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恩施的易幟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時國軍潰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軍一路向南沿途丟幾個幹部就可以輕鬆解決鄉村的"解放"問題。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雖然敏感的人察覺到山雨欲來，但普通平民依舊盼望着亂世的結束。多數人總不免認為，反正從前的政府並非善物，也許新政會帶來好運罷。

祖父在此新舊交替的一年裏，或者有過一絲忐忑；當保長的大伯則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向誰可以辭職，祇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畝。他們本身並無罪惡感，因為向未為惡。甚至還幻想自家還有子弟正在服務新政，應該不會賈禍吧。

1951年恩施各縣終於開始全面土改，臨時組織的許多工作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這樣的窮鄉僻野祇派去了一個人，這位姓宋的幹部來自北方的老蘇區，熟稔一整套鬥地主的訣竅。那時全村不過幾十戶，貧富強弱幾乎可以一眼觀盡。首先找出最窮的幾個光棍漢，成立農民代表會。曉之以理，許之以利，這樣方可使這些人不怕得罪鄉親。然後組織村民開會，評選各家成分。這地兒實在太窮了，幾乎都是自耕農，連僱農都沒有，祇好把我祖父收養的那個族房孤兒劃為僱農－－這樣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這會兒就是偽保長了－－算國民黨殘渣餘孽。

祖父也算是見過一點世面的人，他已經活過了一個花甲又幾。雖然身歷數朝，看慣朝花夕逝和人世的榮辱壽夭，但他多少還是相信無論怎樣虎去狼來，一般不會傷及他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老農。至於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孫。他哪裏知道最高指令是消滅地主－－這就不僅是財產和階級了，當然還包含生命。因為這麼大一批被奪走財產的士紳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隱患。

十二

從歷史來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漁獵為主的民族；長期被平原來的楚軍攻擊，才留下"過趕年"的奇怪民俗。因為生活在蠻荒之地，與獸同處，家家戶戶都備有幾件火器。這種習俗被許多人誤解為這兒的人尚武鬥狠，其實不過是在危險世界中的自衛。

土改工作組對民間的火銃還是心存畏懼的，這種古老的散彈槍雖難致命，但毀容是足夠的。對少數民族的脾氣尚不摸底，因此先繳槍是必須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選對象，僅有的火槍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幹部依舊沒有安全感。他已經聽說過賀龍攻打鄭永階的故事，他堅信永階伯的槍支還私藏了許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養的那個孤兒逼供，一個十幾歲的鄉下孩子，很快屈招說見過家裏有幾十支快槍。於是，祖父被綁到了農會所在的一家吊打。對於這完全虛構的武器，祖父實在無從交代，那祇有承受私刑的不斷升級。

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還籠罩在陰冷里，用詩人的話說－－嚴寒封鎖着中國。幾十戶人家的石板村，連續幾天傾聽着一個６０多歲老人的慘叫，打破了與世隔絕的古老山村的寧靜。但凡了解一點中國酷刑歷史的人都可以去想像，其中蘊涵着怎樣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設在鄭姓的一個族裔家裏，這一天夜裏，打累了的幹部民兵歇去了，將祖父捆綁在床上。他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他在深夜無力地哀求那個族裔給他一點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來給他炒了一碗包穀面，端來一瓢冷水，然後鬆綁讓他進食，並說等天快亮時再來幫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經等不到天亮了－－那樣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長夜。他祇需要一點糧食來給他自殺的力量，他最後的飽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後用捆綁他的麻繩拋上屋樑，挽一個結像打條領帶，將自己蒼老的頭顱套了進去。等到他的踢蹬聲驚來房東時，他已經從他的故鄉含冤遠去了。

自殺這一古老的維護尊嚴的死法，在「新中國」向來被視為一種更大的罪過，喚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屍體被拖到他捐建的義學的場垻里示眾，而且還脫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這種羞辱死亡和屍體的作法，是在恐嚇每一個族親和鄉人。祖父的暴屍儀式維持了幾天，宋幹部自己也覺得無聊時，決定命令永階伯的兒媳，將我祖父扔到村邊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種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個深坑，仿佛被隕石砸出的一口莫測高深的井。在祖父被棄置於此時，對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開始。災難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樣，似乎永難填滿。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構成－－偽保長。二伯則基本就是個普通平民，他的罪惡僅僅是從他的父親手上，分得有２０畝山地。而這些地，還有不少是他們自己開荒開出來的生地。新政權的基本國策是要消滅有產階級，諭旨是允許過火行為，而當時的權力已經下放到執行者之手，也就是說，一個工作組長就可以決定人的生死。那時，還沒有國法，當然也不存在法庭。於是，兩個伯父同時被抓。他們還年輕，他們沒聽說過這種世道，因此還想講理，對理的最有效回答當然祇能是暴力。他們被押解到巴東縣城，然後，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進了長江，屍骨無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農場，29年後終於釋放回家時，他已經老得記不清他究竟是什麼罪名了。

故事還沒有結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這一連茬打擊後，她們失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在沒有了男人的農家裏，她們深知接踵而來的將是怎樣的侮辱和加害。那時她們各有四個兒女，最大的也才15歲，絕望已經使得她們無力面對這一群弱雛。妯娌倆就在兩個伯父押走的那個深夜，選擇了最悲愴的死，她們用同一根繩索，在同一個房樑上，投繯自盡。

二伯的大女兒那時15歲，帶着7個弟妹。一夜之間，家裏失去了所有的長輩，我已無法想像她們是如何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當我今年回去找到她問詢時，她祇是哭泣，無邊無際的哭啊，老淚縱橫……對我家所謂武器的追查仍然沒有結束。他們又把我這稍微年長的堂姐抓去，讓她帶着民兵去建始縣官店我們的小姑媽家繼續查抄。

今年80多歲的小姑媽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們的長輩了。我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訴我，幸好那時她嫁的是一個農民。當她見到衣衫襤褸的侄女被幾個持槍的男人帶到她家時，她才從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慘禍。她憤怒地斥責那些人，並找來她們村的工作組證明她家沒有藏槍，她說誰揭發我家有槍，那就是他把那些槍私藏了。她沒有能力救這些侄兒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祇好讓孩子背了一袋包穀回去。

在以後的苦難歲月中，我的這8位堂兄堂姐，餓死了兩個，存活了六個。其中四個堂姐祇好早早嫁人，像童養媳一樣賴以活命。兩個堂兄由於家庭成分不好，在歷次的運動中繼續承擔無盡的懲罰和歧視。沒有人敢嫁給他們，小姑媽祇好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我大堂兄，由於老表開親，他們沒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後，娶了一個節育後的寡婦，無後。

十四

偉大的土改運動終於在腥風血雨中結束了，據史學家考證，大約有300多萬所謂的地主為此喪命。他們中多數人祇是像我祖父一樣勤扒苦做的世代農民，當新政需要動員全社會來奪取權利時，必須要借他們的頭顱來祭旗。毛何嘗不知他那地主父親的甘苦，他豈會真的相信那些可憐的民間財富來自剝削。一切祇是緣於政爭之謀，所以他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貧僱農尤其是無業游民在拿到土地證和別人家的浮財時，他們幾乎相信他們從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賭局被一雙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勞而獲的快樂對誰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們一起載歌載舞地走進了新社會。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擔心農民騎墻搖擺時，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錦囊妙計上市了。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飈進軍中，3000多萬農民被活活餓死在路上。迄今為止，我們還在為三農問題疾呼，還在為爭取農民的基本國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後遺症還遠遠不止這些。從這時開始的劃分階級成分並由此提升的階級鬥爭學說，是20世紀下半頁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虛構。在一個號召平等自由的社會裏，人卻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當局故意蠱惑的仇恨和陣線，迫使所有的人與鄰為壑，互相撕咬。傳統的仁義禮信等美德蕩然無存，底線倫理從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惡丑，以窮為美，整個社會充滿了打家劫舍的氣氛。

十五

在橫禍突降之時，我年輕氣盛的父親在哪裏呢？他有無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採取一些努力？這是我在若干年裏的疑問。畢竟中國文化傳統是講究孝悌和恩仇的，親情是能夠決定人的選擇趨向的－－他怎麼可以面對滅門慘禍而若無其事呢？

同一時間，利川縣文鬥沙溪長順三鄉的土改終於激起民變－－史稱"文沙長暴動".主要發起人名叫費文學，他是沙溪的一個小地主之子。當時他在武漢上大學，他聽說他的父親也被無辜鎮壓後，從省城趕回了同樣偏僻的老家。這個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選擇了復仇之路。他聯絡另外兩鄉的地主家族及許多農民，突然舉事，將文鬥區土改工作組的十幾個人一起處死，祇有一個躲進紅苕窖僥倖逃脫。

以暴易暴當然祇會換來更大的暴力。我的父親就是這時被任命為文鬥區委書記的，他帶領的正規軍奉命前來執行剿匪，實際則是一場更大的屠殺。幾乎每家的青壯年都受到刑訊，無端牽連出無數所謂的通匪者被一一處死。

費文學則帶着親信逃進了原始森林，我父親的小分隊與之進行了漫長的周旋。兩個地主的兒子在深山中展開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數次險遭敵手。（這是另一篇故事）最後我父親經縣委批准採取招降，一番曲折後，費文學帶着他的部伍終於繳械。按協議規定－－既往不咎，以開明鄉紳對待。我父親似乎堅信黨的政策，與之時相過從，化敵為友宛若兄弟。幾個月後，縣裏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費氏進城。父親無顏面對，他知道他祇能失信於人，因為組織是不需要這些的。費文學很快就被秘密處決了，他那些忠義相隨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後的肅反等運動中在劫難逃。一個人的反抗就這樣平息了，血流進土地，化為污泥，連故事也將在歲月的罡風中荒蕪。

身經這些殘酷，就算父親當時知道了500里外的家鄉正在發生的悲劇，他又敢如何作為呢？什麼叫組織，在組織中是沒有個體生命的呻吟的。從人性的立場出發，我們不能要求個體生命對強權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親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選擇，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薦的另一篇文章之後。

十六

網上有篇文章是談牛蔭冠這個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興縣人，清華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姚依林的學長。他在12.9後被黨派回山西擔任犧盟會常委，並任中共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親叫牛友蘭，是當地著名工商地主，開明紳士。毛選中把他和李鼎銘、劉少白並列。他不僅支持他的許多後人參加中共，自己還捐助給八路軍一個團的裝備。他創辦了興縣農業銀行和軍工廠為中共提供後援，他的家就是八路軍司令部的曾經所在。

他們父子在當地還做過太多善事，那裏一直是所謂的解放區。但到了1947年，毛蔣爭天下，毛意識到必須發動農民才能陷蔣於不利，於是在中共所佔之處開始土改。那裏由李井泉（文革時四川省委書記）分管，李多次找牛蔭冠談話，要他與其父劃清界限。牛蔭冠即使如此隱忍，依舊被免職送進黨校學習。整個解放區的百姓都在傳說這個悲慘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認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後雖然官至副省長和正部級，雖然領導瀋陽飛機廠為中共生產了第一代戰機，仍然為許多同事所不齒和提防。因為人們很難相信一個可以參與迫害父親的人，他不得不終身背負着這個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親一樣，永遠不談他的父親。沒有人能理解他內心的慘痛，更無法想像他別無選擇的選擇。直到姚依林在身後出版的《百夕談》裏，我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歷史記事本末》中，我們還知道了其年在興縣八區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殺863人，被驅逐凍餓而死的63人。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許多並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農民。

在讀過這些文字後，我真正原諒了我的父親。一個民族的人倫天良，是如何在高壓下破壞殆盡的，我們現在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在日後的歷次運動中，有那麼多的家人內部的揭發和互相殘害。要恢復這些基本的人性底線，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十七

社會達爾文主義默許一個準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但這是殘酷的，因這種起點各異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兩極分化，窮者恆窮，富者永遠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如果沒有一個好政府來宏觀調控的話，這種社會發展到極致，就比然誕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將多數人推回同一個起點，再開始新的競賽。

中國是農民起義的滋生地，縱觀幾千年歷史，我們似乎永遠處在這樣一條地震帶上。所有的起義者最初都幾乎打着均貧富分田地的旗子以號召戰士，一旦奪取江山，享受勝宴的則永遠祇是少數。革命領袖實質上奪取的祇是皇冠龍袍，並沒有推出新的先進制度來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動，這是偉大領袖最高明的定義。暴動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將對整個社會帶來劇烈的破壞，中華文明在這種怪圈中周而復始停滯不前。但沒有革命，整個社會就意味着在永遠默許甚至縱容不公和暴政。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畝制度》，仿佛要給人民平等的機會；但你真正了解天國的真相之後，就知道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獸。

孫中山以民族革命為號召，以武昌起義為籌碼，終於實現南北議和，清帝退位。這場革命的本質不是農民暴動土地革命，因此進入民國後，民間社會沿襲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孫先生並非不知道在滿人洗牌300年後，民間又已形成怎樣的貧富懸殊。他雖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在西方文明浸淫過的他，畢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義出面搶奪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蔣的時代，政府曾經試圖用贖買的方式來均衡土地，終因財力不濟而無法實施。

很顯然，到了40年代，土地確實是一個問題。當底層多數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貧困時，它就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問題。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問題。

十八

共產主義原本不過是一種經濟學說，充其量也祇能算某種烏托邦政治的愚妄藍圖；經由列寧而演化成為一種國家革命的極權政體，再由所謂的"第三國際"向其他窮國傳播，衍生出20世紀嚴重影響人類歷史的一場悲劇運動，以致億萬生命要為之填溝轉壑，這真是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實，恩格斯在論述到土地問題時，他所主張的仍是由政府贖買再來分配給窮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經吸引許多悲憫的知識份子的原因。

廓清歷史的妖霧和神話，看看中共的歷史，地主士紳階層慘遭洗劫時，毛正是政府農工部的負責人。重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即可從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張里，找到後來土改的起點和母本。

這場暴風驟雨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在當時就引起了全社會的震盪和非議。畢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殺人，並不符合三民主義的理想。社會要改良，貧富要均衡，這是政府必須通過組織手段來逐步實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並不能真正抵達正義和公平，而且這種赤潮還會帶來大面積的社會動亂，即使今天的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也不會允許這種行為。於是，當蔣介石打到上海，決定剿共平亂。無數盲目而又充滿理想主義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壇。一夜之間，兩黨翻臉，史稱"馬日事變".隨之毛周發動武裝起義，從佔山為王到偏安割據，從黨爭到政爭再到天下之爭，國家進入漫長的黑暗血腥期。我們現在稱呼這一段歷史，喚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土地啊土地，必將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長出花朵和糧食。

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實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祇有富農沒有地主，個體農民僅佔百分之五。所謂的布爾什維克是城市黨，向來對農民是有些歧視甚至敵意的。十月革命後，為了征糧，蘇維埃政府必須花大量力氣和農民打仗。斯大林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從1921年開始強制推行農村集體化，結果不得不派出正規軍下鄉和武裝農民開戰。在無端殺戮了太多生命後，到1937年才勉強完成。其後果是農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個農業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當共黨在1946年提出土改時，一向肆意妄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萬要謹慎。

但毛必須要藉助土改才能爭到天下，他當初在湖南的經驗已經足以讓他決定，祇有全面顛覆社會秩序才可能戰勝政府軍。蔣軍敗到台灣之後，終於明白此理－－不解決農村問題，就永遠坐在火山口上。於是，國民黨在50年代，同樣在台灣也開始土改－－但他們採取的卻是恩格斯的贖買政策－－由政府出資給地主，讓地主到城市去發展工商業，把土地留給農民。至於兩方的結果，我已無須多說。

十九

地主富農的劫運，並未因為土改的完成而結束。甚至可以說，那祇是漫長迫害的開始。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地富份子及其子女，都永遠要被綁上恥辱柱，忍受無盡的摧殘。而到了文革時，這種歧視和迫害則達到匪夷所思的頂峰。

我常常覺得，我的童年在4歲就已結束。那個夏日午後，我突然看見小鎮街上，湧來大批背刀抗槍的男女，我的父親則戴着一頂紙糊高帽，滿面風塵地走在隊伍前頭。我覺得父親的扮相實在太過滑稽有趣，飛奔回家報告喜訊，卻發現外婆和母親正在拭淚，我立馬意識到家裏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牽我去鄉小入學報名，一路叮囑我如何回答老師的提問，其中關鍵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時，我已經約略知道，這不是一個光榮的稱號。在以後的八年裏，每學期的報名，我和其他地富成分的孩子，都會選擇沒有同學的時候去－－因為我們害怕被人知曉而恥笑。

我們這代還是孩子時，大都見慣了生活中的許多恐怖。我一同學的母親，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雙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徹骨肉，幾個街坊老人被驅趕下河撈槍，因為他們曾經是地主。我今天知道，這個國家那時還有許多比此更甚的邪惡。在湖南道縣北京大興，曾經短暫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處死的悲劇。這種人間的仇恨，是如何被培養到喪盡天良程度的呢？

40年代，為了發動農民，御用文人虛構了黃世仁；50年代又虛構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時，為了在現實中找到接近真實的惡霸，四川又推出了劉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確實感染了許多人。各地也發掘出無數類似的"罪大惡極"的地主，於是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現在，我的朋友終於經過調查，寫出了《劉文彩真相》－－原來一切皆是虛構和誇張。這本書的出版大約捅到了痛處，很快就被禁止發行。

我生長的邊城利川，也有個著名的地主叫李蓋武。他在兩省交界的深山裏，留下了一座幾近輝煌的莊園－－大水井，現在有趣的成了國保文物單位。而他卻在土改時，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經是怎樣的山中望族啊，現在當地卻幾無遺孑。我曾在農民的家中，片段地讀到過李氏家訓－－多麼道德善良的訓條啊－－這些世代傳承維持了鄉村秩序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我們終於徹底地弄丟了，再也難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長的歲月里，我的父親從來不給我們講述他的一切歷史。他作為一個老黨員，一個基層幹部，因為出身的緣故，始終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還要為他的父親向這個社會償還債務。他不敢與老家聯繫，至死也不還鄉，小心翼翼地回護着他心中的傷口。

1978年，二伯釋放來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見一個酷似我父親的老人竟有些驚異。30年後，他們兄弟相見，一點也無劫後重逢的驚喜－－他們的心已裝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無言。兩個老人的談話依然迴避着我們，我至今也無法知曉那臥室里的密談曾經有過怎樣的酸辛，我父親的老淚是否第一次浸濕他的衣襟。

二伯獨自回到了他的故鄉，他倖存的兒女還在那深山的貧困線下掙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沒有了蝸居，他祇好寄身於一個岩洞，放羊維持着他的風燭殘年。然後早於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親臨去之前，曾說要等我出去後帶我回老家。父親走後，為他送終的我的一個堂外侄告訴我－－我父親希望我日後有出息時，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拋屍的那個天坑給填上，要我去為祖父修墳立碑。我終於從父親的遺囑里，窺見了他一生的悲苦內心。他對他父親的歉疚，他所在的組織是不會允許他去表達的，他祇能遺恨終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並找到了那個黑暗的深坑。我們姐弟終於完成父親的遺願，將那天坑蓋上，並於其上勒石志墓。

銘曰：

施南鄭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隱是鄉殊不可考。顯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興義學而衡民訟。亦鄉紳賢長也。己丑鼎革闔家蒙禍。振公義不負辱。

於辛卯4月投繯。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懸。吾父遊學得免。族鄰即藏屍於天穴。斯後合族亂離。經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猶蔭。宗祧復茂。族戚更興。遂於茲移山勒石。以紀祖恩並償父願。禱云：巴山拱衛。夷水環滋。貴氣代繼。永葆孝思。 【全文完】



－－原載：《北京之春》，2008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