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先生曾斷言：專制的統治者可以是這樣的或那樣的，但他們唯一不可能成為的，就是經濟學家。
上世紀90年代，中國爆發過一次持續時間很長的「經濟疲軟」，對它治理整頓的餘溫尚存，據中國執政黨介紹，又出現了「經濟軟着陸」；好不容易熬進「新政」，卻又被迫「拉動內需」，那一「拉」，據北大教授宋國青計算，中國人民「遭劫」7000到10000億元。
不料「拉動」療法僅管了一年多，從去年底開始，隨着生活物品和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度攀升，表明中國又一次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次的經濟危機以全面通貨膨脹為主要特徵。
通貨膨脹表現為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但是通貨膨脹本身是不均勻的，一些商品特別是生活品的價格會持續上漲；一些商品主要是奢侈品的價格則可能下跌。自去年下半年開始，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的糧食、蔬菜、水果等價格直線上升，豬肉價格甚至漲得驚動中央，老百姓因此還知道了一個社會主義秘密名詞——國家儲備肉。普通人家無不感到「物價」帶給他們的壓力，對此，大多數老百姓只能通過降低生活水平的辦法渡過危機，這其中減少非生活必須品的支出自然而然地成為必然選擇。這也是近來黃金首飾等市場一直「疲軟」的原因。
儘管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適度的通貨膨脹有利於提高就業，但今天的人們已越來越認同：通貨膨脹的真正受益者，只是政府和執政者，它們可以利用這東西有效地消除自己的財政赤字，而於人民，實質就是一種變相掠奪。也因此，歐盟和美國都嚴格限制政府實行通貨膨脹的比率，並把物價穩定作為重要執政目標之一。
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自30年代以來再沒出現過蕭條，也就是沒有出現過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危機」。為什麼「新政」僅三年時間就先後兩次出現了資本主義國家稱為「經濟危機」的症狀呢？
這可能是人類社會最先進的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白壁上的微瘕。蘇聯最後一代領袖戈爾巴喬夫，對社會主義建設征程中一不經意就出現的或冷或熱的「經濟病」分析說：原因已經清晰可見——社會在集權體制的束縛下幾近窒息，它註定要為意識形態服務，註定要承受龐大官僚隊伍的重負，已經精疲力盡。
這些年來，執政為民的各級領導總是一個接一個地為他們的子民推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一把手工程」，不知疲倦。對此，亞當·斯密說，專制國家的政府，往往樂意經營壯麗堂皇的工程，因為這些大動作對領導而言，可以「壯觀瞻，邀聲譽」，但「實際上的效用，是受到漠視的。」無獨有偶，哈耶克也說，二戰前德國和意大利的那些壯麗的公路，看上去是非凡的卓越成就，實際則是資源被誤用的證明。
從真理到謬誤只不過一步之遙，億萬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由少數人哪怕是英明領袖來確定。因為事實總是走向人們良好願望的反面。哈耶克先生在上世紀40年代初就有着非常的預感：不少威權主義政府也是蠻能幹的，它們的成就並不遜色於當世；但當他們回望自己為人民建設的設定目標時，看到的將是一些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另一些人陷入了貧困。
美國總統小布殊順利連任的理由可能有千萬個，但有一個我懷疑才是硬道理：小布殊為了連任，為美國人民端出了一道10年內減稅1．6萬億美元的大餐。回看中國政府，在近年來稅收以高達兩位數比例增長的情況下，還一再擬征物業稅等新的稅種，「財政收入」從中央到地方，也都宣傳為領導的赫赫「政績」。
一定時期內人民的「收入」總是有限度的，當「大頭」被政府抽走後，人民不陷入經濟困難反倒不正常。常識告訴我們，經濟困境也必然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對此，國產理論家卻振振有詞地告誡中國人民：「人均GDP1000至3000美元是社會矛盾多發期」。
政策的透明是一種文明和進步，政府需要把它的實際狀況告訴自己的人民。輿論，不管是主弦律還是次弦律，都不可能鑄成持久不壞的枷鎖。「社會矛盾多發期」的事實真像，或者經濟危機都不可怕，人民是可以和政府共渡難關的，只要不處心積慮地蒙蔽人民。洛克說，對於統治者的失敗、一些錯誤和人類弱點所造成的一切過失，人民都會加以容忍，不致反抗和口出怨言的。
人民不害怕錯誤，但害怕一再回到老的錯誤上去。政府通過國家公權力，「拉動」甚至「拉空」最廣大人民的口袋，偶爾一次兩次，人民可以權當它是「新一代領導人」必須支付的執政成本，但是老掏空人民的口袋，去實現「本屆政府」、亞洲還有世界它國的「和諧」，卻要求自己國內的人民保持「穩定」——難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