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6年毛澤東開始倡導文化大革命，到2026年的今天，60年過去後，法國是如何看待當年發生在中國、對世界產生影響的這個故事呢?在本期法國世界報專欄節目中，我們繼續隨着該報特輯的腳步，回溯這段過往。
9月10日出刊的法國世界報大篇幅刊登了「毛澤東，沉重的遺產」系列專題的第三篇。這一次的標題為「中國昔日的紅衛兵：苦澀、悔恨、不時夾雜着道歉-『我們被愚弄了』」。當中指出，毛澤東1966年為了重拾開始動搖的合法性，扭轉其在黨內的邊緣化，尤其是改變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給全中國帶來的影響，開始倡導文化大革命。青年，是這位中國共產黨主席的依靠。這些青年在領袖的號召下，在這場席捲一切的暴力中，鎮壓一切反對力量。60年後，這些青年當中的一切人，表達了當時自己被操控的感覺。
世界報對當年的一些青年做了採訪。今年73歲的丁學良如今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榮休教授。他在香港一家咖啡館裏對世界報說，他出身於貧困家庭，祖父、父親和他本人都曾在人生某個階段以乞討為生。1966年，丁學良是其所在地區最年輕的一批。還不到13歲的他，突然受到提拔，一躍成為安徽省宣城市激進派別的宣傳口負責人。距離文革開始過了一個甲子，距離毛澤東去世也有半個世紀。丁學良感慨說，事後他才意識到，「我們這些紅衛兵，被愚弄了」。他們的天真被利用，服務於領袖的權力欲望。毛澤東向青年們說，巴黎公社失敗了，俄國革命也走向了修正主義。種種嘗試都失敗了，那麼高舉紅色旗幟的責任，就落到了中國的肩上。那麼這次，敵人由誰來扮演呢?毛澤東指向了內部盤踞着的資產階級。他向中國的青年們發出「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等口號。毛澤東的講話，讓從小就受到意識形態灌輸的年輕人振奮了。
丁學良是在南京這座大城市第一次了解了「紅衛兵」，接觸到了「點火隊」。他開始學習如何寫傳單和大字報，如何揭發反革命分子，包括他的老師們。丁學良今年6月出版了他的中文回憶錄。當中表示，他曾是宣傳和地方報紙負責人，並未直接參與施暴。不過他說，他清晰地記得受迫害者脖子上掛着的恥辱牌，以及可以調整的刑罰方式：牌子可以刻意選得很重，讓人無法承受，或者用細鐵絲懸掛起來，讓鐵絲插入脖子後方。
不久後，宣城的兩個主要派別開始進行鬥爭，分別是「紅總部」和更加激進的派別，名為「造反指揮部」。丁學良加入的是「造反指揮部」，該組織認為，「紅總部」代表的，正是毛澤東所譴責的共產主義保守主義。兩派的鬥爭已不局限於貼大字報和揭發，槍支，也從軍營里，設法被奪取了出來，有人被打死。
回顧往事，丁學良認為，這場「新的革命」發生時，中國既沒有遭到外部侵犯，也沒有受到任何威脅，最終，這場所謂的革命什麼都沒有實現，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混亂。意識到這一點後，他選擇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和政治社會學。
一名中國武警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旁站崗。 © AP - Ng Han Guan攝影
世界報還在本期內容里講述了其他人的故事，以及近十多年來出現的回憶浪潮：2013年6月，一名叫劉伯勤的前紅衛兵在「炎黃春秋」這一雜誌上發表了一封道歉信。同一年，另一名前紅衛兵張宏兵講述了1970年舉報母親，導致母親在兩個月後被槍決的痛苦往事。中國人民解放軍元老之一的兒子陳小魯也講述了他在1966年是如何在北京一所中學附近，讓教師們帶着紙糊的「驢帽」，如何讓校長遊街，如何毆打他們的。中學黨支部書記華錦在學校儲藏室被關了兩周後自殺，一名副書記被毆打後，終身殘疾。2014年，另一名前紅衛兵宋彬彬也做了道歉，她所在的中學的紅衛兵曾經用開水、帶釘子的棍子虐待毆打校長卞仲耘，強迫卞仲耘洗廁所、喝下污水，最終導致卞仲耘的死亡。不過，也有趕上時間腳步的懺悔。
再往前數，1990年，前紅衛兵余香珍和幾名同學一道，聯繫上了曾被他們羞辱的老師張吉蘭，張吉蘭曾被學生們關在牛棚，被迫模仿狗的樣子。四分之一個世紀後，昔日的學生們帶着張吉蘭在北京郊區交友，送給她漂亮的羊毛披肩，向她道歉。張吉蘭則認為，這不是學生們的錯，她並不怨恨他們。重逢的兩年後，張吉蘭去世。
余香珍由於陸續在網上講述文革經歷，被政府提醒，不要在政治方面越界。如今她73歲了，退休後住在馬來西亞。世界報在最後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確承認了一些文革時期的錯誤，但民眾討論文革期間最黑暗的過往，依舊不被允許。很少有人親自道歉，人們更多歸咎於當年的集體狂熱。施害者，同時也是最深刻的意識形態灌輸受害者。而施害者對面，受害者的沉默與臣服當中，沒有一絲對領導人的崇拜，只有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