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前後，朱鎔基曾問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一個問題：到底怎樣才能讓美國真正相信中國？
李侃如的回答很有時代特色。他說，自己是在冷戰中的美國長大的，美國人很難相信一個共產黨的領導層。但中國共產黨已經改變很多，甚至可以考慮改成「中國社會民主工黨」之類的名字。如果改名，會有助於消除美中之間的信任問題。
朱鎔基沒有接受。他說，這是個有意思的想法，但當然不能這樣做，因為「共產黨是我們的品牌，我們不能改變我們的品牌」。
二十多年後回頭看，這段對話有了另一層意味。
當年的李侃如屬於美國對華接觸派，並非對中共抱有強烈敵意的人。可是連他都知道，「共產黨」這個名稱本身會引起美國社會的警惕，以至於認為換一個名字能夠增加美國人的信任。
今天再看美國，卻出現了值得研究的變化。
社會主義已經不再是美國政治中難以啟齒的詞彙。自稱社會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人可以公開競選，並進入議會和地方政府。更加激進的共產主義團體也可以公開活動。街頭示威和校園活動中，偶爾還能看到紅底鐮刀錘子之類過去帶有強烈冷戰色彩的符號。
當然，這並不能證明美國正在接受共產主義。
美國憲法本來就保護激進政治觀點，一個人能夠公開宣揚共產主義，與多數美國人願意建立共產黨政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今天美國主流政治仍然建立在私有產權、多黨競爭和憲政制度之上。
但一個問題仍然存在：
為什麼二十多年前連對華接觸派都認為會嚴重影響美國人信任的「共產黨」三個字，今天在部分美國人那裏似乎已經失去了那麼強烈的心理衝擊？
首先可能只是時間。
李侃如1943年出生。他這一代美國人的政治經驗中有蘇聯擴張、柏林圍牆、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爭和美蘇核對峙。「共產黨」對他們不是政治學課本中的一個名詞，而是現實世界中的政治力量。
今天二三十歲的美國人出生時，蘇聯已經消失多年。冷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都來自書本、紀錄片和課堂。隨着親歷者退出公共生活，政治詞彙所攜帶的歷史重量自然可能下降。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詞義本身發生了變化。
今天許多美國年輕人所說的「社會主義」，實際指向全民醫保、擴大福利、提高最低工資、強化工會或者向富人增加稅收。這些政策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對，但與蘇聯式計劃經濟和共產黨一黨統治顯然不是一回事。
當「社會主義」逐漸被解釋成北歐式福利國家，它原來的政治禁忌自然會降低。
但這仍然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更加明確的共產主義名稱和鐮刀錘子符號，也能在部分群體中獲得一定程度的正常化。
這裏或許還有經濟因素。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成長的一代人，經歷了房價上漲、大學學費和學生債務、醫療成本以及貧富差距等問題。如果一個年輕人每天直接接觸的是現實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缺陷，而他對共產主義的了解主要來自歷史書，那麼兩者給他的心理感受本來就可能不對稱：一個是正在支付的賬單，另一個是幾十年前發生在遙遠國家的歷史。
美國制度本身的穩定，也可能產生一種奇特效果。
一個年輕人戴着鐮刀錘子徽章，並不會因此真的失去私人住宅，也不用擔心第二天報紙被關閉、反對黨遭禁止。正因為生活在一個相對安全的自由制度中，激進意識形態有時反而可以成為一種低成本的反叛符號。人們可以喜歡它的某些口號，而不必親自體驗它一旦成為國家權力之後會怎樣運作。
教育、媒體、大學文化和社交網絡是否也發揮了作用？不同極權主義歷史在美國公共記憶中的重量是否相同？社會主義概念的重新包裝，是否又無意中降低了人們對共產主義符號的戒心？
這些問題都值得研究，但目前很難用一個簡單答案概括。
甚至還有一種可能：變化沒有想像中那麼大。美國社會並沒有接受共產主義，只是年輕一代不再像冷戰一代那樣害怕這個詞。從強烈排斥變成允許討論，與真正接受一種制度，中間還有很遠距離。
因此，不妨把結論留在這裏。
1999年前後，一個美國接觸派學者擔心「中國共產黨」這個名字妨礙美國人信任中國，於是建議朱鎔基考慮改名。
朱鎔基拒絕了。
二十多年過去，中國共產黨依然叫中國共產黨。
但在美國的一部分年輕人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乃至某些共產主義符號，與上一代相比似乎已經沒有那麼令人警惕。
究竟是歷史記憶淡化、詞義變化、經濟現實、教育文化造成的，還是我們高估了這種變化，目前未必能夠下定論。
但李侃如留下的那段對話，至少給了今天的美國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中共沒有改名。那麼，變化的究竟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