很悲慘。
張：您母親的教育背景？
彭：她念的是上海一家大學的政治系。我只知道她中學讀的是蘇州樂益女中，當時張聞天等共產黨人都是樂益女中的老師，所以好多學生都受共產黨的影響。還有張昌紹(陳沖的外祖父)，就是後來很有名的藥理專家，文革中自殺，當年他也是共產黨。
張：您的那位參加共產黨後來犧牲的舅舅，年齡比母親大還是小？
彭：比母親大四歲。1927年他21歲時犧牲。舅舅犧牲前，我母親參加過共產主義青年團。
張：那時您母親十六、七歲。
彭：是。後來我母親看電影有時看到有人在街上發傳單，母親就說：「這些事，我十五、六歲就做」。
張：您舅舅是在中學還是大學加入共產黨？
彭：我想是中學。後來作了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
張：他的名字是......
彭：許金元。
張：為什麼您的堂舅舅許覺民和您母親許憲民名字都是按「許X民」排的，而您母親的親哥哥卻沒有按「許X民」起名字呢？
彭：許憲民是她父親給她取的名字，其實我舅舅們的名字本來都按「許X元」排的，我小舅舅叫許潤元。
張：您父母年紀差得多不多？
彭：父親比母親大六、七歲。
張：他們是什麼時候結婚的？讀大學的時候嗎？
彭：我父親當吳縣(蘇州)縣長時，我母親在縣黨部工作，那時候國共合作，我父親在蘇州碰到我母親。
張：後來您父母親在政治見解上有些不一樣，也有些不和，是什麼原因呢？
彭：我父親是較「右」，他是「藍衣社」方面的，國民黨里比較右的。我母親一向比較傾向共產黨。父母親有的時候就不太一致，政見不同。好多時候，我父母親意見不和，是為了林昭。雖然林昭小的時候是我父親教的，但是她後來比我母親更左傾，所以我父親很看不慣，母親就幫她，父母親對教育孩子在政治見解上有分歧。那時我還小，所以沒有牽扯到其中去。
張：這也就是林昭後來紀念舅舅時說的：「教我的是媽，教媽的是您(犧牲的共產黨員舅舅許金元)」。林昭主要受母親的影響，而父親不願意看到林昭往左的方向走那麼遠？
彭：林昭後來對我父親很好。當她當了「右派」回去，到她被逮捕以前，她就和我父親和解了，她覺得父親跟她講的都是對的。
張：「反右」使她頓悟？
彭：是。我父親本來對林昭有意見，但是這個時候呢，覺得大女兒是自己教的，林昭對他的態度完全都改變了，這也促使我父親自殺。因為假如林昭那個時候對父親還是原來那種態度，我父親對她(被捕)可能覺得沒有什麼。我姐姐可能已對父親表示了歉意。我父親是怎樣一個人呢？
解放以後，母親要他找工作，他失業嘛，他就說，他也去找，但是沒有人要他。他後來就講：「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你知道這個故事嗎？
張：知道，寧可餓死首陽山。
彭：是。(父親說)他寧可餓死首陽山，他就是這樣對我母親講。我母親總是和他爭：「伯夷、叔齊，他們都只是一個人，你有一家子人，你要我們都餓死在首陽山嗎？」還有一點，(今年五月)那次我去「美國之音」講話，說來也是一種巧合吧。我小的時候，解放初期，我父親總是到傍晚，就把他們的房門關了。我就很好奇，父親晚上都不太關他們的門，為什麼就是這時候要關？我就敲敲門，跑進去，他很生氣跑了出來。有一次，我母親說：「你不要在這個時候到我們房間去好嗎？」她說：「他在聽『美國之音』，你不要去打擾他，這是他唯一的希望。」她講完以後，又覺得很可怕，因為跟小孩子講。她又說，我給你講什麼來着？我說，你講，爸爸聽「美國之音」。她說，你不能跟外邊人講，要殺頭的！
張：這段經歷您在「美國之音」講了嗎？
彭：沒有。時間不夠。那天我去的時候倒是蠻感動的，就是有這麼一段插曲。我就是覺得我的有些事情，比小說還要小說。有好多人會不相信的，這也是半個世紀前的事了。
張：我相信。林昭是獨一無二的，您的人生和感受也獨一無二。包括您剛才說，實際上您父親的自殺，是在林昭對他態度完全改變，而且與他有更多一致的情況下，他才更為林昭入獄悲憤和絕望。
彭：還有一件事，就是在我父親自殺以前，就是林昭被逮捕以後，有一天晚上，我母親突然從床上摔下來，那時候我跟她一個房間。我覺得很奇怪，她平躺這樣睡着，就這麼平躺着(作手勢)，摔到床旁邊地下。
張：我聽懂了。不是面朝下，而是平着，原樣掉到床下。
彭：就是好像什麼人把他她拎起來，再擺下去。聲音很大。我醒來後，她就講：「不好，預感不好，一定有什麼事發生。不曉得你姐姐有什麼事。」我也覺得很奇怪：母親怎麼這樣摔下來？過了兩天，蘇州打電話來，叫我母親去，說我父親自殺了。另外還有，我母親和我父親，他們本來是彼此相愛的。他們都是好人，但是兩人個性不同，我母親個性開朗，她就像男的一樣，她跟所有的人來往，也在男人當中從事社會活動，笑起來無拘無束，她不喜歡像我父親那樣。我父親就比較內向，講得好一點就是比較學者氣質。我父親的脾氣很不好，所以他們的感情，後來因為種種關係，不是怎麼好。但是當我父親去世以後呢，我母親可能覺得有一種罪惡感。
張：內疚？
彭：對。可能想她沒有給我父親更多幫助。她就老是講我父親怎麼好，以前我從來聽不到。母親說：「你父親的學問，你們三個人(指林昭、我和弟弟恩華)加起來也沒有他好。」「你們對我呀，真是沒有你父親對我好。」我父親更沒有聽到過母親講這些話。無論如何，母親對我父親的懷念是很深的。
張：我想，我們年紀越大，越能明白您母親說這些話，背後的心情。
彭：是，就是這樣子。
張：對父親的自殺，父親以這種方式過世，林昭說過什麼沒有？
彭：那時候，她已經被關進監獄了。
張：62年她保外就醫回到家裏，談到過關於父親嗎？
彭：那個時候我們沒有講。
張：她會覺得父親自殺是因為自己入獄而感到內疚嗎？
彭：當然，她當然是這麼想。還有一點我要跟你講，就是我的那篇文章，在《五十年情緣》當中，就講到那個公安局的同志給我兩本林昭的日記，不涉及政治。其實有三本，另一本就完全是跟政治有關的，當時...
張：您不敢暴露這件事情？
彭：對。因為第三本，都是林昭寫的信。他很聰明，他可以講，這是林昭寄出來的信，又不是我給她家人的。。。因為我一向在政治家庭成長，所以，我想，最好還是不要寫。
張：怕影響到給您的那個人。
彭：是。所以，我就寫了那兩本。我想和你講一下，就是第三本完全是林昭寫給媽媽的信。但是這些信呢，我們一封也沒收到。
張：換句話說，她除了寫在日記上之外，每封還有一份寄出去，日記上是她留了底稿對嗎？
彭：對，對。好多人都搞不清楚。比如，她的記錄：「血書家信」，可能當中有血書，但是，第三本日記中，她是把它再抄一遍。林昭這個人，
她就是想，或者有一天人家會看血書看不清的呀，對吧，所以她把她寫的血書或者文稿再抄一遍。張：用鋼筆？
彭：用鋼筆抄。
張：也就是說，那個時候，她還可以拿得到筆，她就是要以寫血書來表達她的心。
彭：給她筆，有一個時期除外。
張：她的日記很完整嗎？每天都有嗎？
彭：不是每天。
張：那位把這三本日記交給您的人，現在有多大年紀了？
彭：至少有七、八十歲了。
張：他現在在哪？
彭：我不知道。
張：給您日記的時候他在上海？
彭：在上海，那是二十多年前，他大概有五十幾歲。
張：他給您的時候，是他自己的決定，還是他受上級的指派？或是由於你們家人強烈的要求，歸還這些先應付一下？
彭：我想是出於他自己。由於林昭第一次平反是講她因為有精神病，後來我就寫信給關院長，就是我在醫院碰到的二醫黨委書記，他當時是牛鬼蛇神，有心臟病，和我一起住醫院治病，我在母親去世後，受不了，病倒住了六個月醫院。醫護人員經常讓我幫他們打針、發藥。我發藥經常發到關院長那裏。我對他很尊敬。他當時消息很閉塞，我有時給他講些小道新聞。文革後，關院長作了上海高級法院院長。那次1980年在北京中國新聞社開林昭追悼會的那個時候，還是以林昭有精神病平反的。後來追悼會開完以後，我寫信給關院長，讓他再複查。以後在一九八一年的時候，又有文件講，以有精神病為林昭平反的文件也是不對的。你看看這個。
(拿出兩份刑事判決書)
[讀]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80滬高刑復字第435號
林昭，又名彭令昭、許苹，女，1932年生，江蘇省蘇州市人，原系北京大學學生。林昭於1965年5月由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1968年4月29日，又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現經本院複查查明，林昭在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後，因精神上受到刺激，1959年8月開始就患了精神病，此後曾以寫長詩、文章等表示不滿，並非犯罪行為。1965年對林昭以反革命罪判處徒刑顯屬不當，予以糾正。林昭被錯判服刑後精神病復發，又曾用寫血書、詩歌、日記，以及呼喊口號等表示不服。1968年將林昭在病發期間的行為，又以反革命罪處以極刑，顯屬錯殺，應予糾正。據此
本院特重新判決如下：
一、撤銷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1962年度靜刑字第171號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1967年度滬中刑[1]字第16號兩次判決。
二、對林昭宣告無罪。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1980年8月22日
(加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公章)
張：這個是1981年的(手中拿另一份讀)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81滬高刑申字第2346號
林昭，又名彭令昭、許苹，女，1932年生，江蘇省蘇州市人，原系北京大學學生。林昭因被控反革命案，經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1965年5月以1962年度靜刑字第1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在押期間又經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於1968年4月29日以1967年度滬中刑[1]字第16號判決按反革命罪判決死刑，立即執行。
經本院於1980年8月22日複查，以80滬高刑復字第435號判決，撤銷上述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及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兩次判決。對林昭宣告無罪在案。經本院院長發現，本案改判判決，在適用法律上仍屬不當。由審判委員會決定再審。
現經本院再審查明，林昭於1958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於是以寫長詩、文章等表示不滿。1968年林昭在被錯判服刑期間，又先後用寫血書、詩歌、日記，以及呼喊口號等表示不服，按林昭以上行為，根本不構成犯罪，而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均以反革命定罪，處刑是錯誤的。本院於1980年8月22日複查改判時，否定林昭犯有反革命罪，撤銷原來兩個錯誤判決，對林昭宣告無罪，是正確的。但據以宣告無罪的理由是說林昭因患有精神病，在病發期間的行為不應以反革命罪論處，如上所述，林昭的行為既不構成反罪，故本院80
滬高刑復字第435號判決在適用法律上亦屬不當，均應與前兩個判決一併予以糾正。據此，本院判決如下：
一、撤銷本院80滬高刑復字第435號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1967年度滬中刑(1)字第16號和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1962年靜刑字第171號判決。
二、對林昭宣告無罪。
1981年1月25日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
(以下姓名需校對)審判長 佟介凡
審判員 阮時平
代理審判員 王玉義
本件與原本核對無異。 1981年12月30日
書記員 丁幼玲
加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公章
張：林昭1962年保外就醫期間，她有沒有跟您親自說過毛澤東審問她的事情？
彭：她講，暗示了，但是我母親不讓她講，說你不要瞎講。
張：那個時候她精神怎麼樣？您覺得，那時候林昭要講這個的時候，她是作為...比方說開玩笑啊，或者是想像啊，還是。。。
彭：她很認真的，好像就是說，跟你講一件事你們應該知道...
張：很冷靜的嗎？
彭：是。
張：她是說毛澤東當面審問她？
彭：她好像是說在第一看守所的時候，毛澤東審問她。
張：毛澤東親自去了？
彭：她並沒有講細節。
張：她有沒有講還有別人沒有？
彭：可能還有。
張：那是誰呢？
彭：她當時沒有指出是誰，但是從她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上看，可能是柯慶施也在。
張：柯慶施當時是上海市...
彭：上海市市長。
張：那有可能是哪一年呢？
彭：那應該是1961年。
張：她有沒有講細節？
彭：她就是講被反拷時，我母親就不讓她講。
張：您現在對姐姐講反拷時候的樣子和怎麼說的，您還能詳細的回憶起來嗎？
彭：她講反拷的時候有些反常的，她說：「哎，我被反拷了六個月，我可以吃飯、梳頭、大小便上廁所，要不要我表演給你們看？」我母親起先一聽呆了一下，她說：「你不要瞎講。」林昭生氣：「我瞎講？你說我瞎講！」我母親就說：「不是不是，我們不要看。」林昭後來就說：「你們不要看？太可惜了！你們應該記住。」
張：那段時間保外就醫她整個狀態是什麼樣的狀態？那段時間實際是你們姐妹一生中相處比較集中的一段時間。
彭：也不一定，因為我上班，就是下班以後，那時候我們都擠在一個房間裏。因為那個時候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因素，假如我們有比較好一點的情況的話，或許也會好一點。
張：您是指互相之間的交流和關係嗎？
彭：就是講有的時候母親跟她也要吵架，有時候就要講：「你是大女兒，你一點也不照顧我們，到現在還在家裏...」有一次林昭就生氣，說：「那我走。」我知道她們的性格，母親就講：「快，快！跟她去！」我就跟她去了，我們住在南昌大樓對面的那個弄堂里，她跑到南昌大樓就站在那裏不動了。我說：「你回去吧！」她說：「不！」像小孩子一樣。我就陪着，跟她在一起。呆了好久好久，我說：「回去吧！」她還是不。最後又過了好一會，我說：「你回去吧，我明天還上班呢！」她後來才回去。像這種事呢，或許她覺得她的有一些「右派」的朋友會對她更親切一點。
張：接納她...
彭：在她交往的那些右派當中，她認為右派都是好的，其實並不如此，，她在蘇州碰到的黃政跟朱紅，但後來，她跟黃政判刑，朱紅沒有判刑。
張：這也就是後來您的母親對林昭說：「你瞧瞧你的那些右派朋友...」
彭：我母親有時就覺得，假如不是那些內部的人檢舉的話，也可能就沒有這樣嚴重，或者是另一種結果。
張：有些人認為，林昭是因為被劃為右派之後，她不認錯所以導致她最後這個結果。但我從現在能看到的材料中看到她除了不認錯之外，後來又辦刊物，繼續寫文章，並且上訴，她還在不斷抗爭着什麼，力圖說出什麼。您覺得，她是知道說出來也沒有用，但是一定要說出來，還是她以為她說出來有用，她繼續說？
彭：我想有幾個階段，你看了我發在《明報月刊》上的文章了嗎？
張：您寄給我的東西我都看了好幾遍。您講...
彭：其實，起先的話，她就是因為張元勛、沈澤宜的那篇長詩(《是時候了》)，她是支持他們的，然後她又在自由論壇上發言，她講了一些就是「組織性跟良心矛盾」，所以她後來被劃為右派。根據後來我聽有些她的右派同學講，起先，她並不一定就是完全想跟共產黨鬧翻、鬥，有時她還教其他人，你們小心一點。起先，她在北大苗圃勞動，跟譚天榮在一起。後來到人大資料室勞動，跟王前(劉少奇的前夫人)一起。那個時候呢，我想她還沒有完全作出決定要怎麼樣。當然58年她和蘭州的張春元和另外一些右派是有聯繫。但是1959年她回到上海蘇州以後，就跟張春元、蘭大的那個顧雁來往，我想那個時候她已經決定要像以前的共產黨對付國民黨的那樣寫作和辦刊物了。
張：也就是她在1960年以前已經完成了這個過程？
彭：不能講完成，就是她已經有了這個特點。
張：實際按當時的那個社會狀況，她要是清醒的選擇了這樣一種姿態的話，她應該知道後果是什麼吧？您認為她當時對這樣做最嚴重的後果會到什麼程度，在最初的時候，她會想到嗎？
彭：我想她應該會想到，因為張元勛等人都已經進(監獄)去了。
(.......)
張：您選擇了學醫，可是少年時候對書法對文學都有愛好，家庭也有這方面陶冶，您自己沒有像姐姐一樣關注社會或者向文科方面發展，是什麼原因？
彭：因為我家裏政治色彩太濃了，我性格較安靜...比如講，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母親競選國大代表，1946年、1947年...
張：您那個時候剛剛讀小學。
彭：是。我姐姐呢，就跟着母親去競選，我母親要我去，我說我不去。那時，我小學的老師都講「我們都選你母親」，我呢，好像不太喜歡招搖的譁眾取寵。我在文章中也寫了，我和姐姐都喜歡文學，但是喜歡的方向不太一樣。我們家裏政治色彩這麼濃，而且我從小很早就成熟了，就是在一個晚上就成熟了。我覺得，寫文章是很危險的。
張：您說的「一個晚上就成熟了」是文章中講過的那天晚上媽媽沒有回來，媽媽的囑咐...那年您多大？
彭：我大概十歲吧。
張：那時候媽媽怎麼說？
彭：那天晚上我母親到我房間裏，把我推醒，她說：」哎，妞...」她叫我「妞」，她說：「我要去派出所交代，假如我今天晚上不回來的話，你明天就叫王媽(阿姨)，送被子用品到派出所，那就是講我給他們抓起來了。
張：這是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不久？
彭：鎮壓反革命運動啊。我想就是1950年、1951年這樣子。
張：您覺得這是您童年時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在那之前基本上還是正常的童年的心理狀況？
彭：也不怎么正常，就是我姐姐與家裏脫離關係。。。
張：和剛才您說的這個時刻差不了太多，那是1949年，差一、兩年。
彭：她走了，假如她不走，母親也不會跟我講啊！
張：那您如果追溯自己最早對政治，對社會，您感到自己有可能被捲入一種麻煩或您不喜歡的漩渦里去，是從姐姐離開家去讀蘇南新專開始嗎？還有再早的事情嗎？
彭：蘇南新專是1949年。再早嘛，我姐姐一直不在家的，她是很活躍的做她那些社會活動，「大地圖書館」等等。我母親1949年前還是社會賢達，總有好多人要來看她，一般的，就是我們家阿姨去開門，假如是重要的人來呢，我母親要叫我去應付。
張：為什麼呢？
彭：我不知道。
張：那時候您其實還很小。
彭：很小，六、七歲，七、八歲，就是解放以前嘛！我記得很清楚有兩件事。一件呢，就是那個時候軍統強姦了一個女孩子常東娥，那女孩子就是跟他們一起去旅遊的時候就被強姦了。
張：常東娥是學生嗎？
彭：就是學生。後來就被他們殺掉了，這當時是很轟動的事，她的母親經常到我家來，要看我母親。其實我母親已經為這件是情做了好多，像叫記者報道什麼的，甚至於作案嫌疑者寄子彈給我母親，威脅她，叫她不要管。那兩個人是「中統」還是「軍統」我也搞不清楚了。
張：這是您多大的時候？
彭：1947還是1946年的時候。她的母親就經常到我家來，老是要見我母親。我總是給她開門，我母親說「你要好好地對她講」。有時我母親不是每次都要跟她講話的，她總是說：「我等一下，等一會兒。」我印象好深的。這件事後來是我母親跟所有的報紙聯繫、活動，這兩個肇事者被開除、坐牢，常東娥的母親還拿到補償的一筆錢。這時候我姐姐在外面參加共產黨外圍的一些活動，就老不在家，所以我母親就叫我做這些事。我問我母親：「你為什麼不叫王媽做？」母親就說：「這是對人家的尊敬，你是我的女兒。」
張：那時候，姐姐對您不熱心社會活動她是什麼反應？有沒有向您灌輸過什麼，力圖也讓您。。。
彭：你知道我跟她差七歲，所以她那時候也不怎麼。。。
張：那後來您考醫學院以後，年紀也漸漸大了，林昭一九六二年保外就醫出來的時候您實際上也有23歲了，林昭有沒有和您講到過她是怎麼想的，她為什麼進監獄？有沒有表達過她政治上的見解？
彭：她跟我不太講這方面的事。
張：那您的媽媽會不會勸她要作什麼努力，不要再進（監獄）去了？
彭：當然跟她講了。我還要提一件我小時候的事。1952年「三反五反」，我母親呢，是資本家，她是蘇州汽車運輸公司的經理，那個時候倒並不是因為她有錢，她沒有錢的，而是因為好多人都認為可以選她，董事就讓她作經理，所以她擔了一個名。但是「三反五反」的時候就被當成資本家。那時我只有十二、三歲，那個時候有一個通知，叫資本家的家屬開會我父親呢，就把那個通知給我，說「明天你去」。我不想去，當時我想：「姐姐不在，什麼事都要我叫我去，你不好去？」但是後來我就去了，當我把通知拿出來時，有人說：「回去叫你媽媽來！」有一個人看看通知
說：「她是許憲民的女兒！」我就進去了。
張：那個時候您剛剛上中學？
彭：那個時候我在景海女中剛剛上初一。
張：和姐姐中學讀同一所學校？當然，那時她早已經畢業了。
彭：是。那個會上，都是家屬，都是女的，後來我一想，為什麼我父親不來，都是女的嘛，他怎麼肯來！當時來開會的都在講怎麼坦白，我就打了一個腹稿，在想等一下我應該怎麼講，講短一點，就講怎麼叫媽媽坦白。但是他們後來也沒有叫我講。但是這也是一種經歷。現在學了好多心理學，就知道這是「社會對你的排斥」，從小就是「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後又是「反右」運動折騰，你永遠是在社會的外邊或對面，我不是屬於這個社會的人。你叫我怎麼去關心社會啊？我沒有這種熱情。
張：那您考大學的時候是...
彭：我考大學的時候，這又是要講到上帝。我在中國唯一的收穫就是我考取了大學。而且你知道我初中畢業的時候，我是學校最好的學生，但是考高中的時候，因為母親的關係，那時就是「三反五反」以後啊，本來應該考蘇州高中很容易的，校長就跟我講：「你考得很好」。他已經看過了試卷。他說：「你肯定能考取蘇州高中」。但是結果呢，分配我到護士學校，我怎麼唸護士學校呢？我當然就不去。
張：那個時候唸中專，有些是家庭困難或考不上高中的人。
彭：是。那個時候正是林昭1949年去蘇南新專和家裏脫離關係以後，又剛剛恢復關係時，所以1952年她在蘇州。母親就叫她到杭州陪我去考高中。但是去的時候已經晚了半天，報名截止了，我很生氣。她還陪我去了靈隱北高峰玩一下。也是很奇妙的，到了高峰上面，我戴了一頂草帽，一陣落帽風啊，我看着我的帽子被風旋下山去。。。我回到上海就生病，高熱兩個星期不退。後來七個月就睡在床上，結核性肺炎。我總是下午的時候要母親把窗簾拉開，我說我看看對面樹上的樹葉是不是都掉下來了。我母親起先沒聽懂，問：「你在講什麼？」姐姐說：「她在講歐。亨利的小說。」後來一年半，我慢慢的恢復，我就用另外一年半補了全部高中的課程，在1955年我去考大學。二十五比一錄取，因為我是社會青年，不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我考取了上海第二醫學院。這是主給我的恩典，唯一在中國所得到的。因為在那一年，恰巧就是分數占第一，不是靠父母成份，是靠你自己成績。我考進二醫以後，老師都講，我的物理和生物都考90分以上。
張：護士學校您沒有去，自學高中課程...
彭：我本來也不準備去，但是我回來以後就高熱嘛！
張：這樣就名正言順的沒有去，第三年直接去考了大學？
彭：那個時候我母親沒有錢，我需要吃的要藥是進口的，她還去問上海統戰部，要求救濟，那個時候還沒有文化大革命，母親是統戰對象。認識許多國民黨、民主黨派的知名人士。其實她或許應該離開大陸。
張：「就是那麼一個歷史的關口。這樣，一家人的命運就因此都不一樣了。」
彭：那個時候，她是要我父親去，我父親呢，是為了弟弟，不肯去。
張：為了您的弟弟，也就是他唯一的兒子？
彭：是。他要把他一起帶去。我母親講：「那怎麼行呢，你自己不能照顧自己，你怎麼能照顧你兒子？」 當時我弟弟只有五、六歲。
張：您弟弟對家庭的叛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彭：我想，他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起先他還沒有。
張：姐姐和家庭脫離關係是從進蘇南新專嗎？
彭：是，我想是從1949年到1952年，大概是1952年的時候再恢復。
張：那時候脫離關係是要正式寫什麼東西，還是只是不和家裏來往？
彭：她寫了一個條子。
張：交給誰了？
彭：交給母親了，因為我母親要她寫的。我不記得她寫什麼，因為我沒有去看。我只記得，我母親講，你要走，你就寫一個條子，寫下來：「活不來去，死不弔孝。」她說：「好，我就寫。」 她寫的還要更多一些。
張：這些話也都包括進去了？
彭：我想大概，因為我母親要她這樣寫的。
張：其實您母親和姐姐的性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彭：是。
張：那後來林昭怎麼又回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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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我母親有一個朋友，是國務院的，高伯伯，高祖文，他對我姐姐很好。他和我母親都是一起抗日的，那時，我姐姐在同德醫學院住院的時候，他們就把她的病房當過抗日地下工作的聯絡站。後來我母親先被抓去了，我姐姐就在醫院裏當人質一樣。但是她應付的很好。有一天那個高伯伯去看她的時候，她就講：「哎，你怎麼這麼許多日子不來看我？」她是想，這樣他們就不會為難高了。但是後來高也是被抓進去了。我母親「三反五反」的時候曾自殺，經搶救而存活，就是在她住博習醫院的時候，高特地從北京來看她。就跟她談起林昭的事。高還講了我一頓，因為我給姐姐寫了一封信，講你怎麼不對家庭負責任。其實那是母親叫我寫的。我想他也知道這不是小孩子語氣，那時我只有十一、二歲，怎麼會寫這種話呢。他就講，我不應該這麼寫，我也很生氣。我是我們家裏脾氣最好的。但是跟一般人比，我脾氣並不好。我想，你不知道這不是我寫的嗎？我後來沒有聽他講完，就跑出病去了，不理他。
張：結果媽媽怎麼樣？
彭：結果媽媽因為聽高這麼講以後，大概林昭也跟高講起這個話，高就作為調解。後來過不久，林昭就寫信回來了，只當沒事一樣。
張：當時您高興嗎？
彭：我還好。
張：媽媽呢？
彭：媽媽比較高興。
張：爸爸那時在家裏住嗎？
彭：在。1952年後來我們就搬到上海。爸爸還在蘇州。
張：父母分開有幾年？
彭：分開不到十年。
張：那麼長。那後來林昭被捕的時候，爸爸是在家？
彭：在蘇州。
張：那時候又合在一起住了？
彭：沒有。
張：是因為姐姐和爸爸一起住？
彭：不。姐姐和媽媽一起住，住在另外的地方。恰巧姐姐被捕的時候爸爸去看她。媽媽在上海和蘇州都有房子的。林昭住在蘇州媽媽的房子裏。爸爸另外住。都在蘇州。平時，爸爸有時候到那裏去看姐姐。那天他恰巧去，好多人在。林昭有個乾媽，她是蘇州刺繡研究所所長朱鳳。當時她也在，她就對我父親講，你不要來了，出事了。看到林昭被捕在抄家的時候，我父親就講：「我們家完了！」
張：您父親跟誰講？
彭：他自己這樣講。
張：您聽到了嗎？
彭：我沒在，我在上海。
張：林昭的乾媽聽到了？
彭：是。
張：那時您已經在上海工作了？
彭：1960年我剛工作。她是在十一月份被捕的。
張：林昭是1954年進的北大。她和家裏恢復關係是1952年。1952年到1960年這幾年家人關係都比較好了？
彭：她1955年暑假回來一次，應該講起來是我們最高興的。因為她進了北大，我進了二醫！
張：媽媽當時什麼樣？
彭：很高興。一般講起來，林昭跟我不太親近。但是那一年我覺得她好像蠻高興的，有一次她的同學到我們家吃飯，他們都是唸文科的，有些人講《聊齋》，他們就講到「蘭若」，一個人就說：什麼蘭若？姐姐就問我：「你知道什麼是『蘭若」？」我說：「蘭若就是廟宇。」 林昭好像蠻得意她妹妹(他們那屆中文系同學，年齡又比較大)。後來，我們到蘇州，她和他們同學我們去看《南冠草》，恰巧碰到我和母親。後來她又很得意的對母親講，我同學都講：「你妹妹是典型的江南姑娘，氣質很好。」 她又高興了。
張：在刊物上看到一張和林昭三人合影，其中有您嗎？
彭：那不是我。我給你看這些照片...這是母親，這是我小時候，很可愛的，後來我是這樣子。。。
張：真漂亮！這是多大年紀時照的？
彭：這時我已經大學畢業了。二十三、四歲吧。
張：您和姐姐長得像不像？
彭：他們都說像，我不覺得像。這一張是母親平反以後(補發)給我的錢我去買的墓地。
張：是這次靈岩林昭骨灰安葬的地方嗎？
彭：是。現在你看好像比較小了。因為附近都是(墓碑)。這就是整個墓地。我把差不多母親平反後給我的錢都用了。
張：那您父親在共產黨1949年建立政權之後，就沒有再出來做什麼事情？
彭：是。
張：母親呢？
彭：母親還是蘇州市長途汽車公司的副經理。
張：就是公私合營以後？
彭：是。
張：她拿股息嗎？
彭：不。拿工資。她是民革的副主任，政協副主席...
張：這張是您什麼時候照的？
彭：唸大學的時候。
張：您看上去比林昭更像母親，是不是？
彭：可能。
張：有林昭的照片嗎？
彭：這一張。
張：我看您現在就很像林昭，但是如果看您大學畢業時的這張照片，就一點都不像。
彭：我現在幾歲了呀！
張：我指的是五官。
彭：你看這是林昭保外就醫時照的。
張：這是林昭特意照的，我在刊物上看到過這張。有沒有以前沒見過您的人，看到您現在覺得有點像林昭的？
彭：像這次譚天榮就講：「真像，真像」。譚天榮以前沒有看到過我。
張：我從各種刊物上看到林昭不同時期的照片，在見到您之前，就想，您像不像林昭？現在看您，很像林昭。
彭：林昭的同學和朋友，不管在二十年以前，或二十年以後，看到我總是講：「真像林昭。」我跟林昭的樣子也不一樣。她比我稍微矮一點，走路喜歡這樣子(模仿林昭走路的樣子)，她就是有些不一樣。
彭、張：(笑)
張：您笑的特別美，我就在想像，林昭笑起來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子？您最後一次見她的時候，她挺不高興？
彭：她挺不高興，她希望母親去，母親沒有去，她就不高興。
張：她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彭：蓆。
張：她為什麼要蓆子？
彭：不曉得。
張：那次她有沒有要被單？
彭：被單好像我也帶給她，帶了那麼一個包嘛，被單還便宜，那個蓆子很貴啊。
張：她留給您的最後的印象是什麼樣的？
彭：她就是渾身全白！襯衫是白的，白被單作一個裙子。頭髮用白布扎着，寫了一個「冤」字。
張：用什麼寫的？
彭：是用墨寫的。很清楚的。血寫的不會這麼很清楚的。
張：您看到她那個樣子，是第一次嗎？
彭：我看到她那個樣子是第一次，但我一看到她那個樣子，我就知道了為什麼我要等這麼許多時間。我走了五個小時，到那邊已經中午了，我看到她已經下午五點多了。
張：來的路上走了五個小時，在監獄又等了五個小時才見到林昭？
彭：差不多是這樣。因為每個接見的家屬都走光了嘛！
張：平常去探視的時候是坐車還是走路去呢？
彭：乘車。
張：那次是因為...
彭：文革的全市大遊行。他們特意挑了這個時間(允許探監)，他想你可能會不去。這是我這樣想。張：姐姐見到您說了些什麼？
彭：沒說什麼，她就好不高興。那裏面有些人講，起先他不知道(外面在搞)文化大革命。
張：林昭當時知道外面文化大革命嗎？
彭：我不清楚她知道不知道。
張：她見面時說什麼？
彭：她第一句就是：「媽媽怎麼沒有來？」我說：「她在蘇州。」後來她說：「以後媽媽不來你也不要來了！」
張：非常生氣嗎？
彭：非常生氣。她問我媽媽怎麼沒有來以後，她說：「我要的蓆呢？」我說：「我沒有錢買？」她就很生氣，她也沒有講什麼，但後來她說：「
媽媽不來你也不要來！」
張：她要的是什麼樣的蓆，您還記得嗎？
彭：就是夏天睡的蓆啊，她寫出來的條子就是這麼講，我不曉得她有什麼特殊的用處還是怎麼樣。
張：您還記得您最後一次去，她所要的東西都是什麼？
彭：就是一些被單啊，日用品這些東西。
張：被單要過幾次了？
彭：被單幾乎每一次都是要。
張：那家裏人都知道她是作什麼用嗎？
彭：起先不知道，後來才知道。
張：送過幾次被單？
彭：好多次？
張：大約有多少次？
彭：大約有十幾次。
張：當時買被單、布製品是要布票的，你們一次次買...
彭：這是在幾年的時間裏買的，真要買還是有辦法買來的。
張：她要的是純白的被單，還是什麼顏色都可以？
彭：她要白的。
張：媽媽有沒有奇怪過，她為什麼總要這東西？
彭：到她保外(就醫)以後就知道了。
張：後來又進去以後她還繼續要？
彭：她還要。
張：你們就知道她作什麼用了？
彭：我們知道，但是後來她又進去以後，寫出來的信和要東西就比較少。
張：知道她用被單寫血書，後來她用被單寫成的這些血書，最後家裏人在她遇難以後，歸還遺物，你們手裏現在有沒有用被單寫的這些東西呢？
彭：沒有。我跟母親一起去拿的，就是一些破的東西。上面一點都沒有她寫的東西。都是布條條，有的就是髒的、白的被單，看不出什麼東西，我們翻了半天，什麼都沒有，後來我們就送到廢品收購站去。一點都沒有。
張：當時判二十年時，家裏知道了，媽媽是什麼反應？
彭：因為主要的犯人只有判七年，林昭判得最重，所以我母親呢，總是覺得，她的那些右派朋友不像她這麼跟共產黨鬥爭，或者呢，有的地方什麼事都推在她身上。因為有一陣子，我母親有好多寫給監獄長的信，不曉得是幾百，千封也有了。
張：真的有那麼多？
彭：真的有。有一個時期就是講統戰什麼，只要林昭講，她認罪，就可以放她出來，她不干。她就是堅持講：「他們總是會殺掉我的」，她非常堅信。
張：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她就說過這樣的話？
彭：那也是到了1962年「保外」以後。
張：您覺得她說這樣的話，是她的性格決定她不願意服軟，還是因為她的看法？
彭：我不曉得她是不是有一種預感，但是她保外的時候她就不肯出來！
張：她自己的理由是什麼？
彭：她就是講：「他們放了我，就又要把我抓起來，用不着這樣麻煩。」所以她拉住桌子的角，我跟我母親接她出來，她不肯出來，裏邊的人也沒有辦法，僵在那裏。後來，分局的人就對我母親講：「你想辦法把她帶走就算了。」後來我母親就打電話給她朋友，他們家有一個花匠，來把她帶上三輪車，送回去。
張：那時候說「保外就醫」，她有什麼病嗎？
彭：她經常吐血，她有支氣管擴張。
張：那個時候有沒有講過她精神方面的事情，換句話說，後來以精神病為理由給她平反，在那些年整個過程中，什麼時候涉及到她有精神病？
彭：她到精神病院鑑定過，1964年。
張：醫生怎麼講？
彭：那醫生是粟宗華。他是上海精神病院院長，是我們二醫的教授，當然他講的什麼，他診斷什麼，我也沒有看到，但是粟醫生就是為了林昭和陸定一的太太嚴慰冰而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的，本來是周總理保他的！但是就是為林昭精神鑑定的時候，他講了一些話，所以那時「二醫戰報」上有一段話就是批他的，在什麼地方我也找不到了。
張：那是不是因為他給林昭和嚴慰冰，就是陸定一的太太，作的診斷是她們確實有精神病，還是說她們沒有精神病，給了他這個罪名？
彭：我想，是因為他講她們有精神病。
張：就是說他替她們開脫了？
彭：是。
張：也就是說，現在也沒有辦法判定粟宗華醫生他的鑑定在當時是真正本着醫生的醫學標準，還是他的確有保護她們的意圖在裏面。您怎麼分析呢？
彭：有一個時期呢，我也是有些懷疑，林昭是不是有一些精神不太正常。但是你要知道，特別我在生憂鬱症以來，看了好多書，我自己要了解。真正的正常跟不正常只有很小的區別。你不能講林昭在她整個生命過程當中，沒有一天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因此我想粟宗華醫生可能就是用這種「在這個階段」、「這個時期」而下診斷的。另外他也總是認為講她們有精神病，可以為她們開脫一些，但是也並不違反他的醫學判斷。因為有好些事情，特別是精神病、精神領域的東西，沒有像內科這樣：肺炎就是要怎麼怎麼，沒有這樣明顯的界限，因此在林昭這種生活過程中，你說她有一個時期，在她的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萬言書里有：「我要發瘋了」。
張：有人認為，從林昭寫「我要發瘋了」那個時候，一直到她遇難，中間大約有一年時間，說她沒有寫更多的東西留下，您同意這說法嗎？說她真的是可能進入一種瘋狂的狀態。
彭：不，我不認為。她是1968年4月遇難，1968年1月還有她很理性的寫的東西留下(指一指面前一本林昭獄中日記複印本)。
張：過一會兒我們可以看。最初聽到林昭事情的一些片斷，會有個疑問，她知道後果那麼嚴重，她為什麼會堅持？會不會是她性格特別執拗？
但是當更多的知道她當時說了些什麼，寫了些什麼的時候，就會覺得是她對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對當時她所遭遇到的事情的看法，加上人的尊嚴，就決定了她不可能以尊嚴作代價。不僅僅是由於她的性格。當然她的性格也是很有特點的。
彭：以前我沒有仔細看她的「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這一次因為要寫東西嘛，我看了一下。其實她並沒有像現在一些人講她怎麼怎麼樣，她最喜歡自稱的是「青年自由戰士」，她說：「自由萬歲！」她並沒有想當英雄。就是為了人的尊嚴，就是為了她的那種信念。我覺得好多人以為她是要怎麼樣，但是我覺得她是很自發的，並沒有要人們認為她怎麼樣，只是很自然。
張：骨灰安葬，墓碑後面刻的那首詩，您覺得能夠反映出她對於未來後人對她的評價，她自己的信念，是不是能從這首詩里看出來呢？
彭：很難講，因為她的思想很複雜。好多人根本也沒有理解她，她那些同學朋友的話，應該知道她比較多的，反而沒有寫她。你看我那個《五十年情緣》當中，跟她接近的，好像有些講的不是很自然的，也並沒有真正寫出林昭是怎麼樣一個人。反而現在另外一些「感興趣」的人呢，更是很年輕的，或者對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太了解的。我想這也還是有「代溝」啊！
張：無論現在是哪一代的人，您覺得他們要是想真正認識林昭，現在能夠得到的資料夠不夠？無論是誰，包括您目前手中佔有的資料、包括您自己在內，您有沒有覺得您對林昭已有的了解，也不足以知道她到底在監獄裏寫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換句話說，還有好多林昭的遺物、遺作和與案件相關的資料到目前還沒人看見，裏面可能還有一些我們大家都不知道的東西。
彭：當然有好多我們都不知道。而且也可能不會讓你知道。
張：您覺得這種東西現在其實還是好好封存着？這個您能確定嗎？有多少？
彭：對於共產黨，我很難講。因為上次在4月22日(林昭骨灰安葬儀式)有一個人，他不是林昭的同學，但是當他是「反革命」時，他們就講他的東西封存，後來要還他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他就是講了這一點。
張：實際上沒有人確定林昭那些東西現在是好好的封着呢？
彭：1983年，陳偉斯寫《林昭之死》的時候還在。他去上海靜安分局的時候，他看見一房間案卷。
張：把那三本日記還給您是哪一年？
彭：那是平反以後，1982年。
張：1983年還在。現在又是二十年了。前些時候有文章中說，那些材料移到什麼地方去...
彭：這個是林昭的一個新專的同學，也是右派，他現在在蘇州地方志工作，地方志里記載了我的父親、母親，他想把林昭也寫進去，當然，他們有些同學也叫他這麼做。他就到上海法院，說地方志需要一些材料，想看一下。第一天很好，他們說：「你來看，但是我們要去提取。」他就問：「到什麼地方提取？」回答說：「在浙江山里。」這是當局跟他講的，所以，這次金鐘講，是我講的，我說你要更正。因為假如來源不正確的話，就表示不可信！我這次去根本沒有跟官方有什麼聯繫，我怎麼會知道在浙江的山裏呢？地方志那個同學很高興，他過兩天後大概一個星期四去的，他們說：「你不能看，上面不同意。」他說：「你不是講...」他說：「你不要多講，這是五十年絕密。」這可能還是今年的事，就是在我回
上海去(4月)以前，也可能是去年下半年。
張：陳偉斯說看到的是一屋子，後來又說「四大箱」，這兩個說法您覺得哪個更有根據、更確實一點呢？
彭：陳偉斯，因為他看到了！那時候，靜安區法院的那個人很好的，去看的時候，他就講：「你只能看，不能抄。」但是他還是抄了一些。材料實在太多了。小房間的話也可能要比四箱子要大。
張：陳偉斯有沒有數一數都有什麼方面的東西？
彭：他沒有講。陳偉斯看的就是林昭寫的東西，很多的。
張：用鋼筆寫的更多，還是用血寫得更多？
彭：我想用鋼筆寫的更多。用血寫的，你可以看出來，但後來就都看不清了。
張：還了三本日記，他有沒有講一共有多少本日記？
彭：她所謂日記，最後一本名字就叫「血書家信」。
張：從那上面從哪年到哪年，這樣大概也可以推測還有幾本...
彭：這個很難講。這些就是1967、1968年的。
張：很靠近她最後日子...
彭：她講我要瘋了，以後還有寫下的東西。說以後沒寫東西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張：那時候您家裏人對林昭可能面臨死刑，你們有精神準備嗎？因為本來判了二十年，家裏人覺得，總是有個刑期，還是覺得太重了，根本就沒有想到。
彭：當然我們沒有想到她被判二十年。因為(同案的)其他兩個人都沒有二十年。
張：二十年是1965年判的，刑期是怎麼算的？
彭：1985年。
張：前面坐牢的那五年沒有給她折抵刑期嗎？
彭：當時也沒有去研究。
張：家裏人當時會想到她被處決嗎？
彭：沒有。
張：一直到她遇難，你們沒有這個精神準備？
彭：但是你知道在我姐姐4月29日遇難以前，她已經有快半年沒有消息了。
張：直到警察到您家去要五分錢子彈費的時候，當是是什麼樣的氣氛？
彭：(拿出文字材料)講到這個題目，我這裏有好多我過去記的日記等等，當然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好多沒有記。這是二十多年以前我寫的，就是那天的...
張：這是寫的一篇稿子？
彭：就是我記那天他們來的時候的情況。
張：您能講講那天的情況嗎？
彭：太長了。我現在沒有組織好，這個又太長。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假的或是怎麼樣，譬如講，很多人都會感到時間這麼久，怎麼會記得這麼清？
張：很多人都有體會，有時候人生中的一個瞬間，一個情節，包括當時的溫度，氣味都能記住的。一般人會有這個常識。
彭：我下次再講，把它組織一下。
（......）
張：到底林昭的骨灰找到的過程是怎麼樣？因為現在說法都不一樣。能不能請您把這個事情講一講，免得以訛傳訛會出一些誤解。
彭：當時是母親去把林昭的骨灰拿回來。
張：是正式通知你們去領取的嗎？
彭：有些事我母親並不想讓我知道，她就自己去辦了，有的事呢，她需要我幫她一起去。比如講，去看林昭，那個時候是有通知來，就是林昭要些東西，所謂的遺物，就是那些。取遺物(母親)她跟我一起去的。但是林昭的骨灰呢。我母親就沒有要我一起去。她一直是(把骨灰)擺在家裏。後來，為什麼我會搬到宿舍里去住呢？就是因為我弟弟不希望我在家裏。
彭：他比我小六、七歲。我不想講我弟弟。
張：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在林昭遇難三十六年後，才有這個骨灰安葬儀式？為什麼在這之前就不能舉行這個儀式？只能將報紙包着的一點林昭的頭髮放進墓穴中？您買那塊墓地已經買了很多年了，是吧？
彭：就是我母親平反的那年，1982年。
張：當時給您母親平反，她原來的罪名是什麼？
彭：我母親也是反革命什麼的。
張：母親到底是怎樣去世的？
彭；我母親是倒在路上。過路的人把她送到上海第一人民醫院。
張: 在這之前，她精神正常不正常，腦筋清楚不清楚？
彭：這時候我不住在家裏，住在宿舍里。
張：母親過世前，您有多長時間沒和母親住在一塊？
彭：有好幾年。
張：最後幾年，母親精神上、生活上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彭：很可悲，身心受到摧殘(馮英子先生保留我母親給他的信)。
（......）
張：您弟弟這時候和母親住在一起嗎？
馮：住在一起。
張：這時候您就搬出去了？
彭：對。我母親是1975年去世的。
張：您母親在街上摔倒，後來去世，摔倒前隨身是不是帶有絕命書呢？
彭：沒有，我想沒有。你看這是我在(她去世)七周年的時候寫的。
張：您寫的像這樣的短篇章作品多不多？
彭：好多。
張：這些都沒有發過吧？
彭：沒有。
張：我想您是不是可以寫一本把這些內容都集中起來的書。現在我看您精神狀況很好。
彭：我現在寫英文的。你看這許多(十幾本寫好的文稿)都是我生憂鬱症以後寫的日記，就是分析憂鬱症的，還有一些是哲學問題探討，四十多萬字。
張：能出版嗎？
彭：(笑)誰要啊？所以說，我主要是寫英文的。中文我還是蠻好的。我可以在很短時間寫很多，英文就比較差一點。
張：您用鍵盤打中文沒問題吧？
彭：沒有中文軟件。因為你要來，我就翻翻中文材料，有些東西我也不太翻。看看過去寫的，寫的還可以，我想現在也沒有什麼更大的進步。
張：讀了您寫的東西以後，我根本不想說，您寫完以後找一個什麼人幫您整理...完全不需要。您的文筆非常好。
彭：沒有。我有的時候也是眼高手低。但是，我是不太習慣人家改我東西，特別是中文。這次他們要把我的題目改掉了，段落(作手勢)...
張：前後挪動位置？
彭：是。後面的搬到前面，我說不行。
張：您指的是哪篇文章？
彭：就是《明報月刊》上的那篇文章。
張：最後沒有動？
彭：他說，假如你改一下，可以擺第一...我說隨便你擺第幾，我不要改。
張：因為看到您的文章散見於不同的地方，有些文章如果展開還有不少可寫的，所以很希望看到您寫出來。
彭：我現在還是想寫一些關於憂鬱症的，因為我想，假如我能夠克服憂鬱症，每個人都能克服憂鬱症。我現在已經好一些。
張：還需要吃藥嗎？
彭：還吃。因為你知道我沒有「支持小組」，我沒有親人，這是很艱難的。所以，我這是一些心得體會，好多是我自己一些心理分析。我覺得有時候會看得更清楚一點。
張：附近有沒有可以談一談的朋友？
彭：沒有。但是我的心理醫生還蠻好的。雖然他是外國人，他也沒有一定要我怎麼樣，他給予一些啟發。我一直是所有人的好學生，你只要點一點，我就知道，所以對我幫助還是蠻大。我假如沒有出版什麼書以前就(要)死掉的話，(之前)我將把所有東西都燒掉。
張：為什麼？
彭：我就這樣想。
張：您對所有人都不信任？
彭：是的。因為我還在的話，人家有什麼質疑，我可以解釋申辯，假如我死掉的話，出了什麼書人家怎麼講，就沒有人為我講話了。
張：您說，如果來不及把一些事寫出來，就要把那些材料燒掉，我聽了以後真擔心，您趕快寫吧！現在倒是您寫出全部經歷的一個好時機，看來您身體狀況還好。
彭：有的時候好，有的時候不好。
張：那些事情在您心裏很清楚，就算是現在記憶力不如從前，記不清近來的事，過去的事情也不會忘，是吧？您學醫，一定比我清楚。
彭：嗯。
張：所以，您趕快寫吧，就為了您說的那句話也得趕快寫。以後我過些時候就打個電話問：「令范女士，寫了多少了啊？」
彭張：(笑)
（......）
彭： 據我所知，林昭是從監獄醫院拉出去。
張：後來那個醫生怎麼描述當時拉的時候的情況？
彭：醫生就講當時她在醫院裏，軍管的解放軍衝進來，林昭還講：「讓我換件衣服。」不許她。所以她是穿着病房的衣服去執行的嘛！那個醫生後來跟我講，他當時就在旁邊的房間沒有出來。林昭就講；「向X醫生問候！」他聽了蠻難過的。
張：他還是沒有出來？
彭：沒有。
張：他有沒有講為什麼沒有出來？
彭：沒有。
張：後來祥祥說他看到的那情況您覺得可靠嗎？
彭：我覺得是很可靠的。另外還有，你知道好多事就像命運的「七巧板」一樣。你知道林昭後來還被拉到監獄去開公審會。參加那個公審會的人後來打電話給我，他要告訴我一些事。就講林昭的嘴裏被塞進東西。頸子上也拉了繩子。口裏塞的叫「口塞」，張口的話它就變大，防止喊口號：頸上的繩子也是讓你不能發音的。但是他講，雙管齊下的他很少看到。他講當她被拉出來公審的時候，下面都楞住了，一點聲音都沒有。主持會的人就講：「你們都死了嗎？」就馬上帶頭喊口號。
[next]
張：林昭當時是什麼表情？她有沒有努力想要表示什麼？
彭：他們就看她整個臉、頸都是發紅，她就是想張口。
張：後來祥祥講他看到的，是跟誰講？
彭：祥祥是跟他母親講。他母親後來就打電話給我，說你有空來一次，我就到她家裏。她說：「姐姐怎麼樣？」我說：「姐姐已經被槍斃了。」她說：「那祥祥講的是真的了？」我說：「怎麼了？」她就跟我講，她說：「那天，祥祥在龍華飛機場勤工儉學回來，是同學送他回來的」她說他臉色蒼白，後來她就問他同學說：「他怎麼了？」他同學說：「今天我們那裏槍斃了一個人，這個人是個女的，祥祥大概認識她。一看見以後就生病了。」祥祥的媽媽還講：「不要瞎講，祥祥怎麼會認識這種人！」這都是祥祥媽媽給我講的，因為祥祥不在。祥祥媽媽告訴我，祥祥說：「大姐姐被殺害了。」他叫林昭「大姐姐」，叫我「小姐姐」。他說，他們勤工儉學在三點鐘結束以後，在機場好玩嘛，就再玩一下。他在裏邊，看見吉普車開來，在第五跑道，就有一個人被推出來。他說：「看不清，好像穿的醫院的衣服。接着呢，開了三槍。開了第一槍她還這樣子(挺起身子)他們看她這樣子，再打兩槍。」祥祥媽媽說：「祥祥現在還是在驚慌恐懼中。」我說：「不要跟我母親講。」後來我也沒有跟母親講這詳細的情況。
張：後來您和祥祥母親還聯絡過嗎？
彭：後來聯絡比較少。
張：您最後一次見林昭是什麼時候？
彭：1967年11月以前。
張：後來您母親又去看過林昭嗎？
彭：沒有。
張：您和林昭見最後一面就是家人和她最後的見面嗎？
彭：是。林昭後來(被處決前)半年沒有消息。
張：在這之前，您和母親一起去(探監)次數多，還是您自己去的多？
彭：我母親跟我一起去，或者我母親自己去，我母親跟弟弟也去過一次。有一次，在(探監時在)房間裏，林昭講「那也只能對你們不起了」，這是反話。張：那次說的多嗎？
彭：那次嘛，就是我母親要她不要這樣子了，認個錯算了。那裏也是蠻可怕的，一個房間沒有窗戶，就是接見時嘛，他們把她領出來，我母親就跟她講話，我就是在旁邊陪。
張：林昭有更多的話對母親說嗎？
彭：我母親要叫她認錯，她總是不要聽的。但是你看她在《血書家信》裏寫的，又是另外一種性格。
張：其實她心裏也有很多內在的矛盾，性格中也有不同側面。
彭：就是。
張：弟弟還是去看過林昭？
彭：他去看過。
張：後來領骨灰是母親去的，您倒不知道？
彭：是。
張：去領骨灰離執行死刑有多長時間？
彭：不太長的。
張：作為倖存者，您付出的代價也很大。您覺得有林昭這樣一個姐姐，不管從什麼方面說，對您一生的影響有多大？
彭：我想，她...這是我們家庭的一部分。影響的話，我父母對我的影響比林昭對我的影響大。
張：包括林昭被處決之後，對您的影響，您覺得都比不上父母親的影響大是嗎？
彭：我想也可以這樣講。
張：我這裏說的影響不僅僅指他們怎樣影響您的行為，我是說怎麼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您人生的每個階段的狀況。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有這樣一個姐姐，也許您是另外的人生；可是因為有林昭，有這樣的父母，是不是使您的人生節奏被打亂，或者有些事情不能按您本來的願望去做，去選擇。
彭：我想，這是主的安排。我覺得，即使沒有林昭的事，我的家庭背景也足以改變我的一生。
張：您在文章中談到「倖存者的痛苦和責任」，這種痛苦到什麼程度？
彭：我特別覺得有些人對倖存者不理解，有時是難以忍受的。當然有時候有些事也講不清。我過去總是這樣想：講不清的事就不要講，或許你講了，人家也不聽你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張：大家回憶林昭的文章裏邊，如果有說的不是事實，或與事實有出入的，除了前面我們已經談到的以外，還有沒有您覺得一定要和公眾講清楚，需要澄清的。
彭：關於「骨灰箱是有一個女士保管」的說法，這不是事實。
張：說的人是不是搞錯了，指的是您弟弟的前妻，她保管過。
彭：這些人也根本不曉得她。
張：那麼，直到今年四月才安葬這個骨灰盒，真正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買了這塊墓地以後沒有馬上下葬？
彭：我想，這是(因為)我弟弟前妻的母親也沒有講過她們保存這個骨灰箱在什麼地方。
張：母親取回了這個骨灰箱，為什麼後來轉到了弟弟手裏呢？
彭：骨灰箱擺在家裏。後來我想，我弟弟結婚以後，我弟媳看到了。
張：她對這個家庭，包括對您態度怎樣？
彭：我不曉得。
張：你們現在有聯絡嗎？
彭：我也沒有找到她。她給過我地址電話，但是都沒有找到。
(......)
張：您信主耶穌是在出國以後，大概是在哪年？
彭：1985年。我來美國後不久。
張：這和您知道林昭曾經在監獄裏歸信主耶穌有關係嗎？
彭：沒有。
張：那俞以勒這個人我們能找到嗎？
彭：他父親是牧師，但是我請人家找都沒有找到。她在加州的...她父親是在解放前就出來的，俞以勒在大陸。
張：我們再試試找找。您信主和媽媽是基督徒有關係嗎？
彭：我想可能還有，因為我看到她在浴缸里受洗，給我一種印象。來美國以後，起先在德州，我覺得他們教會蠻好的。
（......）
(轉話題。回憶家事，難忘的一些瞬間)
抗戰勝利以後，父母親(參加抗日)回來以後，還沒有解放呢，弟弟還小，母親就對父親講：「你教教令范嘛，你教她姐姐那麼多。」那麼，有一天父親就拿一份唐詩。那時候我小學四、五年級。唐詩第一章就是張九齡的「感遇」(其二)：「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他就叫我唸，葳蕤的「蕤」字是很難念的，我就唸錯了，他就生氣，把書一丟就走了。後來我母親就問我怎麼了，我說：「他也不教我，叫我唸，我唸錯了，他就把書一丟，走了。」我說：「我不要他教了，他不教我，我照樣是好學生。」有一天，我聽我母親跟父親講：「你應該先教她唸，然後她唸不出你再丟書嘛，她才」幾年級啊，這個字我也唸不出啊！」父親說：「好，我再教她好了。」母親講：「我想不必了，不要你教了，這是你們彭家的性格，不是我們許家的。」
張：那時候您幾歲？
彭：我一下子就唸四年級，八、九歲。
張：在您記憶中，家庭雖然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那些真正溫馨的，有親情的，包括和外婆、父母親、姐姐、弟弟，還有些什麼特別值得回憶的？
彭：我和父親好像不是太接近。但是我記得，抗戰以後他回來，我因為小的時候印象不太深了，我們那個時候住在蘇州嘛。外婆對我說：「哎，你快出來，你父親來了！」我出來第一次看到他，父親跟母親在講話，他就把我拉去，親了一下。我就講：「父親怎麼這樣難看！」(笑)我母親大笑，她說：「聽到沒有，你女兒講，你難看。」她對我說：「你不要小看你父親，他年輕的時候是美男子。」這是很難得的那種歡娛啊！
張：您當時講那話時的情況，還能很清楚的在眼前嗎？
彭：是呀，很清楚，我記憶力很好的，所以，他們講的什麼話...特別是遠事記憶，像你講的，印象很深的。還有就是最後一次見我母親她到我醫院的宿舍來看我，到現在還是...
張：就是您在文章中寫，母親說：「你不在家，我的坦白交待也沒有以前寫得好。」
彭：是那次。
張：母親還是很喜歡您...您對母親有很大安慰...
彭：我不曉得。實其呢，我父親當然喜歡弟弟了，兒子，但是我父親呢，給林昭很大影響就是他教了她好多中文和古典文學，這就是為什麼林昭的古文基礎這麼好。我母親呢，當然也喜歡兒子嘛，但是我母親有些性格跟姐姐很像。譬如講，我母親跟鄰居吵架的話，我姐姐會幫她，而我就不會。但是我母親老是要講，她喜歡我。我想，其實沒有。她好像是覺得也應該給我一些稱讚(笑)。她老是說我多麼聰明啊，說：「我懷你的時候吃了好多美國的什麼藥...」她講的藥名字，後來我當了醫生，對母親說：「我從來沒聽說過你講的這種藥。」她說：「所以你聰明啊！」但是我生過腦膜炎呀！
張：多大的時候？
彭：六歲吧。昏迷...那是有一次去看電影，看了以後回家呢，平時我起得很早，但是那天九點還沒有起來。那年腦膜炎流行，以前幾天，我母親就在講，什麼腦膜炎不腦膜炎。她說：「我的小孩子什麼病都生過，就是沒有生過腦膜炎，」我外婆就說：「什麼話不好講呢，要講這！」一個星期還不到...她推推我呢，眼睛睜不開，我又昏睡了，我母親那時候什麼人都認識，就請了小兒科醫生到家裏來看。一看，她說：「馬上送醫院！」因為頭頸都硬了，就送到醫院，後來抽脊髓...一個星期醫生還講：「不曉得是不是以後會變白痴。」還好沒有。(笑)我母親有的時候會為我驕傲，但是要說真的喜歡我，我很有自知之明。
張：您覺得她還是喜歡姐姐？
彭：她喜歡姐姐。
張：您回憶起在姐姐同學面前表現出色、學問也很好的時候，姐姐很自豪，除此以外，您覺得你們姐妹之間還有什麼特別值得回憶的？
彭：嗯...就是小的時候，下象棋，我從小也是很好強。輸了急得不得了，她就讓我了。她說：「好，那麼算『和棋』吧！」其實，她從來不讓我，這大概是她唯一讓我的地方吧！
張：那她1962年從監獄保外就醫出來，她對於自己這樣的身份，她力圖向您解釋她為什麼坐監獄嗎？
彭：從來不提。我想，她在整個的過程中，她沒有覺得作了什麼對不起我們的事。
張：但是您說有一次(在探監的時候)她說過。
彭：她是說：「這也只能對你們不起了。」不是真的講對不起。
張：是說，我也無可奈何，只好對不起了？
彭：是。這是一種反話，不是真的講對不起。
張：那麼，直到今天，從您自己對姐姐的了解，以及看大家寫的回憶、評價林昭的文章，您評價林昭的思想行為、她的一生，您認為或您可以接受認可的是什麼樣的一種說法？
彭：我一直有我自己的看法，這個看法不一定為一般人認可，因為情況不同，我是她的妹妹。我覺得假如你看一下她自己寫的東西，她並沒有想要人家捧她為一個什麼先驅，或者什麼英雄。她就是一種本能的、一種自然的要求，或者一種理想。所以她總是在代表自己的時候寫一個「中國青年自由戰士」，這就是她的想法。她並沒有講她是英雄，這可能就是她、我跟現在一般人對她的那種評價的不同。
張：您所了解的林昭，她對共產主義的那一套理論和宣傳特別熱心的時候、相信的時候、忠誠的時候到什麼程度？
彭：那就是可以做共產黨要她做的任何事。比如她檢舉我母親，比如她講我們家庭出身是反動官僚，其實我們不是那樣的。譬如講，她有的時候也是很左的，她要左起來也是左得不得了的。譬如，像在(蘇南)新專(畢業後參加土改工作團)，人家放了一槍的話，她就哭了，她覺得：「你們浪費了人民的子彈」。當然她還宣揚了好多或者美化像斯大林人性的一面。所以，她能做共產黨要她做的任何事，當她相信他們的時候。但是，相反的，正因為她是受他們的教育，所以她在獄中呢，她也用他們的那種教育來反對他們，當然，她理解他們的真諦，所以她是擊中要害。
張：您所知道的，最後她拋棄這些東西，重新看這些東西，又挑戰這些東西到什麼程度？
彭：可以講在我所知道的，沒有人可以比。但是...
（......）
彭：關於說「甘粹是她的未婚夫」，這一點呢，我覺得應該講是有爭議的。因為，你知道我母親見到過甘粹，而且不喜歡他。甘粹跟林昭在人大一個短期在一起的時候呢，因為也沒有幾個月，的確後來他們是講起要結婚，這個不是姐姐講的，是另外的人講的。林昭從1959年回到上海，根本沒有跟母親或者我們提起她想結婚，因為她當時來的時候就是人大的校長批准，因為她病得很重嘛。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甘粹是她的未婚夫。她新專的同學，或者北大的同學也不知道甘粹是她的未婚夫。是不是當時曾經他們提出要結婚，就證明甘粹是她的未婚夫，或者當時他們到底是怎麼提出的？我不曉得。但是我所曉得的呢，林昭沒有未婚夫。就是張元勛那次來(獄中探監)的話呢，也是借「未婚夫」的名義去看她。
張：我採訪張元勛的時候他也是這樣說，證實了。
（......）
張：您作過努力去索要林昭的那些材料和遺物遺稿嗎？
彭：我沒有去要過。
張：已經知道有的，根據比如陳偉斯先生看過的一定還有些什麼東西在(林昭案有關部門)那兒？
彭：因為當時...(拿材料，其中有林昭墓地照片)
張：這是您剛剛買這塊墓地的樣子，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
彭：現在就是(墓穴)擠得不得了。你看，當時後面都沒有。
張：買的時候是...
彭：1982年。
張：那麼早就買了！這個時候立碑的時候底下什麼都沒有嗎？
彭：林昭的頭髮在裏邊。
張：林昭的頭髮是怎麼留下來的？
彭：是我母親留下來的。
張：是林昭在監獄的時候還是在家裏的時候？
彭：可能是她保外的時候。
張：是林昭的意思還是母親的意思，把這個頭髮留下來？
彭：是林昭的意思。擺在那裏嘛，是我母親保存的。
張：多長的一段頭髮？
彭：沒有多長，就這樣子(用手比，約五、六寸)。
張：很多嗎？一小綹還是當時剪下的全部？
彭：一小綹。
你看這就是(拿出文件)
張：上面寫的是(讀文件}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通知
彭令范同志：
為你姐姐林昭案件複查的善後問題通知你於三月二十六號下午二時整到福州路209高院接待室商談，請隨帶圖章。找曾玉淮同志接洽，
1982年3月22日
上面加蓋的是：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公章
(另一份) 這兒寫的是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通知
彭令范同志：
茲因請你接通知後即來本院有事找你，定於 月 日 星期 點 分 至於原路54號常德路口。希準時到達，勿誤。
承辦人
送達地點：張家宅醫院宿舍
1981年1月9日
上面加蓋的是：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的公章
另有一個便條寫的是：
小彭同志：
春節好！明天下午2時左右請來區法院一次。
趙鳳岱 曾玉淮
2月10日
這是1982年時候的事情。
彭：趙鳳岱，他是林昭複查的靜安區法院的法官。但是，沒有一個靜安區公安局的人要複查她(林昭)，趙鳳岱呢，是(從)虹口區法院調這兒來的。但是他很好。就是他給了我林昭二十萬字的(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原稿。這個呢(一張收條)，一塊錢就是那個「證件費」。我呢，沒有正式知道林昭還有東西在政府以內，沒有人告訴我，我所知道的就是陳偉時跟我講的，和這次林昭的同學講的。
張：這次交一塊錢「證件費」，給您林昭的二十萬字的原稿，是以什麼名目給您的？是說這就是所有的遺物了？...
彭：他就講，這是平反以後歸還的東西。
張：而陳偉斯說呢，實際上還有很多，也是林昭親筆所寫的，他看到了？
彭：是。陳偉斯跟我講的時候是在這以後啊。給我(二十萬字稿)是1982年，陳是1983年，在《民主與法制》上寫那個文章以前，他去法院看到的。
張：陳偉斯是林昭的同學嗎？
彭：不。陳偉斯是我母親的朋友。他是右派，他本來就是記者，勞改了二十幾年吧。
張：他比林昭年長多少？
彭：年長多少...十幾歲吧，他去世了。
張：林昭如果活着，今年應該是七十二歲？
彭：七十二歲。
張：她的生日是哪一天？
彭：陰曆十一月十九，陽曆十二月生。
張：我現在最想說的，是希望您寫一部詳細的回憶錄，否則的話太可惜了。
彭：(拿出林昭二十萬字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複印本)這是我印的複印本。這就是他(趙鳳岱)給我的一百三十七頁。
張：原件是用鋼筆寫的嗎？
彭：是。
張：您手中有林昭用血寫的嗎？
彭：沒有，你看她這個圈哪，就是紅的，就是血。
張：她是每寫一段的時候，用血畫一個小圈？
彭：但是，有些也沒有。
張：(指着複印本)這些都是嗎？
彭：這些都是。
張：是用發卡圈的嗎？
彭：我也不曉得。
張：看得出來用的什麼嗎？
彭：就是很細的，時間一長，紅的也淡掉了。我母親真是非常傑出。有人還說，你母親是國大代表，你到台灣是可以拿錢的，我也從來沒想過。你看這是我母親追悼會...
張：1975年，那年您是三十五歲。
彭：(指着追悼會照片上的花圈)上你看這裏是許聞天、沙千里...我母親認識的人真是...其實我母親倒是一個可寫的人，可惜...
張：如果所有這些都集中在一本書里，會非常有分量，您馬上就開始寫吧，我看您現在精神狀況很好。您自己覺得呢？
彭：我還是不太想...
這是我姐姐那一本「血書家信」(是用鋼筆寫的，「血書家信」是總題目)。就像是這位高級人民法院的同志他給我的話，也是人性的一種表現，因為共產黨還不是鐵板一塊，也還有些人是有他的人性的。否則的話呢，林昭的東西，你要寄希望於四大箱，我對共產黨本身是有懷疑的。所以，你能拿到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呢，這當中呢，也可能有人會說，我怎麼可能拿到這個東西？而且是通過這樣的關係？(指《血書家信》)這是三本日記中的一本。
張：還有兩本沒有複印？
彭：對。
張：這本是與政治有關的還是沒關的？
彭：有關的。因為她這裏講「共產黨比法西斯還...」怎麼樣的，她這本基本上都是給媽媽的信。
張：我不知道您想用什麼方式，您覺得更有價值，我是覺得，如果能趕快印出來是特別好的一件事。
彭：我想假如捐給專門研究機構的話，可以專門研究林昭。
張：但是我覺得出版以後一點也不妨礙這種研究，而且研究者得到材料更方便啊！而且您如果捐給一個單位，萬一有什麼處理上的不當，使用上就會受太大的限制了。
彭：我不曉得，應該怎麼做...當然我要問一些人。看到底怎麼樣更好。
（......）
張：(讀林昭「血書家信」林昭署名與寫作日期)「中國青年自由戰士主歷1967年10月31日下午五時」
彭：所以你看1967年的話，離開1968年(她遇難)就只有半年了，對不對？
張：而且這個時候差不多就是您剛剛見過林昭最後一面以後不久？
彭：是。你看，這是九月(寫的)，這是1968年1月(寫的)哪！所以你說她講(寫)了「我要瘋了」以後就沒再寫，那不是。。。
張：最後的一篇...這是從日期上說最後的嗎？另外兩本還有比這更晚的嗎？
彭：沒有。(指「血書家信」最後一篇)這就是她自己要吃的東西...
(讀原文)
張：實際上家裏沒有收到過這封信？
彭：沒有啊！(指血書家信複印本)所有這裏的信，都沒有收到啊。我們半年沒有她的消息。她這是一月十日的。
張：您能肯定林昭留在日記本上的這些書信她都又用信紙寫另一份寄出來了嗎？
彭：我不能肯定。有些可能寫了。
張： (看《血書家信》複印本)
彭：這篇就是講「母親！---永恆的主題」她就是講與希特拉鬥爭的一個母親...她(林昭)講：「比起中國共產黨人的暴政來，希特拉法西斯蒂都簡直算不上什麼的了！」(指原稿)就是這裏。
張：就是這一篇。這還是需要時間，因為她的字還是比較不太容易分辨...
彭：有些字我也看不出，要看幾次。
張：專門作研究的人慢慢就會識別了，林昭的字還是寫的很規範的(行書字)，常讀的話，能發現規律，就比較容易識別。希望您把手頭的資料和家事都集中細細寫成一本書。
彭：我想寫一本小說「懺悔錄」,是以我的構思風格和價值觀念出發的，無論芸芸眾生，「歌德派」或者精英們都不會感興趣的，這將是我們家五個人靈魂的反思而不是歌頌。
張：您要是把這些都寫出來的話，於林昭，於家人，都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
(......)
張：您講講關於俞以勒的事情？
彭：俞以勒(從監獄)出來以後呢，她到醫院來看我。這又是另外的一個巧，她住在我們的地區，所以她完全有理由來看我。而且呢，她生病我為她開病假，因為她勞動嘛，她也身體不好的，特別(曾經)在獄中這樣子。她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就講：「我是(和)林昭一起(在監獄一個囚室)的，那麼，我一看我就...因為林昭保外的時候講起俞以勒嘛。那時，病人如果想看你這醫生的話，就把病卡放在你桌子上。我一看這個，是俞以勒，我想，不曉得是不是她？後來她就講...她很謹慎的，很害怕的樣子，她就講：「我是林昭的朋友。」我說：「我知道。」後來她就講：「明天早上到上海陝西路菜場，什麼地方...我在那裏，拿一個菜藍」她說。我說：「好。」第二天一早呢，就去了，就像偵探小說一樣。後來看到她了，她說：「林昭在獄中信了主，但是她的情況不好。她寫血書啊，她胳膊都割開了。現在想起來更慘不忍睹了。我要去上班，也許有人跟着我...」我說：「大概沒有吧。」因為早晨很早，沒有什麼人。她說：「我會再來看你。」 後來，她要離開上海以前，她到我醫院。她說：「你幾時到我家裏一次？」我就到她家裏去，她跟我講，她已經被批准，就是她妹夫來的時候給她辦來美國。但是後來就沒有消息了。她是八十年代初到美國的。
張：您剛才講，林昭在保外就醫的時候就告訴您，她和俞以勒認識，
彭：是。
張：那會不會林昭在保外就醫前已經信主了？
彭：這個我也不太清楚，因為她保外的時候是1962年嘛。
張：那這裏有一個問題，等她又回去以後，繼續和俞以勒同囚室嗎？
彭：你知道就是這麼巧。她們起先關在一起。他們認為一個基督徒和林昭沒有共同之點，所以把她們關在一起。結果呢，她們就很好。她們就商量用密碼交流(敲幾下代表字母)。後來他們就不在一起了。果然後來她們被關在相鄰的囚室，她們有的時候可以(從囚室)出來。那時候在提籃橋呢，有時她們出來，發現被關在鄰室。她們就用密碼交談。她們沒有再住在一個室。林昭(保外)出來的時候並沒有跟我講她信主，俞以勒後來出來告訴我林昭信主。但是通過她(寫的東西)用主歷，可以說明她信主了，這樣就證實了。
彭：是。這裏1963年有「主歷」的。
張：您（住處）這裏風景不錯。
彭：你出去（到陽台上）看看，（走出去指）那邊就是約翰.霍普金斯。
張：您在文章中說，以前常會夢見過去的事情，現在還會有這樣的夢嗎？
彭：比較少了。但是就是有些日子...比如講我母親去世，我父親自殺，林昭罹難...總會記得。本來，沒有憂鬱症的話，我在這些日子也會覺得很悲哀。對這種日子，我會很敏感：4月29(林昭遇難)，8月29抄家，9月1日...我母親是感恩節去世的，我父親其實也是差不多那個時候，是11月23日自殺的。
（......）
【以上訪談錄為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張敏根據錄音記錄，經受訪者校閱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