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總理朱鎔基辭世，在海內外引起了輿論狂潮，譽之貶之，了解中國那段改革史與不了解改革史的人都出來說上幾句。作為一位完整地經歷了江朱時代改革歷程並曾重點解剖這段歷史的中國知識人，我覺得寫下自己的看法，也是一種責任。因為這位曾被稱為「鐵血宰相」的人物，儘管人們更多地注意他的特立獨行（敢講真話、勇於任事），但卻是名至實歸的中國現代經濟制度的構造者。
官方定調與民間差別不大
官方訃告重點突出了朱鎔基在副總理和總理任內，作為中國經濟改革執行者的關鍵角色，並列舉了他在中國經濟體制轉型中的三大核心貢獻：一、宏觀調控：肯定他有效扭轉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成功實現中國經濟「軟著陸」；並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成功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二、體制搭建：主持了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改組國有企業、推進住房貨幣化及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構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三、高度評價他主持並完成了中國加入WTO的艱苦談判，極大地拓展了對外開放的深度與廣度。
這些極為艱難的改革轉型，用文字表達自然是波瀾不驚，但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卻深知每一步有多艱難。朱鎔基搭建體制的過程，其實就是破除幾億城市人口依附其上的計劃經濟體制、強迫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這個過程既讓一些眼光敏銳的能人抓住機會致富，但也讓不少人利益受損。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帶來的下崗潮，百謗集身，到現在還成為一些人評判朱鎔基功過的唯一座標。
朱鎔基搭建的這個體制的核心點是：國家掌握一切資源的分配大權，保持中共政府對經濟的掌控。政府既是規則制訂者，也是下場參賽者，更是裁判者。這一特點必將導致權貴私有化過程。我那本曾在中國引起轟動的《現代化的陷阱》（港台版名《中國的陷阱》），主要分析朱鎔基搭建的這個體制必然產生的制度性腐敗，將使中國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深陷泥沼。這本書出版後，在當時的最高決策層群中，引發了極其複雜、充滿張力甚至自相矛盾的動態情感，有人認為這本書「充分揭示了改革的艱難性與曲折性」，更有人認為是對改革合法性的解構。在政治氣候變化後，這種複雜情感最後演變成對本人的體制性驅逐，儘管在中國後來的發展歷程中，我這本書的分析全部得到驗證。我個人遭遇如此，但因為對這一過程的深入研究，十分了解中國改革之難，我對朱鎔基抱持的敬意並未改變。
胡溫的「黃金十年」，就是在朱鎔基奠定的經濟制度基礎上實現的。（法新社）
狙擊索羅斯之後開啟的金融系統改革
訃文中讚揚朱以強烈的責任擔當「主動挑重擔子、啃硬骨頭」並非諛墓之辭，這是京圈與中國關心時政者的共識。以1997年金融危機為例，中國逃過一劫，很大程度上依賴朱鎔基冒着極大個人政治風險所做的決策。更難得的是，朱鎔基親身經歷這場驚心動魄的危機之後，毅然開啟了中國的金融改革。
1997年7月2日，在索羅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 Group of Funds）等國際資本的瘋狂拋售下，泰國耗盡外匯儲備，被迫宣佈實行對美元的浮動匯率，泰銖應聲而崩，金融危機迅速席捲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及韓國，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動盪。攻陷東南亞後，索羅斯將矛頭對準香港，採取匯市、股市和期市聯動做空的「雙向大玩家」策略。對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史上只有寥寥數語：1998年8月，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堅定支持和充足的外匯儲備堅盾下，打破不干預市場的常規，動用數百億港元入市托盤，強行拉高恒生指數，最終讓索羅斯等國際空頭在高位無法平倉，鎩羽而歸。
但真實情況遠比訃文中「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成功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這20個字要沉重得多。索羅斯進攻香港之時，朱鎔基領導的國務院在此期間經歷了極其艱難甚至痛苦的沙盤推演，評估「如果把中國僅有的1300多億外匯儲備全部壓上，到底能不能穩住香港，會不會把內地也拖垮？」1997年那1399億美元外匯儲備是中國幾十年攢下的全部家底，當時這個決定等於動用外匯儲備這一國家家底進行一場國運豪賭，因為其時量子基金等國際炒家撬動的槓桿資金高達數千億美元。如果中國政府宣佈「無限額支持香港」，國際炒家轉頭力攻人民幣，中國如果頂不住，剛開始的改革開放和脆弱的金融體系將徹底崩潰。當時周邊國家都在通過貨幣貶值來保護出口，最讓朱鎔基頭疼的不是給香港多少錢，而是人民幣要不要跟風貶值。如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內地的出口和實體經濟會遭受重創；如果人民幣貶值，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會瞬間垮台。大難當頭，時間倉促，朱鎔基必須迅速在內地經濟承受力與香港繁榮穩定之間做極其艱難的權衡。
當時還有一個如今的小年輕（二、三十歲族群）根本不會想到的難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財政和金融獨立，內地外匯儲備和香港外匯基金互不干涉。如果直接動用中央外匯進入香港股市、匯市，在政治上和國際法律上面臨巨大的爭議。國務院必須研究出一套「既能提供無限資金後盾，又符合一國兩制框架」的秘密協同方案，不給國際社會口實，其間分寸如何拿捏，萬鈞壓力全在總理一人肩頭。我曾聽當時參加國務院那場長達十多小時的會議之人講過會議場景，描述之生動讓我這個不在場的人也為之動容。
朱鎔基最終拍板的決定震驚世界：人民幣堅決不貶值，中國內地承擔全部經濟損失；同時，中央政府將作為香港的終極後盾，不惜一切代價，用全部國家信用和外匯儲備與國際炒家決戰。即使到今天回望這段歷史，也不得不佩服這位總理當時的明斷果決。
這個故事還有後半截，充分說明朱鎔基勝而不驕的「宰相胸懷」。2001年9月17日，朱鎔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索羅斯，兩位曾在金融戰場上隔空交戰的對手坐在一起，就中國金融改革、危機防範等問題進行了一場坦誠且富有智慧的對話。在這次會面中，朱鎔基不是以勝利者姿態面對這位國際金融大鱷，而是認真與他探討中國為何能逃過金融危機？索羅斯當面坦言，中國能逃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主要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體系對外封閉」，如果當時中國金融對外開放，將面臨難以想像的巨大風險。朱鎔基也坦承了中國體制的內部隱患，並就中國股市如何避免淪為「賭博場」向索羅斯請教，得到的建議是讓獨立的機構投資者入市。這場會面被經濟學界傳為佳話，因為朱鎔基展現了極高的務實精神和政治雅量，不計前嫌向曾經的對手諮詢市場免疫的良方；而索羅斯作為投機大師，也從市場前沿視角為中國開出了「先修內功、慢開大門」的務實藥方。
經此一戰，朱鎔基切身感受到了金融風暴摧枯拉朽的破壞力，意識到中國當時靠資本管制和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逃過一劫純屬僥倖，因金融體系內部早已「內傷嚴重」——國有四大行的不良貸款（壞賬）比例高得驚人。為了防止東南亞銀行倒閉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朱鎔基借危機之勢，以極大的魄力在1999年建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AMC），完成了中國金融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不良資產剝離。這一借境外金融風暴之危，成境內金融體制改革之機，非大智大勇之人不可能做到。可以斷言，如果沒有當時加速建立四大AMC並對1.4萬億壞賬的果斷剝離，中國隨後的入世和長達20餘年的經濟發展，將沒有最堅實的金融基礎。
一個處在和西方政治體制對立下的領導者，加上地緣政治務實考慮，朱鎔基當時的決策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法新社）
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重組，於中國是功不是過
目前對朱鎔基爭議最大的就是國企改革讓數千萬國企工人下崗。1999年開始剝離銀行不良資產，是與極為慘烈的國企三年脫困同時推進的，引發了大規模下崗潮。人們多忘記了一點：各地國有企業的零星改制遠早於1999年。我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里專列一章談從1990年代中前期開始的國有資產的流失，揭露了中國在市場化轉型過程中，公共權力如何與資本合謀，將全民財富（國有資產）合法或半合法地轉化為個人私產的黑箱過程。作為研究者，我深知高投入低產出（甚至負產出）的國企模式已難以為繼，1.4萬億銀行壞帳就是佔國企三分之二的殭屍企業造成；國企工人也不可能繼續維持毛時代的領導階級地位，無論從知識、眼光還是能力來說，這個階層從整體上都完全不配做改革時代的領導階級。我在書中列舉的國企改制中幾種化公為私模式，隨後在1998-2000年「國企三年脫困」的改革中得到了完全吻合的驗證，因此被視為中國國企改制走向的警示性預言。
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者與重要的研究者，我認為，國有資產的流失，是體製造成的難題，並非作為總理的人能夠解決。在1990年代末推行的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最劇烈、最痛苦、但也最具決定性的經濟體制重組，雖然這場改革伴隨著巨大的社會代價和資產流失爭議，但從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的戰略高度來看，它徹底重塑了中國經濟的細胞——企業，其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四個核心方面：1、推動國企破產、兼併和改制，堅決切斷了國家財政對殭屍國企的無限兜底，這一舉措配合隨後成立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1.4萬億不良資產，拯救了瀕臨技術性破產的國有銀行。2.重塑經濟格局。「抓大」為核心的國企重組，建立了在能源、電信、金融、航空、國防等關係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行業中佔據壟斷或主導地位的「央企國家隊」（壟斷寡頭），直接成為後來中國開展高鐵建設、西氣東輸、特高壓電網等全球最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戰略抓手。3、通過放開中小型國企，大量一般性競爭領域（如輕工業、外貿、零售等）的生態位被騰了出來，直接啟動了中國民營企業的爆發式增長，使中國迅速成長為承接全球供應鏈的「世界工廠」。
創業難，改革開放實乃中共二次創業。在第二次創業中，朱鎔基是名至實歸的中國現代經濟制度的奠基者，他以雷厲風行的「硬著陸」方式，終結了中國計劃經濟的殘餘，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的驚險躍遷，為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提供了制度憑藉，胡溫的「黃金十年」，就是在朱鎔基奠定的經濟制度基礎上實現的。
如今，這場改革的胎里病有的已經克服或消失，例如國企工人下崗的餘痛已經翻篇，資本外逃已經被「獵狐行動」重創並在今年的21號公告之後制度性終結。但國家掌控資源的分配大權這點（必須說明，這並非朱鎔基能夠改變的），必將使中國在今後繼續遭受腐敗的折磨。傳說中他對加入WTO所做的指示——「可以妥協，先談下來。簽訂協定之後，我們如何做，決定權在我們手裏」，成為中國對待WTO的基本態度，也是造成WTO現狀的由來之一。但是，如果理解一位身處與西方不同甚至對立的政治體制下的領導者的處境，以及地緣政治的務實考慮，就會理解朱鎔基在那一時代背景下的決策及其不可避免的局限。「世間再無張居正」，在可見的未來，中國不可能有幸再擁有這樣一位明大勢、顧大局、善決斷、勇於任事的總理。作為一位與他未曾謀面但因《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引起他複雜關注的中國知識份子，謹以此文向這位時代偉人致敬。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