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季季說她夢見周揚，還是個"導演"，所以這至少是一個"文學夢"，但是我告訴她"不大吉利，他這個人是大陸'文藝沙皇'，文革前整人無算，但是被老毛投入死獄竟活出了，然後大徹大悟，未幾年死於癌症。"照理季季在大陸文學文藝界朋友無數，偏偏夢見這位沙皇，有點離譜，我說不信你去問范用，她回道：哈哈，我就是在范用家聽幾個文學界朋友說周揚！我在〖西齋深巷〗中寫到周揚的傳奇，那篇題目是《白毛女》。】
沙灘大院令我回味的還有一處，是"孑民堂"。這"孑民堂"，全院小孩都會叫，但是我估計大多數人並不認識那個"孑"字，也不知道"孑民"何許人也。據說1947年的北大為紀念蔡元培先生，將一個三進院落改稱"孑民紀念堂"，院內雕樑畫棟。1955年修建中宣部辦公大樓時，拆除了"孑民堂"的許多附屬建築，留了一個西院，作副部長錢俊瑞府邸，後來副部長姚溱遷入，文革中稱"紅心院"，為軍宣隊辦公所在地。
"孑民堂"平時也用來放電影、開舞會和節日娛樂活動，暑假期間則開設為"學生俱樂部"——暑期閱覽及遊藝室，我在那裏讀完了法國科幻大師儒勒·凡爾納的全部譯作，從《海底兩萬里》到《神秘島》。有一天，我又興沖沖趕去，卻見大門緊鎖，還裝了一個門鈴，我疑惑地按了一陣，大門"吱"地一開，兀見一方臉漢子出來，頭上戴着很考究的一頂蘇式皮帽，一看就是個大官，吼道："去！小孩兒。"我嚇得轉身就跑。事後問同院孩子是怎麼回事，"嗨，你怎麼不知道？那兒住的是——周揚﹗"
老實說，我那時真連周揚是誰也不清楚，只隱約覺得這個名字有些耳熟，好象是老被魯迅罵的一個人，壓根兒不知道他是一個副部長，文藝界的總管。他能住進"孑民堂"，足見當時之權勢。不過，周揚權傾一時也是有資本的。自文藝上出現"延安時代"以來，沒有人比他更有生殺予奪的能耐，陷胡風﹑掃右派，連丁玲的命運都被他玩於掌股之上；而且，他為中共鑄鍛出一支精良的文藝隊伍，在文學藝術的一切領域裏"締造"一整套造反神話，包括毛澤東這個"大救星"，取代和剝奪中國人的想像空間。中共這個武裝暴力集團若缺了周揚這等角色的輔助，斷不會如此出色。
周揚的"文藝神話"，起始於延安的一部歌劇《白毛女》。1945年春時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的周揚，聽到從晉察冀邊區來的作家，談起當地流傳一個白毛仙姑的傳說故事，周揚敏銳地抓住它，說一個女人被迫在深山生活兩三年，白了頭髮，很有浪漫色彩，寫成一出歌劇不是很好麼？於是他組織一批作家、詩人、作曲家進行創作，向他們提煉出一個主題："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齣戲在中央黨校禮堂首演時，毛澤東、周恩來皆去觀看，據說把毛澤東感動哭了，周恩來並誇獎這齣戲"走到了時間的前面"，提前將"民族矛盾"升級到"階級矛盾"，因為抗日戰爭即將結束，與國民黨爭奪江山就要開打。文評家孟悅在《女性表象與民族精神》一文中，精彩地分析了階級意識改造一個民間故事的偷換路徑：
『喜兒與黃世仁之間強暴與被強暴的性別壓迫事實一旦被抽空，便只剩下壓迫被壓迫的關係式——剛巧符合我們關於"階級"概念的簡單化理解……隨着喜兒"身體"標記的完全消亡，她的性別處境已被抹卻，痕跡不剩，但留下的那個空位，卻被名之為"階級"。一個不再有身體的"受壓迫的女人"就這樣在被剝除了性別標記之後，變成了"受壓迫階級"的代表。當革命來臨，喜兒的形象出現在鬥地主大會上時，一個沒有形體的、不在場地"被壓迫階級"終於藉助她而有血有肉地出現。《白毛女》的敘事設計就這樣完成了一個意識形態詭計，即以一個傳統性別角色模式中的人物功能、以性別個體之間的對立關係，承載了"階級"關係和等級，以喜兒被壓迫的女性表象填充、支撐了與地主殊死對立的"貧苦農民"，或曰，以等級底層的"性別"表象填充並支撐了"被壓迫階級"。可以說，若不是靠抹煞身體與性別，與喜兒的性別化作一個空洞的位置，則黨的權威和位置及整個"階級鬥爭"的政治象徵秩序，都將無可附着。』
按照法蘭克福學派，或如今大陸上叫着"新左派文學史敘事"的解讀，話語改造最標準的做法，不是剝奪而是以偷換的方式，把每一個"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經典"所供應給你的"標準件"：在人們的想像和表達的對象化為空洞之處，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異的意識形態話語。周揚掛帥的這支文藝隊伍，締造了一個語言的暴力體系，創作了一批"經典"，藉助一切傳播的手段，進入大眾想像/表意系統、情感宣洩方式等等淺意識無意識領域，這樣的"經典"或"本文"，最初只是一兩首民歌改編的小調，如《東方紅》，取自一首山西小調的旋律，將歌詞全部偷換掉；後來就洋洋大觀，出產了大陸上曾經婦孺皆知的《白毛女》(從民間傳說到話劇、電影、芭蕾舞)、《洪湖赤衛隊》、《紅岩》(都是從小說到電影、流行歌曲)、《收租院》(從大型群雕到紀錄影片、博物館)等等，以及整個龐大的、有大師級人物(如老舍、茅盾、郭沫若)作為支柱的具有強烈感染性侵蝕性的所謂"革命文學"。當年法蘭克福學派所分析的"權威國家"象製造工業一樣製造"文化"，以及"晚期資本主義的國家"在一切生活領域裏的干預，比起中國的這種話語改造運動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周揚他們不僅編造"造反神話"，還製造"新人"譜系，創造性地將中國傳統的"聖人"製造術接榫進來(這主要發生在劉少奇主政的溫和時期)，"史前"打天下的英雄譜系，如抗戰之張思德、白求恩，內戰之董存瑞，韓戰之黃繼光、邱少雲，被一個全新的"建設年代"的平民化的英雄譜系所取代：向秀麗(一個燒傷的女工)、劉文學(農村小學生)、雷鋒(普通戰士)、焦裕祿(縣委書記)、王進喜(產業工人)、陳永貴(農民)、時傳祥(城市清潔工)、邢燕子(下鄉知青)等等，完備到了幾乎為這個話語系統中"正當"的身分和各行各業都製造了對應的一個模型；由於知識分子身分的噯昧性，他們的模型是要到鄧小平時代才被"扶正"，於是後來又在這個譜系上接續了諸如錢學森(科學家)、張海迪(傷殘青年)、李燕傑(教授)、曲嘯(被冤枉的幹部)等等近乎被人調侃的"英雄"。
可是很奇怪，毛澤東對周揚卻又特別心狠，周揚住進"孑民堂"的時候，已經離滅頂之災不遠了。"文革"中北京挨鬥最凶的要數沙灘中宣部的頭頭們，陸定一﹑周揚首當其衝，死去活來，脫了幾層皮，可他倆居然都活了下來，又成為中共領導人里僅有的兩個徹底反省者，周揚晚年反對再整知識分子，成為"自由化"的總後台，他更是對鄧小平也忤逆不避，至死不再檢討，蓋棺之際極有風骨，令人刮目相看。不過也奇怪的是，中共至今最左的棍子們，仍是陸﹑周當年手下的一幫，如鄧力群﹑賀敬之之流。我始終想不通其中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