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既定方針：「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毛澤東對胡風事件的直接介入，是從1954年《〈紅樓夢〉研究》批判開始的。1953年，毛澤東在6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嚴厲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的「錯誤觀點」。由此而把中國的發展道路由發展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革命、改造和建設的軌道。在思想、文化、文藝領域的任務，也由《共同綱領》規定的「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轉為「批判資產階級思想」。
1954年10月，毛澤東發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表明他看準了批判目標，並且找到了突破口。毛澤東在信里說得很清楚：「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或許可以開展起來了。」「擒賊先擒王」，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戰略思想，胡適正是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影響最大的總代表，批胡適，衝擊力和影響力都最大，算是抓住了根子，如後來中宣部的一個報告裏所說：「這是我黨領導的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思想鬥爭。」而這樣一場大斗爭，毛澤東卻選擇古典文學領域裏的《〈紅樓夢〉研究》作為突破口，而且利用「小人物」（年輕人）來衝擊「大人物」（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都是毛澤東最喜歡，也最擅長的策略手段。因此，這是一次典型的「毛式」思想、文化批判運動。
但毛澤東的部署從一開始就遇到了阻力：《文藝報》《人民日報》拒絕刊載「兩個青年團員」的批判文章。於是就有了對《文藝報》的批判，其發難文章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就是經過毛澤東批准並修改的。這時，毛澤東對周揚還是信任的，實際是把批判胡適與《文藝報》的領導權交給他的。
但這一切——無論是毛澤東的主要意圖是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對他深惡痛絕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進行大清算，還是毛澤東對周揚的信任和重用，胡風都完全不清楚，可以說是蒙在鼓裏，卻憑着自己的主觀臆斷，認為這是從根本上瓦解「周揚宗派統治」的絕好時機，因而在批判《〈紅樓夢〉研究》和《文藝報》時，有意「擴大缺口」，全面攻擊周揚所執行的文藝路線，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在毛澤東看來，這不僅是干擾他批判胡適的部署，而且是自己跳出來向党進攻。於是，就自然把批判的戰線擴大到了胡風。周揚的報告《我們必須戰鬥》的三個部分：「開展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文藝報》的錯誤」，「胡風的觀點和我們之間的分歧」，正是完整地體現了毛澤東三條戰線同時作戰的新的戰略部署：依然以批判胡適（右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中心，同時批《文藝報》（黨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批胡風（打着「左翼」旗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既是排除干擾，也是毛澤東最為在意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鬥爭的全面展開。毛澤東迅速批准了周揚的報告，並作了補充。
毛澤東肯定了周揚的《我們必須戰鬥》的報告，時間是1954年12月。這也就意味着毛澤東終於打破了深不可測的沉默，公開了周揚「後台」的真實身份，胡風和周揚的博弈，就成了胡風和黨與毛澤東本人的對抗。毛澤東自己也從此走到前台，直接指揮批判胡風的鬥爭。而在毛澤東走到前台以後，一直關心胡風問題的周恩來，就不再參與，在《周恩來年譜》裏，僅有一條「1955年5月23日，晚，到毛澤東處開會，會議討論有關胡風問題」的記錄，這也是頗耐尋味的。
毛澤東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決定將胡風1954年7月提交中共中央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中有關「文藝思想」和「組織領導」的兩部分公開發表，「供讀者研究，以便展開討論」。這是毛澤東慣用的做法：他是自以為真理在手的，因此喜歡把論敵的文章、觀點公之於眾，不怕群眾接觸「反面教材」，他深信群眾是會跟着自己走的。直到這時，胡風才恍然大悟，而他是不可能與毛澤東本人對抗的，同時，也是為了保護年輕朋友，他選擇了屈從檢討，開始寫《我的自我批判》，又去面見周揚，據周揚對毛澤東的報告所說，他「表示承認錯誤，說他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來代替無產階級觀點，思想方法片面，並有個人英雄主義，以至發展到與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相對抗，並說希望不要公開發表他1954年7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如要發表，也希望作些修改」。當年周揚們批判胡風就是希望他承認這些錯誤。但在毛澤東看來，胡風是避重就輕，於是，就有了嚴厲的批示：「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里躲藏起來」。——這是對胡風問題的一個全新定性。此時的毛澤東已經認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所謂「小資產階級思想」就是「資產階級思想」；而堅持、鼓吹資產階級思想本身，就是「反黨反人民」。這樣的嚴重定性，自然是胡風們所絕對不能理解與接受的。但後面還有更嚴重的罪名在等着他們。
1955年3月，中共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問題。毛澤東在3月21日所作的《開幕詞》裏如此給高、饒定性：「這個反黨聯盟的罪惡目的，是要分裂我們的黨，用陰謀方法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對以後胡風事件的發展起到決定作用的，是毛澤東由高饒事件引出的對階級鬥爭形勢的判斷與對策。毛澤東明確提出：高饒事件「它是現階段階級鬥爭的一種尖銳的表現」，並由此而對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和動向作出新的分析。他認為，新政權的威脅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國外帝國主義發動戰爭，進行突然襲擊；二是「國內反革命殘餘勢力還很猖獗」，有發生反革命復辟的可能；三是黨內類似高饒這樣的反黨集團隨時可能出現。這樣，毛澤東就確定了今後階級鬥爭的三大目標：帝國主義，國內反革命分子以及他們在黨內的代理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講話里，毛澤東對打擊國內反革命分子，還作了具體的部署：「我們必須有計劃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來，藉以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安全。」應該說，這是毛澤東在粉碎了他所說的黨內反黨集團之後，所作的一個重大戰略部署，就是要在軍事上作好應對帝國主義突然襲擊的同時，要有計劃地給國內「暗藏的反革命」以「幾個打擊」。他說，「如果我們在上述兩個方面都做了適當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敵人給我們的重大危害，否則，我們可能要犯錯誤」。
毛澤東的思路與部署
毛澤東的決策既定，就開始具體部署起來。我們可以根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提供的材料和相關材料，對毛澤東的思路與部署，按時間作一個排列：
3月21日，在全國代表會議開幕詞裏，宣佈決定對「國內反革命殘餘勢力」，「有計劃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給予「幾個打擊」。
3月31日，在代表大會的《結論》裏，重申「三個準備」：「準備對付突然事變。準備對（付）反革命復辟，準備對付高饒事件的重複發生」，「從最壞的可能性着想總不吃虧」。
正在毛澤東謀劃對「反革命殘餘」進行新的打擊時，5月9日晚，周揚把胡風的《自我批判》和舒蕪整理的《關於胡風小集團的材料》清樣一起呈送毛澤東。
5月11日，毛澤東將舒蕪編撰的材料，改題為《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並親自撰寫《編者按》。——仔細閱讀，就可以發現三個要點。《按語》首先指明：「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這裏所說「反黨反人民的文藝團體」應該是對胡風集團的新定性，也是毛澤東把舒蕪說的「小集團」改為「反黨集團」的原因；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把胡風文藝思想定性為「反黨反人民」，現在則將胡風一人擴展到整個集團。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下面這句話：「從這些信上發散出來的氣味，難道不是同我們曾經從國民黨特務機關出版的《社會新聞》、《新聞天地》一類刊物上嗅到過的一模一樣嗎？」這也應該是毛澤東讀到這些信件的第一反應。毛澤東早已判定全國有許多「活動猖獗」的「暗藏的反革命」，面對胡風們用密語方式寫作的信件，就必然激發出他的豐富的政治想像力，他用自己既定的階級鬥爭的邏輯與意識形態去解讀，就臆想、炮製出了一個後來他所描述的「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的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如果至少在3月21日毛澤東就計劃要對「暗藏的反革命」給予幾次打擊；那麼，毛澤東在不到一個月的5月9日或10日就找到了實現他預定計劃的突破口。這時候，胡風和他的朋友之間的信件已經成為一個政治武器，對它的解讀是否符合原意，已經不再重要，政治家毛澤東考慮的只是如何利用這些材料，去發動群眾，打一場他預設的在全國範圍內打擊暗藏的反革命的「人民戰爭」。當然，毛澤東也還有講究政治策略的一面：儘管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斷定胡風和他的小集團都是「反革命」，但為了使群眾有一個接受的過程，就仍然先定性為「反黨集團」，同時在《按語》裏又發出了「剝去假面，揭露真相」的動員令，並點名要求路翎等交出信件，以為下一步的鬥爭打下一個基礎。
5月1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出號召：「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這是要開展「肅反運動」的第一個信息。毛澤東已經考慮要擴大戰果了，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只是一個突破口。
5月13日，毛澤東寫有《按語》的舒蕪署名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及加有《編者按》的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及該文《附記》發表於《人民日報》。當天下午，周揚帶回毛澤東的最新指示：「（胡風）成了反革命了」，「要逮捕」。
5月15日，毛澤東將《人民日報》擬發的一組批判胡風的文章重擬總標題：「提高警惕，揭露胡風」，並對其中一段文字作了修改補充，強調「不把他們的破壞活動加以制止」，「讓他們一天天發展和擴大下去，他們就要用他們的『集束手榴彈』給我們的事業以嚴重損害。」這一組文章後發表於5月18日《人民日報》。
5月16日晚，公安部派員拘捕胡風。
5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逮捕胡風。在此前後，所謂「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如牛漢、賈植芳、耿庸、何滿子、謝韜、徐放、路翎、綠原等紛紛被捕。
5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儘管仍稱「反黨集團」，但毛澤東為編者按語加寫的文字裏，卻點明胡風分子為「反革命」：「反革命的胡風分子同其它公開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樣，他們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權的復辟和革命政權的倒台的。」
5月，中共中央在毛澤東指示下，決定成立中央處理「胡風反革命案」五人小組，由中宣部長陸定一任組長，公安部長羅瑞卿任副組長。同年7月，中央五人小組擴大為中央十人小組，負責全國肅反運動的領導。中央機構和各級黨委也成立了相應組織。
6月1日，毛澤東發出指示，「通報各地黨委及中央各部門和國家機關各黨組，要他們注意所屬機關、學校、人民團（體）和部隊中調查和研究有無胡風分子，並按情況作適當處理」。據1980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法院《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複查報告》，清查胡風分子運動共觸及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
6月3日，毛澤東再次發出指示：「各省市委和黨組必須認識這一斗爭的目的，不但在於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主要地是借着這一斗爭提高廣大群眾（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幹部）的覺悟，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分子，帝國主義的特務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進一步純潔革命隊伍」。——這可以視為一次交底，可注意者有二：其一，主要目的是「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這是毛澤東早已預定的計劃；揭露胡風只是一種「借」助，也就是先有計劃，再找突破口的。其二，另一個目的，是要「提高廣大群眾（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幹部）的覺悟」，實際就是要「敲山震虎」，借批判、嚴懲胡風分子，來警示知識分子和幹部（主要是幹部中的知識分子），促使他們進一步歸順就範，接受改造。
於是，就有了下一步的部署：「當鬥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時，就要公開號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動分子進行自我坦白，這種坦白，向小組會向大會向負責人去做或寫書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學學生和小學學生中不要去進行這種坦白的號召。」——這大概就標誌着肅反運動的開始。人們很容易就注意到，其指導思想和具體做法，都和當年延安的「搶救運動」同出一轍，這當然絕非偶然。不要中小學生坦白，其實也是接受了搶救運動的教訓。當然也有發展，比如在運動一開始就規定要打擊的「暗藏反革命」的數字：「大約有百分之五左右。」這樣的預定指標，是毛澤東慣用的手法，在此之前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後的「反右」運動都是這麼做的：先主觀定目標，定數目，再去抓敵人：這大概就是毛澤東的「主觀戰鬥精神」，而且發揮到了極致。
6月6日—8日，毛澤東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寫《按語》，有十七條之多（6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可注意者有四。其一，第一次公開將胡風集團定性為「以『文藝』為幌子的反革命的政治集團」。其二，對胡風和周揚等的長期論爭作出結論：否認和批駁「這不過是周揚和胡風爭領導權的個人之間的鬥爭」的說法，強調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自從漢朝的吳王劉濞發明了請誅晁錯（漢景帝的主要謀劃人物）以清君側的著名策略以來，不少的野心家奉為至寶，胡風集團也繼承了這一衣缽」。在毛澤東看來，胡風的矛頭是指向自己的，攻擊周揚等只是一種策略。其三，強化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觀念：「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太簡單了」；「一大批胡風分子打入黨內取得黨員稱號這一件事，應當引起一切黨組織注意」；要「借着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其四，再一次強調「我們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這一斗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時，毛澤東為《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6月10日發表）所加的文字，作出了「在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運動中，階級鬥爭更加尖銳」的判斷。這樣的由胡風事件引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尖銳」論，是毛澤東階級鬥爭治國，以後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顯然具有超越胡風事件的嚴重意義。
6月12日，毛澤東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出版）寫《序言》和《按語》、《注文》，進一步指明「胡風和胡風分子確是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的代言人」，並對胡風問題的爭論，進一步作出總結：「作為一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後，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他們的言論、行動，不但跟共產黨人不相同，跟廣大的黨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過是抓住了他們的大批真憑實據而已。」
「輿論一律論」下的裁決
最值得重視，應該認真研究的，是毛澤東在《按語》中提出的他的「輿論一律論」：「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對強迫命令方法，堅持民主說服方法，那裏的空氣應當是自由的，『強迫人』是錯誤的」，「胡風所說的『強迫人』，是指強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們確是膽戰心驚，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地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我們認為這也是極大的好事」，「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日」。在人民內部輿論一律又不一律，而對於敵人，「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其實就是毛澤東後來提出的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雛形。從表面上看，似乎振振有詞；但其關鍵和實質，卻是如何劃分「敵人」和「人民」，由誰掌握劃分敵、我的權力？在毛澤東這裏，是十分清楚的：一切由黨，由黨的領袖與領導個人決定，也就是說，只要黨和領袖、領導認定是「敵人」，就可以剝奪自由，實行專政，「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在這方面，胡風案就是毛澤東親自樹立的一個樣板：毛澤東僅僅根據胡風們的私人信件，妄加推測，就指鹿為馬，宣佈胡風和他的朋友為「反革命集團」，並立即逮捕入獄。從此，在毛澤東的中國，動用專政機關來解決政治、思想分歧的問題，實行文字獄，就成為合法與常態。隨着黨認定的「敵人」的範圍越來越大，主觀性與隨意性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就生活在「膽戰心驚」之中：時刻「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但毛澤東說，他（當然是以「人民大眾」的名義）因此「開心」了，這正是他的目的和追求。經過整肅胡風的運動，毛澤東就終於建立了一個不斷製造文字獄的，剝奪知識分子，特別是堅持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自由，以至人身自由，實行「輿論一律」的思想、文化、文藝體制和秩序。胡風是這一體制和秩序的第一位殉難者，他的被捕入獄，是標誌着一個知識分子受難時代的開始的。
以後，毛澤東要做的，就是如何擴大戰果。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又一個的關於開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運動的指示，由中央到底層，由地方到軍隊，等等。後來公安部長羅瑞卿報告，全國肅反運動中被審查的幹部達1800餘萬人，查出16萬反革命，9000餘嫌疑分子。事實上，絕大多數都是冤案，可謂後患無窮。
就這樣，胡風事件在毛澤東的直接干預、掌控下，由思想、文化、文藝的論爭，演變成一個肅清反革命的政治運動，以思想批判為起端，以逮捕入獄為結束。這其實也是毛澤東慣用的做法：當年延安整風就是從整頓思想作風，發展為到處抓特務的搶救運動，毛澤東不過是將他的「延安經驗」推廣到了全國。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3年發表時，由於受到搶救運動的影響，還加上了這樣的話：在文藝界黨員中，除了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以外，還有一批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後又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組織，掛着『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胡喬木說：「這些原來講話所沒有、同全文精神極不協調的不實之詞，在建國後把《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完全刪除了。」但是，現在，我們在毛澤東關於胡風集團的《按語》中又看到了這樣的判斷：「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依然是「不實之詞」，思路前後一貫，就是視知識分子為敵對力量，不僅思想上是異端，而且總是懷疑他們在組織上也是異己，這樣的骨子裏的敵意，正是《講話》的基本精神，並沒有什麼不協調。
胡風們，周揚們，以及舒蕪，所有的左翼知識分子的不同派別，他們在相互博弈中，都指責對方「反黨」，而把最後的裁決權交給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現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終於作出了裁決，使事情有了最後的結局，卻完全出乎他們所有的人的預料。胡風們覺得這是飛來橫禍自不消說。舒蕪在他晚年的回憶中說，5月11日《人民日報》在發表他整理的第一批材料時，曾要他去看清樣，一看自己原來寫的「小集團」現在改成「反黨集團」，還加了那樣嚴重的《按語》，就「捏了一把冷汗」。後來在三批材料合印成一冊時，又把題目再次追改成「胡風反革命集團」，舒蕪就難以接受了，「胡風成了反革命，我實在無法相信」，而且，這也牽涉到了自己：「這樣一來，我不是一個革命內部文藝思想上有錯誤而能檢討的人，成了一個從偽裝『革命』的反革命集團中『起義』過來的人，比『軍統』、『中統』的起義人員還要臭了。」舒蕪的這些追憶應該是真實的。得到毛澤東公開支持，因而應該是「勝利者」的周揚，據說也「吃了一驚」，接近他的人則有這樣的觀察：「我看他心情似乎有些亂，不像平常那麼鎮定。」還有人回憶，周揚和林默涵都多次表示：自己缺乏政治敏感，跟不上毛主席。有這樣的反應大概也符合周揚和林默涵的思想實際，毛澤東的政治想像力之豐富與出格，是任何人都趕不上的。
《炎黃春秋》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