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胡風運動」，是從作家協會開始的。那時我正在作家協會，而且參加黨組。周揚對於胡風確實不滿意，這是我聽得出來的。說他是個小宗派，說他想辦同人刊物，不願被領導。對於他的那個「萬言書」，更是極為生氣，說要把它印出來隨《文藝報》附送，讓文藝界大家評評理。但是，要把胡風連同下面的青年都打成反革命分子，則實在沒有聽到周揚說過。
我看過胡風一派的一些作品，例如《窪地上的戰役》，還比較喜歡，但是對於他們特別喜歡描寫人的瘋狂性，就不大看得慣了。就像邵荃麟說的：「他們專愛寫精神奴役創傷」那種味兒。但是，誰喜歡什麼味兒，絕對拉不到反革命上去。這樣做是誰也想不到的。
早年，我從書上得知魯迅和周揚在左聯取消與否的問題上意見不一。取消左聯是黨中央的意見，這一點我早在北平「社聯」時就知道。這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魯迅加上胡風，和黨中央意見不一，而周揚是按中央意見辦的。在此可以說周揚對，胡風不對。可是這個問題也拉不上反革命啊，魯迅又不是反革命。
至於萬言書，我們青年幹部都看得出來，那更是笑話。明明所有文藝方針都由中宣部一手包辦。這個萬言書，說的是反對一切對文藝的管制，卻又說一切應決定於中宣部。這豈不是矛盾。
這些都構不成反革命，問題出在他們那些朋友來往的信件上面。他們當然很不滿周揚領導下的文藝幹部，稱之為「馬褂」，也不滿對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崇奉，稱之為「圖騰」。但不滿也只是不滿。令人不解的是，信中提到蔣介石時，引述他的言論採用的是肯定口氣，但是又看得出這與這些人平日的言行完全矛盾。
周揚將這些信交上去了。不料立即有毛XX親筆批示下來，宣佈胡風們完全是擁護蔣介石的，是一個反革命集團，其信中內容與國民黨報紙上的社會新聞毫無二致。
當時我們全都震駭到了極點。「反革命」！這可不同於對俞平伯等人的思想批判，這是政治上的定性。當時我想，中央再怎麼也不會在這樣的大問題上冤枉人。那麼，胡風反革命集團真的是反革命了！至於他們在解放前確實做過進步的工作，胡風的《密雲期風習小記》和他編的《七月》確曾影響過我，我就沒有腦筋去想這個了。我只覺得這些人怎麼壞得這樣出奇，怎麼能隱藏得這樣深！連將材料交上去的周揚，也在討論會上聲稱真想不到胡風集團根本就是反革命！
然後就是接二連三的胡風分子被發現出來了。首先當然是阿壠、路翎這些知名人士，接着輪到那批信上有名字的王元化、劉雪葦、牛漢、綠原，再下面輪到與胡風有來往的多年的老黨員、老幹部彭柏山、曾卓、魯煤，再再下面就波及到幾乎一切認識胡風的人了。
我在作家協會編《文藝學習》。編輯部有一個青年編輯叫馮大海，是個黨員，天津南開大學畢業。本來我們完全沒有懷疑他有什麼問題，忽然有一天，作協副秘書長張僖來找我，給我看一張條子。原來，天津又發現了新的胡風分子，叫李離，這個人同馮大海有來往，叫我們趕快查。於是我和黃秋耘同志兩人把馮大海叫了來，問他是否認識胡風，有無來往。他回答經人介紹認識的，他很佩服胡風講的現實主義，認為我們當時的文藝方針有機械論，所以去過胡風處兩趟。後來胡風叫他如在作協聽到什麼就去告訴他一聲，他也感到這話很彆扭。他除了去說過一次我（韋君宜）的動態外，再沒說過什麼。而且在胡風家門口碰見徐放和綠原藏藏躲躲的，他也感到彆扭。此後就再沒有去了。
就是這點「材料」！但是當時的我，卻如獲至寶，以為這也算胡風集團反革命活動的蛛絲馬跡了。不是嗎？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聽別人的動態？如果不反革命，又何必在門口藏藏躲躲？於是我動手寫了一個「匯報」，與黃秋耘聯名遞了上去。後來還曾派我們的「親信」李興華去天津偵察（他原是公安部隊的人）。馮大海案就成了我們編輯部的重點要案，他也同時被列在作協的胡風集團名單上。
除了馮大海之外，還挖出一個嚴望，這人只是作協一個打打電話，管管事務的秘書。又挖出一個束沛德，這個人年輕老實，是各級領導從周揚到張僖都信任的人，一直讓他在主席團和黨組開會時列席當記錄。忽然，據說主席團里開會的秘密被走漏了，於是一下子鬧得風聲鶴唳，每個人都成了被懷疑者。最後查出來原來是他！這樣「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記錄當然不能再當。人們在大樓拐角的那間僅可容膝的小屋裏，為他放了個小桌子，叫他天天在那裏寫檢查。而且好像還規定他必須開着門寫。因為我每次路過都見門是開着的，他背對着門伏案而書。
馮大海是「坐探」，已公佈於全編輯部。我和黃秋耘一起到他家審訊了兩次，也審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後來，就由公安部決定出示逮捕證，「隔離反省」了。所謂隔離反省，就是監禁在我們編輯部旁邊的一間黑屋子裏，有一個公務員看守着他。雖然他明明離我們只有幾米遠，但我們卻從來見不着他。偶然有一兩次，他由那個公務員押解着去上廁所，在甬道上被我們看見了。這個原來壯實高大的人，此時已經變得躬腰駝背，面色灰暗，只知目不斜視地低頭走路了。他完全成了一個囚徒！後來我才知道，原來被派去看守他的那個公務員是有肺病的，每天和他在一起，硬是把肺病傳染給了他！他的牢獄生活足足過了一年多。最後是妻子離婚，本人放出之後「工作」了沒有幾天就趕上反右派。隨後，他又和「右派分子」們一路下去勞動了。
最後，幾乎大大小小的「胡風分子」都經過公安部逮捕審訊，並判刑。馮大海除對我和黃秋耘最初講的那一番話外，實際上找不出什麼「罪行」，所以算判得最輕的，只判了個開除黨籍留用（牛漢大約也是）。他被放出來，又回到了編輯部。當時我們編輯部參加結案的是黃秋耘，我不了解細情。但是我看得出這裏面實在沒有多少真贓實證。而我自己對他進行了多少追逼，寫了多少「匯報」啊！不知不覺地，我心裏那點人道主義的老毛病又犯了。當然，我還不敢想這案子是否錯了，只是覺得，即使參加了集團，但沒有多少具體罪行，如此處罰，未免太重。我還不知道原來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反革命集團。
反胡風運動被說得最確鑿有據的是國民黨軍統局特務綠原，他是胡風反革命集團與蔣幫特務聯繫的主要渠道。而他的事情是怎麼回事呢？即使是當時的材料也表明，他只不過是作為一個嚮往抗戰的青年，在重慶報名參加過一個抗戰訓練班。進去之後發現這是一個特務訓練班，趕忙想辦法逃脫了。直到1964年，綠原才從公安部放了出來。公安部交代我們，他還是個胡風分子。原單位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分配給人民文學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代給我時只說了一句：「他這兩年學習德文，可以搞點翻譯」，別的什麼也沒有講。我是出版社負責人，而這個綠原的所謂特務問題，沒有一個人向我做過一句交代。他沒有罪，我更無從知道。
綠原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敲門進來時就說，林默涵要他來找我。我只能從他本人的事說起。我開口說：「你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只知道報上登的，你進了中美合作所的事……」他聽了這句話，臉色立刻就變了，說：「怎麼你現在連這個都不知道？」他沒有解釋是什麼事，我也無從知道，不過看得出，他對我的話很反感，而且否認。我說不下去了，只是講：「你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對你的情況不了解，你就去編譯所工作吧。」關於他的事，我根本沒有和他談下去，但我已經有點明白，綠原進中美合作所的事大概是冤枉的。
後來我問過樓適夷，綠原到底是不是參加過特務組織？樓適夷說：「大約是他在大學時報名參加了一個抗戰訓練班，是中美合作所辦的，他後來偷着逃跑了。」幾時跑的，適夷也不知道。
這就是當時沒有任何人對我說過，我自己打聽來的一丁點實際情況。因為當時反右已經好幾年了，知識分子被冤枉的人已經很多很多了，我就把綠原看做與許多被冤枉劃為右派的人一樣，因為文字，因為思想右傾，也受了冤枉。我就根本沒有想到他會比許多被劃為右派的人更冤枉。直到1991年，我看到綠原寫的文章，這才知道，當年他根本沒有進過那個中美合作所。他在大學的名字是周樹凡，而不是綠原，和所謂的美蔣特務根本沒有任何關係。而他被誣為美蔣特務，完全是一個只知其現名的人看材料時，信手加上去的帽子。
被視為鐵證如山的另一件事，是他們通信中引用了蔣介石講話等。信是用蔣介石的語氣說的，是他要消滅共產黨的計劃。這看來倒像是反共語言。但是後來文藝界下面傳說，大家都知道的，那實際上是當時這群進步青年的通訊暗號，用這種話來逃避國民黨官員的書信檢查，是反話！用什麼作證明呢？用他們自己革命的行動。但是，到了別人手裏，哪管你什麼行動、什麼證明？看見了那幾句蔣介石的話，那就是鐵證。
整個胡風冤案，對於我們每個人說來，都是完全想不到的，因為全部案情都是子虛烏有。這些都是在我一直到1989年看了別人記載胡風的事情，看了綠原的自述，才知道的。甚至在公安部已經查明所謂渣滓洞輪訓班確係錯案之後，綠原還不能公開平反！也沒有人公佈真實的材料！當年把這樣的胡說八道當做中央文件，大字刊載在全國報紙上，公佈於全國。而現在，像我們這些文藝系統的人，只能從雜誌上看到當時的一點點真相。
在一般知識分子以至文藝界同志的心目中，反胡風運動沒有像反右派運動那樣大的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它涉及的人少，沒有像反右派運動那樣波及全國一切機關單位；另一方面是由於大家不明內情。見黨中央公佈材料，說胡風集團就是與蔣介石有勾結的反革命集團，大家誰也不懷疑，在這個前提下，人們全被蒙蔽了。我記得當胡風集團罪狀公佈之後，嚴文井同志曾和我議論說：「真想不到嚴望竟會是一個反革命坐探！我以為他只不過是個打打電話發發文件的辦事員，可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對於好些「胡風分子」，大家的議論都類似，都是「想不到」。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大家都埋怨自己眼光太鈍，識別力太差。誰能想到所謂建國以來第一個反革命集團大案竟是這樣的一場局面！這倒真正是一個「想不到」了。
（選自韋君宜著《思痛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