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恰恰體現了現代法治與極權政治之間的一條重要界線。法治要求即使面對最嚴重的政治犯罪嫌疑人，國家也必須受到程序約束；極權政治則認為，只要政治目標正確，程序便可以被取消。
程序正義不是保護罪犯，而是保護所有人。因為如果國家可以在沒有獨立審判的情況下宣佈林彪有罪，那麼同一種權力同樣可以宣佈劉少奇、彭德懷、知識分子、普通幹部乃至任何公民有罪。沒有程序約束的所謂正義，最終只是掌權者定義的正義。
六、「黨領導一切」從根本上否定現代國家的制度主體性
十大報告最值得從制度層面批判的一句話，是「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並進一步要求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
這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執政黨領導，而是明確要求一個政黨凌駕於整個國家和社會之上。政府、軍隊、教育、經濟、文化乃至各種社會組織，都必須服從同一個政治中心。
現代政治文明要求政黨與國家之間存在制度邊界。政黨可以通過合法程序執政，卻不能因此成為國家本身；政府掌握行政權，卻必須受到法律約束；軍隊應服務於國家和憲法秩序，而不能成為某一政治人物的私人武裝；法院必須依據法律裁判，而不能依據政黨的政治路線裁判；大學、媒體、社會組織和公民社會也應當擁有不同程度的自主空間。
「一元化領導」則取消這些邊界。黨不僅領導政府，而且領導司法、軍隊、學校、工廠、農村和文化機構。國家機關失去自己的制度主體性，社會組織失去自治空間，法律也難以形成獨立於政治意志之外的穩定權威。最終形成的不是現代國家制度，而是一套以黨組織為神經網絡、以最高領袖為權力中心的政治體系。
當黨高於國家，黨內最高權力又高度集中於一個人時，「黨領導一切」極易演變為「一人決定一切」。一旦最高權力缺乏有效約束，錯誤就可能被整個制度層層放大。文化大革命正是這種制度邏輯走向極端的歷史表現。
七、「人民」在報告中無處不在，真正的個人權利卻幾乎消失
十大報告反覆使用「人民」「群眾」「全國人民」「世界人民」等宏大概念。這種語言容易造成一種錯覺，仿佛整個政治體系始終以人民為中心。
然而，現代政治文明判斷一個制度是否真正尊重人民，不是看政治文件中出現多少次「人民」，而是看現實中的個人究竟擁有什麼不可侵犯的權利。
一個普通人能不能公開批評最高領導人？能不能組織獨立政治團體？能不能自由出版報刊？能不能拒絕參加政治運動？被逮捕以後能不能獲得律師幫助？能不能接受獨立法院的公開審判？財產能不能在沒有正當程序的情況下被沒收？大學教師能不能公開質疑官方意識形態？
這些制度性權利，遠比反覆宣稱「為人民服務」更能檢驗一個政權是否真正尊重人民。
極權政治最典型的語言悖論之一，就是抽象的「人民」擁有無限崇高的地位，而一個個具體的人卻沒有抵抗國家權力的基本權利。「人民」被塑造成一個政治概念，由掌握權力的人決定誰屬於人民、誰屬於人民的敵人。於是，只要一個具體的人被劃出「人民」範圍，對他的迫害便可以被解釋成「人民的要求」。以人民的名義剝奪具體人民的權利，恰恰是這種政治語言最危險的地方。
現代人權思想就是要打破這種邏輯。人權之所以重要，就在於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不能因為政治多數、政黨決定或者領袖意志而被任意取消。只有當每一個具體的人都擁有不可任意剝奪的權利，「人民」這個概念才具有真實的政治意義。
八、把「大亂」解釋為好事，是對正常社會秩序和人民生活的蔑視
十大報告宣稱國際形勢「天下大亂」，並認為這種「大亂」對人民是好事，因為它能夠「喚醒人民」「鍛煉人民」。
這種政治哲學與現代政治文明存在根本區別。對於普通人民而言，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恰恰是減少政治暴力和社會動盪，使人能夠在穩定、和平和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中生活。一個農民希望穩定生產，一個工人希望正常工作，一個學生希望接受教育，一個家庭希望免受戰爭和政治運動的衝擊。這些不是所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是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把「大亂」浪漫化，本質上是從革命者、野心家和權力鬥爭者的視角觀察社會，而不是從普通人的生命經驗觀察社會。對於野心家而言，「天下大亂」可能意味着重新分配權力的機會；對於普通人而言，大亂往往意味着失學、失業、貧困、家庭離散、暴力甚至死亡。
文化大革命本身已經證明，把社會動亂當作政治淨化手段，會造成怎樣的後果。然而十大報告沒有從這種災難中得出建立穩定製度的結論，反而繼續把「亂」賦予革命價值。
現代政治文明把減少暴力、降低社會衝突成本、保障普通人的和平生活視為政治制度的重要使命，而毛澤東式革命政治卻把動亂本身賦予道德價值和歷史價值。這正是永久革命與制度文明之間的一條深刻分界線。
九、把貧窮包裝成革命優越性，掩蓋了政治制度對發展失敗的責任
十大報告承認當時中國「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卻繼續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託於「抓革命、促生產」「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和群眾政治運動，並引用「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來解釋經濟發展。
問題恰恰在這裏。
現代政治文明認為，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就是為人民創造和平、穩定、自由和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條件。經濟發展需要產權保障、知識積累、專業分工、現代教育、科學研究、市場信息以及穩定可預期的規則。政治激情不能代替專業知識，群眾運動不能代替現代經濟制度。
在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卻反覆衝擊經濟和社會建設。大躍進及其後的大饑荒已經造成數以千萬計的非正常死亡，筆者在其他文章中將這種由錯誤制度和政策製造、擴大並長期阻止人民逃離死亡的災難概括為「大餓殺」。文化大革命又進一步嚴重衝擊教育、科研、行政和經濟秩序。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十大報告仍然沒有認真討論制度為什麼造成貧困，而是繼續要求用革命政治推動生產。這實際上構成一個封閉循環：政治運動造成破壞，破壞導致貧困，然後又要求通過新的政治運動解決貧困。
真正的現代化不是把貧窮解釋為革命純潔性的證明，而是要求政府為貧窮和發展失敗承擔責任，並通過穩定製度、知識、科學、自由和法治提高整個社會創造財富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