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文革」即將結束的1975年，一個初春的清晨。我的探親假馬上就要到期了，返回地處塞外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之前，我和爸爸有一件大事要辦。
只見爸爸洗乾淨了手，坐到他那張破舊的書桌前，我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張蓋着海淀醫院公章的空白診斷書，輕輕鋪展在書桌上。恐怕這張小紙被桌面劃破，爸爸趕緊拿了一張硬紙板墊在這張薄薄的小紙下面。我掏出了事先打好的草稿，上面寫着「胃十二指腸球部潰瘍」，準備讓爸爸把這幾個字抄到那張空白的診斷書上。
這時。爸爸突然站起身，走到房門口，向外張望了一下，然後把門從裏面鎖好，又把所有的窗簾一一拉上，這才又坐回到書桌前。爸爸緊張的神態和做法，讓我的心頭一緊。我知道這件事太難為爸爸了。
爸爸原本是個熱情開朗的人，讀大學時還是話劇隊的成員，曾經出演《雷雨》裏周沖一角。爸爸研究生畢業分配到大學任教，我們舉家遷到北京，爸爸最愛在廚房刷碗時一展歌喉，大多是京劇清唱，偶爾也有救亡歌曲。那首《九一八》我就是從爸爸的歌聲中得以熟知。爸爸講課幽默風趣，深得大學生們喜愛，他的課大都排在下午第一節，在學生最愛犯困時登上講台，課堂上笑聲迭起很是活躍。每有大學生來家裏請教功課，爸爸立馬進入狀態，展紙提筆翻書，講得不亦樂乎。之後還要送出家門。夏天的夜晚，我們會聽到從離家100多米遠的路口，傳來爸爸宏亮的聲音，他站在那兒，還在不厭其煩地向他的學生講着什麼。
爸爸的專業造詣我不是十分了解，只是多年後聽系裏的老師提起爸爸當時有一個綽號，是一個前蘇聯知名學者的名字。但我知道爸爸的外語很棒。因為爸爸在東北淪陷區上中學，日語嫻熟。後來在哈工大由蘇聯導師指導學業，研究生論文以俄文寫就。爸爸的英語也達到一定水平，「文革」開始後爸爸指導的柬埔寨留學生到家裏請教功課，爸爸用英語和他交流。
爸爸還是個特別本分、廉潔自重的人，教學單位紙筆供應充足，但他不曾將公家的一張紙一支筆拿回家給過我們，一次我們幾個小孩從馬路邊的土溝里弄回一堆土坷垃，爸爸看到後命令我們馬上把土坷垃放回原處，我很不解不肯行動，爸爸說：「土坷垃也是公家的，不能隨便拿回家！」我們只好把那堆土坷垃又運回到土溝里。在孩子們的眼裏爸爸是個博學而本分，沉穩而親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