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讓丁玲吃驚的是，彭真的話是從周揚那裏聽來的，周揚在土地會議主席團住的院子裏說，丁玲寫了一本同情地主富農的書。這讓丁玲心裏很不高興，因為在此之前，丁玲將寫完的書稿複寫了兩份，其中一份先交給了周揚，想聽聽他的意見。但周揚一直沒有表態。現在倒好，我第一個把小說拿給你看，你有意見不當面講，卻背着我在高級領導幹部中散佈，而且一講便上升到思想原則的高度。這豈不是給日後出版設置障礙嗎？

曾經整胡風的人的共同特點是：聽毛澤東的話，毛說是，就是是，不是也是；毛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他們個人沒有是非。此即所謂「黨性」使然也。他們挨整，基本上重複了當初他們整胡風時的路：胡風反黨，他們也反黨；胡風反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反馬克思主義；胡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他們也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胡風與國內外敵對勢力相勾結，他們也是國內對敵對勢力在黨內的代理人；胡風是黨的敵人，他們也是黨的敵人。

再去醫院看到的就是一個昏睡不醒的人，一個植物人。一次，陳荒煤陪同即將離京返回四川的沙汀前去探視。周揚平躺在病床上，原本魁梧的身軀已經只剩下皮包骨頭，鼻孔里有長長的鼻飼管插入體內。陳荒煤和沙汀默默地站在床前，病房裏只有儀器嗡嗡的聲響，空氣中瀰漫着濃濃的藥水味。

示意圖，圖為烏雲籠罩的北京天安門。1955年，毛澤東製造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個全國性大冤案——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據中共官方數據：當時，全國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正式認定78人為胡風分子，其中骨幹23人。19...

粉碎「四人幫」之後，周揚復出，重新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陳伯達呢，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陳伯達並非當年受到周揚錯誤批判的人，而是犯了嚴重錯誤以致嚴重罪行的人，周揚怎麼關心起陳伯達來呢？

反胡風運動，是從作家協會開始的。那時我正在作家協會，而且參加黨組。周揚對於胡風確實不滿意，這是我聽得出來的。說他是個小宗派，說他想辦同人刊物，不願被領導。對於他的那個萬言書，更是極為生氣，說要把它印出來隨《文藝報》附送，讓文藝界大家評評理。但是，要把胡風連同下面的青年都打成反革命...

毛澤東慣用的做法：他是自以為真理在手的，因此喜歡把論敵的文章、觀點公之於眾，不怕群眾接觸「反面教材」，他深信群眾是會跟着自己走的。直到這時，胡風才恍然大悟，而他是不可能與毛澤東本人對抗的，同時，也是為了保護年輕朋友，他選擇了屈從檢討，開始寫《我的自我批判》，又去面見周揚，

奪取政權後，中共依然堅持馬列的階級鬥爭理論，不斷發動政治運動整人，不但剝奪了人的權利，踐踏了人的價值，而且直接導致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給大陸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文革結束後不久，人們痛定思痛，開始對十年浩劫和中共建國以來的歷史進行全面反思：中國的毛病出...

但疑點也由此而來，從胡風事件到丁玲、陳企霞事件，周揚都是關鍵人物。如果周揚手裏真有一封信，那麼他在世的時候，有可能通過各種渠道透露出來，因為這是關係他歷史中所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但我們現在沒有見到有關這方面更可靠的資料。如果周揚說在胡風案件中是受到了毛澤東的壓力，顯然又說服不了找他鬧事的那些受害者。

潘漢年案件和胡風案件看似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案件，然而，仔細對比，卻可以發現他們有着許多的巧合與相似之處。首先，這兩個案件都是毛澤東親自操刀的欽案，兩人被捕時間相近，長期關押不做審判的經歷相似，實質性處理的結果也相近。此外，潘漢年、胡風還恰巧都和周恩來關係密切，周恩來對兩個案子也恰巧都表示了懷疑並提供了反證。

《書城》今年四期上有陳詔先生一文《拾得舊夢祭於伶》，內中有一處說到周揚。陳先生說有一次於伶和他談起周揚，於伶說：胡風反革命案件平反後，文藝界有很多人譴責周揚，鬧到他的家裏。周揚在無法說清楚的情況下，只得拿出一封信給大家看，總算獲得大多數人的諒解，才使事態平...

如今大陸上叫着"新左派文學史敘事"的解讀，話語改造最標準的做法，不是剝奪而是以偷換的方式，把每一個"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經典"所供應給你的"標準件"：在人們的想像和表達的對象化為空洞之處，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異的意識形態話語。周揚掛帥的這支文藝隊伍，締造了一個語言的暴力體系，創作了一批"經典"，藉助一切傳播的手段，進入大眾想像/表意系統、情感宣洩方式等等淺意識無意識領域，

按：筆者在文革中湖南揪黑線戰團霜晨月編輯部一九六八年一月編輯的《霜晨月》第一期上看到了被用作反面教材的馬思聰逃亡到美國後發表的《我為什麼逃出中國》一文，閱讀之後深深地為這位音樂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感到悲傷，文中詳細地講述了文革初期中國的亂象和他的遭遇，雖然，馬...

潘漢年和周恩來的關係就更加不一般，早在1931年潘漢年就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並在顧順章叛變後，和陳雲、康生一起共同掌管特科，成為中共情報工作的首腦之一、上海灘上的神秘「小開」。到達江西蘇區後，潘漢年又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先後參與和十九路軍、粵軍的談判，由此成為紅軍的「外交部長」，後來又協同周恩來參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談判。周恩來的為人一向如此，一旦涉及到政治鬥爭，越是和他有明顯淵源的人越得不到他的關照。有時為了顯示自己的鐵面無私，甚至還要格外嚴苛。

其後，關於羅廣斌的死因眾說紛紜：是自殺還是他殺？是畏罪自殺還是以死抗爭？是謀殺還是逃走時不慎墜樓？最終江青一錘定音：羅廣斌是「叛徒」、是「反革命」。她表示：「羅廣斌是羅廣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們根本不理他。華鎣山游擊隊，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一時間「華鎣山游擊隊叛徒很多」、「川東地下黨叛徒很多」的傳言廣泛傳播。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註和看法，我也是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註着這三本劉賊叛賣我們黨和犧牲同志們的材料。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麼能夠把劉賊及其一伙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挖下去，不能有絲毫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

毛澤東在《按語》中提出的他的「輿論一律論」：「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對強迫命令方法，堅持民主說服方法，那裏的空氣應當是自由的，『強迫人』是錯誤的」，「胡風所說的『強迫人』，是指強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們確是膽戰心驚，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地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我們認為這也是極大的好事」，「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