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不僅人有主見，還是個耿直人，甚至耿直到了「天真」、「犯傻」的程度。江青是主席夫人，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領導人，可是陶鑄卻對周恩來說，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於有個名義聯繫工作。」本來，無論誰聽了這話都會趕緊說「萬萬不可」，就此打住。可是周恩來雖不贊同陶鑄，卻偏偏藉此機會從中挑撥，把陶鑄的建議告訴了江青。於是江青跳腳大罵「你們見到鬼了，我怎麼能做這種事情！」

如果說這麼些年，通過真相的被還原，很多國人對毛澤東的真面目多少有了些了解，那麼對於地位僅次於毛的周恩來的真面目，則仍受中共的宣傳所迷惑，認為周任勞任怨，鞠躬盡瘁，在文革中忍辱負重保護了不少人。然而，真實的周恩來絕非如此，實際上為了自保，他可以出賣任何人，無...

失之於劉少奇，收之於林彪。從「七千人大會」起，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加強了，整治劉少奇的歹念再次產生了。到了1964年的年底1965年年初，毛劉二人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圍繞四清運動的性質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這樣一來，毛澤東就最終下定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倒劉工程」全面啟動。

文革後，劉少奇（左一）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網絡圖片）11月24日，即劉少奇70歲生日那天，毛和周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一個特殊的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劉聞聽後一下子就從精神上被擊垮...

我有個朋友是歷史老師，他說歷史教科書上幾乎都是假的，尤其是近現代。他如果不按教科書教學生，講歷史真相，領導會找他，開導他「課外的內容不要講得太多了」。他如果按教科書上教，又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感覺很無奈。書上講張學良是英雄，他告訴學生張學良是人渣。

毛澤東思想=把人不當人。在毛眼裏，沒有人，只有兩種東西，一種是必須打倒的敵人，另一種是必須替他賣命的炮灰。劉少奇正好完全符合這兩種非人的身份——曾經的炮灰和當前的敵人——反正都不是人。

當時中央為什麼讓他當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就是按着框框套下來的。第一，必須是軍級幹部，第二，必須是五代紅，第三，必須是高小五年級以上、初中三年級以下文化程度。

歷史的真實常常要隔多少年才披露出來，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也是這樣。一些複雜的歷史人物你也許永遠都搞不清他到底是個什麼人。周恩來就是一個極複雜的人，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分析和研究他的言行舉止，你常常如墜入五里雲霧，這個人簡直就是一個萬花筒，他在你的目光里不斷...

11月24日，即劉少奇70歲生日那天，毛和周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一個特殊的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劉聞聽後一下子就從精神上被擊垮了，據說當時就大汗淋漓，呼吸急迫，嘴唇青紫，頻頻嘔吐，血壓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體溫達40℃。

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個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樣，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關於劉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報道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幾百、幾千、幾萬，而是千萬、幾千萬，甚至更多。

這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送給情婦宋祖英的大禮之一。從外形上看，劇院很像「一口痰」，又像「大墳包」。大劇院最遭人詬病的是其外表看起來像一個「大墳包」，它的地下入口，就像是一條墓道。央視像被魚網覆蓋着，此象隱示：一、是非多、官非多；二、縛手縛腳，限制太多，難以發展。近年來，央視高層向中共高官輸送性賄賂，提供情婦，所以民間稱其是中南海的「後宮」。前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被稱為「中南海最大皮條客」，他利用央視女主播、美女記者等討好中共高層。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在周去世僅僅3周後，竟從中南海運出整整一卡車……毛澤東（右二）和周恩來（左二）、劉少奇（右一）是好搭檔、親密戰友？——鞭炮屑。按照規定，在中南海內是不准許放燃放炮竹的。是誰既違反規定，又在全國沉浸在周死的悲痛氛圍中冒天下大不韙的...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註和看法，我也是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註着這三本劉賊叛賣我們黨和犧牲同志們的材料。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麼能夠把劉賊及其一伙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挖下去，不能有絲毫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

毛澤東整趙健民，根本不是因為趙健民有什麼罪，而是故意存心拿他做「犧牲品」，以達到打倒他當時自認為的最大政敵——劉少奇的目的；同時，將他認為站在劉少奇一邊的人也統統打倒。一個人牽連138萬人，打死打殘7萬7千多人，這是十年文革「全黨、全軍、全民發瘋」的一個縮影。

12月18日半夜，翦伯贊夫婦在換上新衣後，服藥自盡。次日早晨，當看守他們的杜銓師傅推開家門後才發現慘劇的發生。在翦伯贊所穿的中山裝口袋裏有兩張紙條，均以豎排寫三行字。一張上寫着：「我實在交不去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上是三呼「毛主席萬歲」。六行字只有一個標點符號。

王光美以後任過社科院外事局局長、「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等等眾多的職務。目前已經離休，安度晚年。1987年10月，蒯大富刑滿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1992年，他和妻子到山東省蓬萊市司家莊振興實業總公司，蒯大富被任命為總公司總工程師。蒯大富和王光美最後都不是反革命。

從學者們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國當時的矛盾不是中共說的地主與農民的階級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產力落後的問題。其貧窮落後的原因主要也在於此，而不是「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用董時進先生的一句話來概括：「共黨基本理論的謬誤，事實的虛假和共黨的真實意圖，這是共黨最大的錯誤和罪惡所在。」

1969年1月15日，「賀龍專案組」竟然向「醫生」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儘量用現有的藥物，維持現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對待好人那樣』對待賀龍。」6月8日早晨，賀龍發病，連續嘔吐了3次，呼吸急促，渾身無力，但拖了13個小時後才被實施搶救，而且不僅沒有輸治糖尿病的特效藥胰島素，而是輸了葡萄糖。9日，賀龍去世。當晚，賀龍的遺體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寶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時不讓親屬到場，火化後，「賀龍專案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個小殯儀館裏，並下令：「不准傳出去，要絕對保密。」

毛澤東發動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身後之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比身後之事更加緊迫的，是眼下的大權不要被篡奪。他對形勢估計得非常嚴重，認為相當大部分的權力已經不在自己手中。據說，三分天下，他只有其一。如果生前大權就被篡奪，死後便可想而知了。為了保住大權，他曾經發動了反右派、反右傾、反修正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等一系列政治鬥爭。可是，他認為，這些都沒有解決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形勢反而更加嚴重了，已經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饒漱石指責中組部是一潭死水，問題嚴重，必須「震動」一下，想拿副部長安子文開刀。饒漱石在7月22日「震動」組織部、指責安子文後，安子文當晚就來到劉少奇處，詳細匯報了饒漱石的言行，並且分析說，我估計饒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個人劃成了一個圈圈，存心要把我從組織部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