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天，丁玲完成了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寫作，心情格外愉悅。但不久，便被澆了一頭涼水。
這一年的10月，她在阜平縣廣安鎮參加晉察冀召開的土地會議，聽取會議精神。會議期間，彭真在一次講話中，批評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就看到農民家裏怎麼髒，地主家的女孩很漂亮，思想上同情地主、富農。丁玲覺得每句話都是衝着她說的，因為她在小說中寫了農民家裏很髒，地主家裏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顧涌又是個富農，寫他是不是涉及同情地富？
更讓丁玲吃驚的是，彭真的話是從周揚那裏聽來的，周揚在土地會議主席團住的院子裏說，丁玲寫了一本同情地主富農的書。
這讓丁玲心裏很不高興，因為在此之前，丁玲將寫完的書稿複寫了兩份，其中一份先交給了周揚，想聽聽他的意見。但周揚一直沒有表態。現在倒好，我第一個把小說拿給你看，你有意見不當面講，卻背着我在高級領導幹部中散佈，而且一講便上升到思想原則的高度。這豈不是給日後出版設置障礙嗎？
丁玲的擔心後來成為事實。1948年5月，丁玲聽柯仲平講，周揚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書不能出版」。
當時，華北解放區的出版大權掌握在周揚手裏，他通不過，書便出不來。按規定，出版作品是要經過一定的組織程序的，延安整風前夕，就成立了出版局，抗戰勝利後，各解放區的出版局全部收歸宣傳部領導，「未經審查批准之書刊與地圖等，一律禁止出版」。
無奈之下，丁玲想到了一個辦法，這年6月，她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另一份複寫件面交已經遷居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的胡喬木，請胡審讀。胡喬木、蕭三、艾思奇在傳閱小說稿後一致認定，「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現了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書」。
艾思奇、蕭三建議由華北局宣傳部出版，胡喬木、陸定一也都表示了同意，但周揚仍然反對出版。
此時，丁玲接到安排，要隨中國婦女代表團赴匈牙利參加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丁玲向胡喬木道別時，胡喬木對她說：「你是個作家，該帶著書出去。」胡喬木的出面，使《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終於有了出版的機會。
胡喬木一方面親自打電報給東北，要他們準備出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方面立即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認為個別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發表。胡喬木立刻打電報給已在大連準備赴蘇聯、匈牙利訪問的丁玲，傳達修改意見。丁玲得知了胡喬木對這部書的支持，萬分感激，隨即奉命對原稿作了修改。
8月13日，丁玲與新華書店東北分店主事人邵公文見面，正式商談印發小說的有關事宜。邵公文與丁玲同在延安工作過，新華書店受高層直接領導，加上有胡喬木等人的評定意見，邵公文二話不說立即抓緊排印。
9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東北正式出版。拿到還帶着油墨芳香的新著，丁玲萬分喜悅，於1948年11月9日踏上了訪問異國的旅途。
小說在東北出版後，1948年9月19日，丁玲在哈爾濱致信周揚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不知華北新華書店印行否？周揚同志對這本書的批評，我還是願意你當面對我說，如今既已離得較遠了，寫封信給我也很好嘛！」又說：「一本書是會包含許多缺點的，有什麼不能聽的呢？聽了批評也不會喪失信心的，也不會改行的。」
話當然說得喜氣洋洋的委婉，但書籍繞過華北方面率先在東北出版，周揚應該是有想法的。但他鞭長莫及，更何況，胡喬木還是毛澤東的秘書，這是必須尊重的。
1949年2月，丁玲住在瀋陽魯藝，林伯渠找她要一本《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書，並告訴她：李進跟他說，這本書很好，周揚卻壓住不讓印。不久胡風從香港來到瀋陽，聽說這件事後感嘆說：「沒有想到，像丁玲這樣在黨內很有地位很有實力的作家，出版作品還這麼難！」
1950年春天在莫斯科時，一位蘇共負責人問朱子奇，聽說中國有「權威人士」對《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發表了否定性的評論，如果這部作品獲得斯大林文藝獎，會產生什麼影響？朱子奇將此意見轉告了在莫斯科養病的任弼時，任弼時說這本小說他看了，是部好作品，至於有同志指出缺點，那是次要的，如同看一個幹部，主要方面是好的就是好幹部，沒有十全十美的幹部，大概也沒有十全十美的小說吧！
朱子奇把這些意見轉達給了蘇聯同志，那位蘇聯同志很高興，也很贊同。
據嚴家炎回憶：1962年秋，在一次會議休息時候，他向周揚提了一個問題：當初宣傳部是怎樣向蘇聯推薦《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並獲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藝獎的？周揚回答說：中宣部從來沒有推薦過《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我們當初推薦的是趙樹理。但蘇聯人和我們的看法不一樣，他們說趙樹理的小說太簡單了，不合適。於是，蘇聯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可不可以候選？我們只能同意。
當周揚答覆這番話時，丁玲頭上正帶着兩頂「帽子」，在黑龍江墾區勞動改造。幾年後，周揚也遭受誣陷被關進監獄。
這樁因出版引發的恩怨，最終綿延了幾十年，直到所有當事人去世，也沒有真正獲得化解。
資料來源：
1、李向東、王增如《周揚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2、周揚與丁玲的「歷史碰撞」
3、李美皆《周揚與丁玲之間的道歉、懺悔與檢討問題》
2022-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