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隨着歷次政治運動的掃蕩，特別是「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打擊，爸爸的性情有了很大的改變。那時普遍盛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聲稱大學是修正主義的泥潭，要徹底砸爛。學有專長的人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要徹底批倒。知識分子包括教師被排在「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的第九位，是「臭老九」。爸爸面對這一切變得越來越沉默，總是心事重重的樣子，行事也越來越謹慎。除了伏案看書幾乎很少高談闊論。他那種謹小慎微的態度，給家裏帶來莫名的緊張氣氛。
弟弟在工廠上班，車間的師傅來家訪，他怕說錯話，躲進小屋裏不肯露面。由媽媽一個人出面寒暄。媽媽一邊和師傅們說話，一邊擔心爸爸在小屋裏弄出動靜造成尷尬。
工農兵學員進校後，學校的老師邊講課邊接受學生的監督改造。那時的說法叫做摻沙子，工農兵大學生都是各地推薦的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優秀分子，是無產階級的沙子。要改造資產階級泥潭裏的教師，就要摻進來，具體說就是要在學校「鬥批改」。其中一項就是老師每天要向學生交思想匯報，有時還要當眾口頭匯報。爸爸從不敢怠慢，每次都要反覆斟酌寫出匯報來。
後來爸爸到工廠給「老工人班」上課，工人師傅免了爸爸的口頭匯報，一個學期只需爸爸寫一份思想匯報即可。得知此事我們都為爸爸高興，爸爸也表現得輕鬆了很多，但是他還是惴惴不安，幾次對媽媽說：「你說我不匯報行嗎？師傅們定的應該沒問題吧。」我到兵團以後，爸爸精神上好像有了支柱。他把兵團戰士這個身份看得很重，和弟弟妹妹單位打交道的事情，都要等到我探親回京，由我出面去辦。
到了1974年前後，知青政策有了變化，知青返城的口子打開了，大家開始找路子托關係，各顯其能，以病退困退等方式拿到回城資格。凡是家裏拐彎抹角和醫院，知青辦公室等部門沾上點關係的知青，都想方設法開出了病退困退的假證明。有的知青為了拿到疾病證明，自毀身體，超量服下對腎臟肝臟等有損傷的藥；有的為了造成精神分裂的假象，當着醫生的面吃土甚至吃自己的大便。為了能回城，知青們上演了一幕幕沾滿血淚的苦澀悲劇。
我的爸爸媽媽生活在大學校園裏，社會關係和交往都極其簡單。他們絞盡腦汁苦思冥想，也找不到可以走動的關係。又加上他們屬於「拿着豬頭也找不到廟門」的人，歷來羞於張口求人。因此除了在家裏長吁短嘆發愁犯難以外，實在拿不出什麼好主意。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遠在齊齊哈爾的親友寄來一張「胃十二指球部潰瘍」的鋇餐片子，只要弄到一張北京某醫院與此相應的診斷證明，病退的希望就很大了。
但是怎麼弄到這張診斷證明呢，爸爸媽媽仍是一籌莫展。這時好友把她在海淀醫院做勤雜工的姐夫介紹給爸媽。爸媽如獲至寶，把這位姐夫當做座上賓，極盡能力招待，特別是爸爸，他知道女兒回城的全部希望就在於此了。他放下全部自尊，討好這位「姐夫」到了點頭哈腰的程度。
爸爸從不飲酒，從江西幹校也是血吸蟲重疫區回來後就有被血吸蟲感染的症狀，肝指標不正常，更不能沾酒。但是「姐夫」特別愛喝酒，經常來我家串門，每次都要喝到午夜，媽媽和弟弟妹妹都睡了，爸爸獨自陪着「姐夫」，不僅不敢叫停，還要再三挽留，讓「姐夫」喝得盡興。
我回京探親和爸爸一起招待過「姐夫」。冬雪之夜，家裏沒有暖氣，煤火爐驅不散深夜的寒意。姐夫喝了酒不怕冷，越喝越興奮，爸爸強撐着病體，裹着棉大衣陪坐在酒桌邊。此情此景讓我心裏好生難過。我說：「爸，對不起。」爸爸笑着說：「能找到個在醫院的關係是咱們的運氣啊，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後來我發現家裏的自行車不見了，一問才知道自行車送給姐夫了。爸爸高興地對我說：「咱們光送煙酒，他吃了喝了就沒了，送他自行車，他一騎就能想起咱們托他辦的事來。幸虧他沒自行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