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大專教師被視為年輕人逃離職場內卷的一條隱秘通道。社交媒體上，不少人把它稱為可以躺平的「神仙職業」，儼然就業市場之外的一塊避風港。
在大專院校當老師，看起來具備一份理想工作的多數條件：門檻低，大部分崗位只要求碩士學歷；相比中小學教師，沒有升學率和分數排名的壓力；相比企業，擁有固定的寒暑假；工作穩定，幾乎沒有被辭退的風險。
這條賽道對一些剛畢業不久的碩士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求職市場後，她們發現，學歷未必能直接兌換成高薪工作，可供選擇的方向也比預想中有限。
企業招聘看實習和行業經驗，體制崗位要經過激烈的考試，本科教師崗位向博士傾斜。夾在企業、考公和高校之間，大專院校提供了一張仍能夠得着的入場券。
在家附近當一名大專老師，意味着體面、穩定、時間自由。
「視覺志」對話了三位進入大專任教的年輕碩士。擠進「圍城」後的她們發現，大專並非穩定的彼岸。岸上，同樣擁有規則、壓力和不斷變化的水位。
課堂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學生日常管理、行政材料、教學考核、職稱壓力以及等等瑣事，同樣卷到令人焦頭爛額。
至於收入，有人在寒暑假，沒有課時費、扣除保險後，工資只剩一千多元。
當「價值感」受到衝擊，有人選擇留下，有人選擇離開。
Jocelyn，25歲，河北，民辦大專
2024年的夏天，求職季，彼時23歲的Jocelyn，第一次經歷整夜失眠。
6月底，她從香港城市大學的語言研究專業碩士畢業。回到石家莊，求職季的焦慮讓她開始睡不好覺。
本科時，她在河北師範大學讀中外合作翻譯專業，同時取得了英國斯特林大學的學位。一段純翻譯實習讓她意識到，自己並不願意長期坐在電腦前，處理重複、瑣碎的文本。
大專教師這份工作開始進入她的視線，這是少數和專業相關、又相對穩定的去處。但Jocelyn從小不喜歡公開發言，大學裏做課堂展示也會緊張；她沒有考教師資格證，更沒有真正站上過講台。
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的忙碌和高壓，讓Jocelyn在求職時，給自己劃定了兩個條件：留在石家莊，找一份穩定、壓力小的工作。她不想再過一種壓力始終懸在頭頂的生活。
那年的省市事業單位聯考已經結束，下一次要等到第二年春天。她也投過企業，有的簡歷石沉大海，有的面試臨近時又突然取消。工作遲遲沒有着落，她開始失眠，想儘快結束這種懸而未決的生活。
8月，河北石家莊的一所民辦大專來了消息，通知她線上試講。這是她回內地後參加的第一次教師崗位面試。沒有教學經驗的Jocelyn，講課PPT都是臨時準備的。輪到她時，她緊張得略過了原本設計好的導入。
試講時，一位英語教師評價她口語不錯。Jocelyn知道，這得益於她在本科和碩士期間全英文授課的學習經歷。
進入會議後，Jocelyn聽到上一位應聘者正在回答考官問題。對方有英國一所大學的碩士學歷，還發表過兩篇論文。一個有海外學歷和科研成果的人，也在競爭這所縣城大專的教師崗位，Jocelyn覺得自己大概不會被選中。
面試結束後，學校最終同時向兩人發出了邀請。她後來才知道，那位履歷更豐富的應聘者沒有來，Jocelyn順利留在了這裏，開始教授大學英語。
近兩個月懸而未決的等待終於有了結果。雖然工資不高，但她想着，先找一份工作過渡，積累教學經驗後再考公辦大專及教師。
Jocelyn的教室課堂/受訪者提供
如今，25歲的Jocelyn已經在這所學校工作近兩年。
學校在縣城裏，她每天從市區坐班車過去，單程需要四五十分鐘。每周有二十課時，每天上一到三節課。
滿課時的月份，學校工資約3300元，另有480元的課時費；加上當地人才補貼，總體到手約五千元。但如果到了寒暑假，沒有課時費，扣除保險後，學校發放的工資只剩一千多元。
這個數字並不寬裕。但她在家吃住，不需要承擔房租，學校提供免費通勤。父母對她沒有經濟上的要求，也不期待她必須把二十五萬的讀研費用掙回來。
這份工作讓Jocelyn比較直觀地擁有了更多時間。每天的班車時間固定，住在市區的教師很少加班，工作消息通常停留在下班前。
寒暑假除了集體線上培訓，基本沒有其他工作打擾。上一個寒假，她報名參加了十天的成人古典舞集訓；其他假期，她會去旅行，也會準備考試提升自己。入職後，她一邊上課，一邊通過了二級筆譯考試。
剛入職時，她也感到過落差。過去所學的內容，在課堂上只需用到一小部分。「一開始會覺得有點沒意思，比如說我有十成功力，只需要發揮三四成功力就能完成工作。」為了獲得更多成長感，她把業餘時間用來繼續學習、準備考試。
然而，入職近一年後，教學以外的任務逐漸多起來，Jocelyn的時間被塞得滿滿當當。除了每天講課，部門總結、宣傳和教學材料也會落到年輕教師身上。
剛結束的一個學期，Jocelyn的工作一件接着一件。寫教學改革材料、參加微課比賽、省級課題立項、拍社會實踐視頻等等。唯一的好處或許是，「上下班時間分得很開，我基本下班之後就完全不需要再考慮上班的事情。」
入職後，她參加過三次公辦學校招聘，能報考的都是行政或教輔崗位，沒有教師崗。其中一個崗位限制應屆身份，仍有一百多人競爭，只錄取一人。
她逐漸發現，公辦大專的專任教師招聘正在向博士傾斜，自己能夠報考的公辦專任教師崗位越來越少；即使考進去，非教學的行政工作也不是她真正想要的。
Jocelyn不再把「考進公辦」視作必須完成的目標。眼下，她準備先評中級職稱，爭取更多的科研和比賽機會。
據她觀察，這所民辦學校很少主動辭退教師，人員流動更多來自教師自行離開；她認識的教師中，教齡最長的一位，執教時間幾乎與她的年齡相當。
至少短期內，她願意繼續留在這裏，按班車的時刻上下班。這更接近她所說的「稱心如意的生活」。
Jocelyn在備課和錄製微課中/受訪者提供
對不少選擇大專的年輕教師來說，這份工作的吸引力不只在於寒暑假和時間自由，還因為這裏沒有中小學的升學率與班級排名。
不少學生學習基礎普遍較弱，對成績的期待也不高。走進課堂後，教師首先需要調整自己對課堂的預期：一堂課里有多少人願意聽，學生學到什麼程度，怎樣才算把課上好了。
Jocelyn剛開始教大學英語時，會把課備得很細，逐句解釋詞義、語法和句子結構。講得越多，她越能察覺，學生無法全部吸收。班裏不少學生通過單招進入學校，考試未必包含英語；還有人從中職升學上來，已經多年沒有系統學過這門語言。大多數人的目標不是高分，只是順利及格。
她慢慢為課堂設置了兩套標準。基礎薄弱的學生，只需要聽懂課文大意、認出生詞，把句子讀下來；有基礎、想參加英語考試的人，再繼續學習語法和英文表達。講到更難的部分，她會提前提醒，讓想繼續聽的人跟上。
Jocelyn也看見了這種低預期的另一面。她曾兼職為留學生做過考前輔導，課時費高，卻讓她身心俱疲。她輔導的一名學生臨近考試時壓力極大，情緒接近崩潰。上課時，她一半時間講課，另一半時間用來安撫學生的焦慮。教完這名學生，她暫時停止了兼職。
再回到大專課堂，她反而覺得眼前的學生越看越可愛。「學習好不好的就這樣吧，」她說，「至少這群孩子看着很陽光、很健康。」
Jocelyn的板書/受訪者提供
但分數壓力降低，不意味着教師對學生承擔的責任變輕。Jocelyn所在的學校里，成績只是教學的一部分，學校更在意的是學生的安全問題。她必須弄清每一名學生是否到課；如果沒有出現，就要有假條。
如果成為班主任，這條責任邊界則會繼續向課堂之外延伸。
楊爍，27歲，江蘇，公辦大專
楊爍在江蘇一所公辦大專任教時，兼任班主任。
這裏的班主任與輔導員職責接近，請假、查寢、獎助學金評定、家校溝通都要處理，和學生談心後還要留下紙質記錄，寫清學生的狀態和後續計劃。每學期，她還要在學生宿舍里輪值兩次夜班，從晚上十點守到第二天早上七點。
有一次凌晨三四點，隔壁班的一個學生感染了諾如病毒，嘔吐不止。陪他去醫院的是楊爍班裏的班長，也是他的室友。楊爍趕到醫院，在輸液室守着兩個學生。打完吊瓶，等他們離開醫院，天已經亮了。
楊爍陪學生去急診/受訪者提供
2023年，彼時24歲的楊爍從香港大學碩士畢業，拿到了江蘇這所公辦大專的編制，每月到手七千多元。
入職以前，楊爍以為大專教師的生活只由幾樣簡單的事組成：教課，寫論文，偶爾帶學生參加一下比賽。真正進入學校後，她才知道，課表只標註了這份工作可以計量的部分。
一個班交到她手上，學生的疾病、失聯、夜不歸宿，乃至家庭矛盾，也一併成為了她的職責。有一陣子，只要夜裏聽到手錶震動，她的心就會猛地收緊，擔心學生出事。
一次，班上一個女生夜裏去了酒吧，查寢時未歸宿，楊爍打電話聯繫女生回校，甚至開車趕到附近。回學校的路上，她一邊開車一邊勸導，聽女生說起與家庭的衝突，又一路苦口婆心。
突發情況雖是偶發，但這讓楊爍覺得自己始終處在待命狀態。
不過，楊爍和學生們相處得不錯，相比其他班級來說，她覺得自己所帶的班級更聽話。她不把成績差簡單理解為學生「壞」。在她看來，一些學生只是受到身體、心理或家庭問題影響，還沒有找到願意投入的事情。
班裏一個染黃頭髮、喜歡挑釁老師的男生，楊爍和他談過一次話後，發現他慢慢在收斂。這讓楊爍心裏升起一些成就感。她對學生的要求是，不要掛科，在三年裏找到一點真正感興趣的東西，以及以後生活下去的「求生之道」。
楊爍給喝酒的學生送小米粥/受訪者提供
課堂上聽課的學生不多，一百多人的大課里，真正抬頭聽講的有時不到十個。楊爍說，有五六個人願意聽已經很好，其餘學生只要不擾亂課堂，她不會強行要求每個人抬頭。
相比行政事務和學生管理，楊爍最喜歡的仍然是教學，對比其他工作，教學反而是一種精神放鬆。大學語文沒有中小學的升學壓力，她可以把自己研究過的文學和文化帶進課堂。有時學生給出不錯的反響，讓她享受起這個過程中獲得的成就感。「教學是最簡單的任務。」
不過體力消耗仍然不輕。一天上完八節課，她的嗓子會完全啞掉，一度需要戒糖、戒辣，隨身帶着話筒。
李笠，27歲，重慶，民辦大專
李笠面對的是另一種學生關係。她沒有擔任班主任，對學生的責任主要來自任課教師這一身份。
只是，相比楊爍，她沒有那麼幸運。她不適應和學生的相處方式，時常為此感到頭痛。
一次課堂上，一名學生趴在桌上睡覺。李笠讓旁邊的同學把人叫醒，睡着的學生醒來後情緒激烈，幾乎要對叫醒他的同學動手。另一次，一個學生始終在課堂上說話。她讓對方安靜，學生起身離開教室，關門時發出一聲巨響，嘴裏罵着髒話。
李笠問過同事，發現這類衝突在大專課堂上並不罕見。
在學校的規則里，學生只要進入課堂，一舉一動的責任最終都會落到任課教師身上。學生在課堂睡覺，老師需要把他叫醒；學生中途離開，老師要知道他去了哪裏；如果督導推門時看見秩序混亂，被記錄和評價的也是老師。
李笠的課堂上，學生趴倒一片/受訪者提供
部分學生的試卷和作業/受訪者提供
這種責任與李笠熟悉的大學生活不同。她在悉尼大學讀了三年金融本科，又讀了一年半商業數據分析碩士。在她的認知里，大學教師更專注於課堂的教學，不需要為紀律和學生的生活事項兜底。
2023年底，彼時24歲的她從悉尼大學碩士畢業回國，次年5月，她入職重慶一所民辦大專，教授信息技術、Python基礎和大數據類課程。
她選擇這份工作，首先看中的是假期多。每周二十節課，通常集中在三天上完，沒課就可以離校；月薪到手六七千，還有寒暑假。按時薪計算，這份工作在她眼裏是比坐班的工作划算的。
只是，入職沒多久，課堂之外的工作開始侵入。
畢業季，學院把一部分畢業生分給任課教師，要求他們催收論文和實習材料。晚上十一點，學生仍會從釘釘發來消息。有人不知道如何打印，有人問畢業論文是不是需要手寫。材料實在交不上來時，甚至需要教師替學生「做個假的」。李笠很難從這些勞動里獲得價值感，只覺得荒謬。
教室里裝有攝像頭，督導也可能隨時推門聽課。評分關係着收入、職稱評定和後續的崗位安排。李笠記得，一位同事因為腹痛坐着講課，督導進來時看到他沒有站起來。隨後，那位老師被領導批評了兩個星期。
李笠與學生和領導的溝通/受訪者提供
李笠漸漸覺得，講好一堂課還不夠，她還得隨時證明，自己正按照學校期待的方式上課。課後，如果不是知識上的問題，她不願與學生保持過多聯繫，尤其會主動和男學生拉開距離。學生卻把這種邊界理解成冷漠。
臨近離職時，有學生投訴她「不夠熱情」。領導找她談話，希望她更親近學生，愛護、引導他們。學校對教師的要求里，還包括用愛「感化」學生。
這次投訴讓李笠反覆回想自己的工作，她意識到自己無法成為學校期待的那種老師。
在她決定離職之前，身體已經出現了反應。工作後期，她開車駛上那條通往學校的高速，有時會突然想哭。
家人最初勸她再堅持堅持，六七千元的收入、時間自由和寒暑假，很難在另一份工作里同時得到。後來，看見她長期鬱鬱寡歡，家人便轉而支持她的離開。
2025年7月，李笠辦理了離職。最後一堂課結束，她照常走出校門，只覺得「終於解脫了」。離開後，她去看中醫，被告知氣血不足，也吃過一段中藥，睡眠和情緒逐漸恢復。如今，她開始尋找企業行政類工作，不再打算當老師。
李笠分享的離職感悟/受訪者提供
楊爍第一次認真想到辭職，是在一場面向年輕教師的會議上。
領導說，如果大家再不努力，學校以後可能招不到學生。學校面臨過不止一次招生危機，老教師經歷過，知道沒有學生的日子多難熬。
這番話原本是為了讓教師產生緊迫感，卻讓楊爍思考起這份職業的前景。
她本科就讀於一所211大學的漢語言文學師範專業，畢業時，她先後經歷考研和事業單位考試失利。後來，她雖然考上老家的一家事業單位，又因為工作內容選擇放棄，前往香港大學讀文學及文化研究碩士。
本科畢業時求職的幾次失敗，給她留下了陰影。她11月畢業，12月才能拿到港校的學歷認證，無法參加內地秋招。楊爍擔心，自己會在畢業後再次陷入沒有着落的狀態。
於是，在距離正式畢業前的春季招聘開始後，她應聘了江蘇一所公辦大專。4月，距離畢業還有半年多，錄用通知順利到了楊爍手裏。學校有編制，離家不遠，讓她懸着的心有了着落，她便沒有再投其他崗位。
入職第一年，新教師需要一邊坐辦公室處理行政，一邊承擔教學。沒課時，她白天處理檢查、報表和績效，晚上備課。最晚一次，楊爍備課到凌晨兩點。
熬過這一年，行政工作結束，她不再需要每天到校，課程集中安排後，一度做到「上三休四」。一個十八周的學期，有時主要課程能在前十周就完成。
那半年，她每天花三個小時遛狗，還有時間旅行。楊爍回憶起來，形容那段生活「美輪美奐」。
楊爍在家備課到半夜/受訪者提供
如果只看當下，她沒有迫切離開的理由，這份工作也最符合傳統意義上的「上岸」。但會議上領導的話讓她改變了想法。
楊爍所在的是一所以技術類專業為主的高職院校。理工科更容易與產業和就業建立聯繫，文科在學校里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她離開前半年，兩個文科學院合併，一些招生困難的專業停止招生。
一名原本教授嬰幼兒托育專業的同事，在專業停止招生後，失去了熟悉的教學工作。為了繼續留在專任教師崗位，他只能轉去教傳媒，從課表裏挑選幾門看起來能夠勝任的課，一邊自學，一邊上課，回答學生的問題。
跨專業勉強完成授課已經不易，參加教學比賽更難。教師需要站在評委面前，把一門剛剛學會的課，呈現得像是經過多年積累。
這件事尚未直接發生在教授大學語文的楊爍身上，但同事的處境讓她提前看見一種可能：專業停止招生以後，編制也許還在，教師卻未必還能做原來的事；如果跨專業也無法繼續教學，最後可能被轉去行政。
學校對教師的考核以工作量為基礎。每個人一年要完成360個工作量，課程足夠時，工資可以正常發放；學生減少，課表排不滿，收入便可能打折。
在學校工作二十多年的老教師經歷過兩次招生危機。因為有編制，學校沒有直接辭退教師，工資卻一度降到很低，不少人最後主動離開。
楊爍入職時，學校仍處在招生高峰，危機並沒有真正到來。她擔心，若生源減少成為長期趨勢，這一次未必還能像過去那樣，熬幾年便恢復。
她發現，編制只能保證不會被輕易辭退，無法保證一個專業一直存在，也無法保證課程和收入始終不變。
楊爍做行政工作的一些材料/受訪者提供
與此同時，楊爍所在的學校正在謀求升格到本科層次。對學校而言，向上走意味着爭取更好的層次和生源；但升格的壓力往下一層層傳遞，最終落在了普通教師身上。
橫向課題是她感受最明顯的變化。與這類項目通常來自學校與企業的合作：企業出資，委託教師提供調研、諮詢或技術服務。教師獲得經費和行業經驗，學校也藉此證明服務企業的能力。可一旦經費金額成為指標，壓力便隨之落到教師身上。
原本用於連接學校與企業的項目，變成了一筆必須完成的數字。很多教師只能選擇自己先行墊付科研經費，完成指標和考核。
同一時期，學校對課堂的評價也在收緊。與獎勵優秀者的講課比賽不同，學校又組織了教學測評。教師需要準備教案、說課材料和現場展示，再由外校評委打分。沒有通過的教師需要參加培訓、再次考核，多次未通過，可能被暫停教學，轉去行政。
楊爍在測評中拿了全校第一。她講課有優勢，不是容易失去講台的人，卻仍然從中感到不安。在她看來，當專任教師逐漸飽和，這套測評不僅判斷一堂課講得如何，也在重新決定誰還能繼續承擔教學。
學校擔心在院校層次的競爭中掉隊，教師則開始擔心，自己還有沒有課程可以上。
在危機的裹挾下，楊爍開始尋找新的工作。最後，她拿到一所公辦本科院校的行政崗位。
新的學校層次更高，在當時看來也有更多發展的可能。為了離開，她還需要承擔一筆違約金——入職大專時，楊爍簽過一份五年服務期協議。五年內無論工作多久，只要主動離職，都要支付三萬元違約金。
2025年7月，任教一年半後，她交了三萬元，決定放棄編制。
她幾乎等到學生離校前，才告訴他們自己要走。班裏的學生覺得意外，也有人捨不得她。分別前，他們拍了一張合影。離職後的半年裏，教師節仍有學生為她送來祝福。
楊爍拍下學生在書上寫的詩/受訪者提供
最後一天下班，她把在學校的行李裝了滿滿一車，開回老家。一路上，她享受少有的輕鬆，終於不必再擔心手機在深夜響起。去一所層次更高的本科院校，在當時看來是一次向上流動。
離職前，在大專帶過她的老教師提醒她，全職行政很難留下屬於自己的成果，做久了像是在「為他人做嫁衣」。楊爍當時沒有把這句話放在心上。她想，上班沒有意義也沒關係，人生的意義可以留到下班以後尋找。
一年後，新工作的另一面逐漸顯現。她每天處理材料、表格和蓋章，忙碌程度大約是過去的2.5倍，收入反而比從前少了兩三千元。到了暑假，即使不用按時上班打卡，會議、考察和臨時材料仍然接連不斷。
做久了，她開始不知道，這份工作究竟在使用自己的哪一種能力，甚至覺得，只要經過訓練，「高中生也能做」。
她重新想起講台，開始有些懷念過去當大專老師的生活。畢竟，那份工作能讓她切實感受到「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的價值感。課堂上及時而生動的回應，做老師獲得的信任感，是行政工作無法給予的。
儘管當時身處圍城裏的困境都是真的，她仍然認可大專教師是一份不錯的工作，「它適合追求輕鬆生活的人。」
楊爍曾把自己的職業選擇稱為「文科女的時代自救」。在大專，她親眼看見文科專業被邊緣化、撤併，於是試圖在風險真正落到自己身上之前離開。她躲開了上一份工作的危機，跳進了另一座圍城。
至於下一步，她沒有清晰答案，打算先在這裏「苟着」。
對話臨近結束，當被問到「現在的工作和當時相比，哪個階段更快樂」時，楊爍不假思索道：
「當時的階段更快樂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