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華管理學院恰恰不是這樣，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教授在欺負院長，不是院長在欺負教授。不守規矩，違反紀律，損壞學院聲譽（恆甫按：這是對教師說的話嗎？土匪才這樣說話！），你對他稍作處理（恆甫按：MY GOODNESS，開除鄒恆甫還是稍作處理？）就對個人進行人身攻擊，我感到很悲哀。
----張維迎
我本來完全可以對把握學術權力的張維迎之流置之不理，但我越來越發現：張維迎不是一個個案，而是一個群體、是一個現象。
----鄒恆甫
瀟湘晨報：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解聘您的教授職務後，我們注意到您在博客上發表致教育部長周濟的公開信，揭露院長張維迎在北大的種種作為。一些輿論認為這是「一個北大教授和院長的鄒張之爭」，說你們兩人有一些個人恩怨。不知您怎麼看？
鄒恆甫：糾正一下您的說法，我不認為這是「鄒張之爭」，因為我和張維迎之間根本沒有什麼個人恩怨。我和他之間的分歧，是學術界、是大學管理的基本價值理念的分歧。在美國，總統就職時說的是「serve the people（為人民服務）」，校長或院長更是「serve（服務於）」教授和學生，而不是「manage（管理）」。但您可以看到國內的大學，是將教授當作奴僕對待的，是官僚治校，而非教授治校。
瀟湘晨報：您的意思是說張維迎不是一個經濟學家、不是一個學者，而是一個官僚？
鄒恆甫：其實，張維迎本人也是「官僚治校」制度的犧牲品。十多年來，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從一個老老實實的學者蛻變成飛揚跋扈的「學官」、「學閥」的。
至於您說到「學者」一詞，其實我經常直言不諱地說，包括張維迎在內的「明星經濟學家」們在國際上根本不入流。我編了一個順口溜，囊括了華人世界裏十幾個有些名氣的經濟學家，「三綱五常（註：樊剛、易綱、胡鞍鋼、張五常），林海張楊（註：林毅夫、海聞、張維迎、楊小凱），李白杜甫（註：李稻葵、白重恩、鄒恆甫），國富國強（註：周國富、譚國富、田國強）」，對經濟學領域有所了解的人都會辨認出這些人是誰，並發出會心的微笑。我自己也包括在內，只有「杜」還有找到對應的人。
瀟湘晨報：有人說您這樣直言無忌顯得有些癲狂了，尤其是甚至在公開場合上點名批評他們。
鄒恆甫：狂？我認為自己是「狂而不妄」。他們中有些人根本沒有任何學術成就，有些人在學術上我是看着他們長大的，我太了解他們出名的情況了。我不記得哪個媒體也問過這個問題，我當時就直言不諱，我說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張維迎是九流，大多數人都不入流。
至於說到張維迎。在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地位，他比我不知差到哪裏去了。我十六年來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四十多篇學術論文，他花十六年時間也寫不出來。我也從未想過跟他爭官當，我對當官毫無興趣，要當官我八十年代中期就回國當副司長了。
瀟湘晨報：爭官當？您是張維迎引進北大的一級教授啊，難道您是說張維迎開除您的原因是……
鄒恆甫：不、不、不。其實張維迎首先是因為我經常當着學生的面指出他的錯誤，他以北大光華的掌門人自居，哪裏受得了這個，便開始漸漸疏遠我。後來他想搞掉厲以寧、謀求院長職位的時候，跑來遊說我支持，遭到我的斷然拒絕。但我沒想到不久我的系主任的職務就被去掉了，然後沒有任何事先的溝通，又把我解僱，還用聯邦快遞把解僱信送到我在世界銀行的辦公室，這就非常過分了，開除一個學生也不能如此隨心所欲啊。
瀟湘晨報：可是為什麼您要採取致教育部長公開信的方式呢？作為一名公共人物，公共人物向來愛惜羽毛，一般不會輕易將爭議公佈出去。
鄒恆甫：給教育部部長周濟寫公開信，並不是因為他跟我見過面、有來往，而是要把官僚治校的問題提到桌面上來。雖然這個問題不是他所能解決的，但我就是要讓他警醒，讓關心中國教育、關心中國大學、關心北大的所有中國人都警醒。人大教授張鳴曾經受到院長的打壓，他在博客上公佈了相關的「內幕」。張鳴教授認為，既然是公立大學，所有事都應該是公開的，沒有秘密可言，因為公立大學是用納稅人的錢辦的，不是個人或財團辦的。
瀟湘晨報：您是世界銀行研究部的經濟學家，其實也可以選擇歷代文人通常的一種方式，例如「不問世事」的。
鄒恆甫：是的，我本來完全可以對把握學術權力的張維迎之流置之不理，但我越來越發現：張維迎不是一個個案，而是一個群體、是一個現象。他們用招搖撞騙的學術和窮凶極惡的權力，在中國糾結成了政治、學術和金錢的統一體。原來，我設想，我們這些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歐洲發達國家受到了教育而且知道國際學術前沿的人物，當我們回到中國任教或訪問講學時，至少不應該同流合污、過於自私。但我不能理解我的哈佛、斯坦福、耶魯的同學，為什麼在如此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變得這樣世俗？
瀟湘晨報：您覺得他們都同流合污了？這樣您豈不是形隻影單？我們注意到，您被解聘事件目前已經發生大半年了，但北大沉默似金，國內經濟學界更是差不多「集體失語」。
鄒恆甫：從6月10號開始到現在，經濟學家都不說話的，為什麼？因為他們都被「權錢色」搞定了，都怕犯錯誤，都想合群，都想包二奶，都想逛妓院，都想去桑拿……
瀟湘晨報：（愕然）暫停一下好嗎？您剛才說到「權錢色」？
鄒恆甫：（一字一頓）沒錯，權、錢、色！以前的大學教授，還只是「學而優則仕」，謀個官噹噹，或者到處搞講座，做「演講經濟學家」，一次出場費就是五、六萬，現在沾上「色」了，像北大某博導級教授，第二個老婆是他的學生，他的情人也是他的學生，現在又搞個研究生一年級的談女朋友，這明明是流氓嘛，搞的是流氓經濟學！
瀟湘晨報：啊？？？難道這些只有您知道？難道別人都司空見慣了？
鄒恆甫：是啊，我有時候也感覺到非常悲哀。我親自經歷了一九七七年以來三十年學術風氣的演變。我看到的現狀是十分令人擔憂的。我們這一代搞學術的根基先天不足。只要看一下國際學術期刊，我們的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統統是多麼地落後啊！難道只有我一個人看得最清楚？難道只有我一個人最願意說給全中國人聽？
瀟湘晨報：您說這段話的時候，感覺您特別像兩個在湖南歷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一個是「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屈原，一個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您也是湖南人，您覺得您身上湖南人的性格明顯嗎？
鄒恆甫：湖南人的性格是扎紮實實、堅持到底，我是湖南華容人，身上當然也流着湖南人的熱血，並沒改變，從四五歲到四五十歲沒有改啊，改也改不了，夾着尾巴做人更不行，一輩子就是一口氣！
瀟湘晨報：網上有人為您指摘的「明星經濟學家」辯護，認為他們或許學問確實並不怎麼樣，但客觀上還是起到了普及經濟學常識的作用。您知道現在我們正在搞市場經濟，對經濟學確實有種底層的渴盼，但您似乎特別注重「形而上」的研究，為什麼？
鄒恆甫：其實我在世界銀行做的就是「形而下」的工作，搞扶貧的，但我認為在大學一定要推崇「形而上」的理論研究。因為「形而下」這個東西現在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甚至投資銀行很多地方都在做。在大學裏面我們應該只搞技術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朝技術方面發展的，全是搞理論的，「無用的知識一定是有用的！」
瀟湘晨報：「無用的知識一定是有用的」？
鄒恆甫：是啊，我雖然算是經濟學家，但我個人認為經濟學本身是個三流學問了。我考大學的時候報考的是歷史，後來被調配到經濟學。我認為最了不起的學問是數學理論物理等基礎學科，是人文學科，是形而上的學問。可是，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多半選擇實用的學科，海歸們多半也是學這些實用學科的。我多次建議說，我們的政府和富豪們，不要像李嘉誠那樣只喜歡辦長江商學院，要有遠見辦一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我們的留學生們，要敢於學習那些看上去沒有用的學問。我記得一九一九，吳宓先生便在日記中記錄了陳寅恪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批評說，中國只出工程師、商人，是沒有大思想和形而上的希望的。今天依然如此。其實，永恆的，無用的學問，才有大用。中國人長期信奉實用主義，希望立竿見影，並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在美國，最受尊敬的不是商學院和工學院，而是文理研究院。
瀟湘晨報：那您覺得我們現在國內的學術水平到底在哪個檔次上呢？例如，中國經濟學家什麼時候能拿到諾貝爾獎。我們知道有一個很權威的排名說，您在世界5500名經濟學家裏面排247位，說這個話應該是很權威的。
鄒恆甫：我贊同一個學者在其博客中的觀點，「甚至以美國三流大學的學術標準來衡量，中國大陸百分之九十九的研究員、教授和畢業的博士都是不合格的。」就中國博士和研究員的學術水平，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的夏明教授就認為：「從美國培養博士的學術規範角度看，它系統規範嚴謹的培訓，尤其是對理論的熟練和對方法的運用，和對實際材料的收集，實證的角度去證明科學結論，從這種角度，可以說中國培養出的博士以及帶博士的博士導師，應該是百分之九十九不合格。」
至於您問到中國經濟學家得諾獎的問題，一句話：三五十年內難有可能。中國經濟學目前是世界最末流，比印度都相差很大，和印度都根本不在一個水平，中國與整個世界主流經濟學差距了相差30到50年。
瀟湘晨報：那您覺得我們現在的經濟學的年輕學生應該往哪個方向發展呢？我們在湖南的中南大學、湖南大學的經濟學科的學生中做了一個調查，他們都希望能夠得到您的指點。
鄒恆甫：我很抱歉一直沒有回家鄉辦學，請您轉告他們，恆甫一定會回到家鄉做點事的。至於您說對他們的提醒，我想第一，一定要學好數學，第二，要學好英文，第三，要學好中文，第四，不要變成經濟人。要有理想，要有道德，要有情操。要左手拿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右手拿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還得按照中國傳統的規矩，右手為大。我太感謝你提出這麼個問題。這也是我對國內經濟學界的期待，不能一切都變成經濟人、一切東西是中國經濟社會的題材，而一定要有道德、有正義感、公平感，因為這個社會不僅是靠經濟的運作，更多的是社會思想政治，貧富差距拉大了，最後變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很危險的，這樣的社會風氣腐化了，革命就會開始的。
瀟湘晨報：您剛才說的「左手拿《國富論》、右手拿《道德情操論》」，這兩本都是現代經濟學開山鼻祖亞當•斯密的著作，但很遺憾，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後面這本書，知道這本書的也不去看，而將《國富論》奉為聖經的人不少。
鄒恆甫：是的，其實亞當•斯密一生中非常看重《道德情操論》這本書。他的《國富論》揭示了人的物質屬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論》則指出人的精神屬性是利他的。亞當•斯密去世前曾經想把《國富論》這本書燒掉，單獨留下《道德情操論》，因為他擔心《國富論》會像一個潘多拉魔盒一樣被胡亂打開。事實上，我們現在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如果《國富論》的經濟人的思想佔主導成分的話，就永遠無法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因此，要建立和諧社會的話就要左手拿《國富論》，右手拿《道德情操論》，而且一定要右手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