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市委寫作組
1970年下半年，因「文革」停止招生的一些高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我當了兩年知青後，由於在農村「表現好」，被推薦、選拔為首屆「工農兵學員」，進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我自然非常興奮。
大概一年後，復旦中文系分為評論、創作兩個專業。我喜歡創作，幾乎不加考慮，就報名進了創作專業。不久，我被上面「相中」，為市委寫作組效力。為什麼全年級八十多號人，獨獨看中我，內情當時無人告知，迄今也無從追問。猜想可能是上面認為我政治條件好，是黨員，「家庭出身好」，又是貨真價實的高三畢業生，寫作基礎也好。
現在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寫作組忠實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在上海乃至全國的文化、輿論陣地，與北京的「梁效」（北大、清華兩校的諧音），南呼北應，同是江青一夥控制的寫作班子。他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掀起陣陣惡浪，是恐怖年代的政治毒瘤，已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可是在40年前，上海市委寫作組是威權政治掌控的輿論工具和意識形態打手，規定、指導全市所有的文化、教育、宣傳機構的導向，胡作非為，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先是寫評論文章。1972年9、10月間，市委寫作組成員劉某、林某，以及W老師、《虹南作戰史》作者陳某與我，幾個人到市委寫作組寫評論文章。一到那邊，寫作組的工人作家肖木就佈置任務：通過評論當時出版的《虹南作戰史》、《金光大道》、《江畔朝陽》等幾部長篇小說，寫出「有分量」、「有影響」的文章，確立所謂「文藝創作必須為路線鬥爭服務」、「生活必須服從路線鬥爭」等極左觀點。
市委寫作組在康平路。這條路靠近徐家匯，從復旦過去單程也要一個半小時。為了節省時間，我曾在那裏住過一段時間。
寫作組的頭叫朱永嘉，原來是復旦歷史系的一個中層幹部。可能在為姚文元炮製《評海瑞罷官》一類陰謀黑文中出了力，受「四人幫」青睞，成了市委寫作組的頭。其人個頭大，不苟言笑，挾威自重，官步不慢不緊，讓人一見生畏。夜裏十點鐘左右吃夜宵，偶爾看見朱總管排隊在我們前面。他端着食品轉身，W老師立刻滿臉堆笑，眼鏡後面的小眼睛眯成一條線，哈着腰，親熱地叫：「老朱。」老朱不搭話，點點頭，表示已聽見下屬的問候。我跟着老師後面，自然用不到湊上去獻笑臉。再說，一個區區工農兵學員，也輪不上問候領導。自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末，時斷時續，我在市委寫作組一年多時間，很少見到朱總管的面。
參加《珍泉》的創作
我在寫作組最主要的任務是參加電影劇本《珍泉》的創作。劇本以反映地質隊尋找地下水為題材，謳歌為祖國建設而貢獻青春的先進人物。寫作組專門搞一個創作班子，寫這樣一個劇本，意圖是以「樣板戲」為榜樣，拍一部有影響的電影，彰顯「革命文藝路線」的成果。1972年2月，現代京劇《海港》演出本發表，同時發表大幅劇照、評論文章。同年3月，現代京劇《龍江頌》的劇本及劇照發表。9月，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演出本在《紅旗》雜誌發表。江青把持的文學藝術領域集中展示「樣板戲」的「偉大成果」。市委寫作組組織電影劇本《珍泉》的創作班子，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
1972年12月初，《珍泉》創作組正式開始活動。先去上海郊區住金山張堰鎮，熟悉和採訪水文地質大隊。12月下旬，創作組一行四人出發去安徽，採訪南京江浦解放軍某工程兵部隊，參觀馬鞍山上海在江蘇的工程項目九四二四工地，隨後來到銅陵新橋礦。
回上海後，任務重重地壓在我的肩頭。組裏決定先寫個初稿，並要我來寫。我早就料到事情會這樣。我逃不了，反正都得寫。於是從1973年2月下旬開始，根據採訪所得材料，構思劇情和人物。不用說，劇本以「樣板戲」為榜樣，主題是先行的，「三突出」的創作原則是必須遵循的，英雄人物是必須高大的。
3月下旬，劇本完成了一半。硬着頭皮上，結果必然苦不堪言。大概在4、5月間，總算寫完了劇本的初稿。當把它交給組裏時，覺得徹底輕鬆，好像卸下了一個大包裹。至於劇本的主要英雄人物是誰，情節如何，矛盾衝突又如何，早忘得一乾二淨。
5月初，劇本移交到市委寫作組。肖木看了，提了不少意見，要求重改一遍。肖木的意見大多中肯，我覺得他的水平不差。修改的工作好像是W老師擔當，我過着如釋重負的快樂生活。
5月下旬，第二次外出採訪。組裏原來四個人，這次又多了一個小青年，二十歲出頭，圓臉，有點胖，看上去浮腫的樣子。一對小眼睛，好像永遠睜不開，且目光渾濁。他到劇本創作組沒有具體任務，我不明白為什麼來這麼一個陌生人。
第一站到南昌，採訪郊區的一個地質隊。記得就是在這裏，我和新來的陌生人討論「樣板戲」問題。我說：「『樣板戲』不過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實際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陌生人把江青的「三突出」奉若神明，堅定地維護「樣板戲」，最後同我爭論起來。我當時讀馬恩列斯的文藝理論，讀別林斯基和丹諾的《藝術哲學》一類書，眼界稍有開拓，覺得「樣板戲」太過程式化，未必符合藝術規律，不能以此規範所有的文藝作品，心裏不承認「樣板戲」的藝術水準超過莎士比亞，超過契訶夫和雨果。各種宣傳機器紛紛讚揚「樣板戲」是藝術高峰，比文藝復興還偉大，在我看來是自說自話。年輕氣盛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對「樣板戲」發不敬言論，陌生人則維護「革命左派」的理論，反駁我。我對他說：「有些問題不好講，以後再講。」陌生人隨身帶着很厚的馬列著作，我也不以為然，覺得走這麼遠的路，應儘量輕裝，不宜帶厚得像磚頭一樣的書。
結果，翌年我遭遇厄運，那個陌生人揭發我污衊馬列著作是「磚頭」。後來朱永嘉整我，最主要的罪名就是「攻擊江青，攻擊樣板戲」。當批判會上吃驚於自己居然還有攻擊馬列著作是「磚頭」的罪名時，方才若有所悟：陌生人是有來路的，並且負有一定的使命。
由南昌到瑞金，江西909地質隊就在這兒，是重點採訪的地方。瑞金的採訪工作結束，由贛州至廣西柳州，再到巴馬瑤族自治州縣，然後繞道南寧再至柳州，經長沙、武漢回上海。從5月下旬至7月上旬，前後四十餘天。
對「寫作組」產生反感
外出回來沒幾天，開始放暑假，同學們陸續離校。這時，女朋友來信了，問我何時放假。我因電影劇本要討論，不能走。已經是7月下旬了。康平路的林蔭道上滿是火熱的陽光畫出的梧桐樹葉的影子，凌亂斑駁。我在路邊彷徨，特別煩躁，真覺得一天也待不下去。最後，終於向劇本創作組提出我要回家。W老師說劇本還要討論和修改，勸我再留一段時間。我聽不進去，執意要走，公然聲稱暑假是國務院規定的，是學生的權利。他們不同意，不同意我也走了。這件事，到了次年的春天，成了我「犟頭倔腦」的證據。
其實，我以放暑假為由，不願在市委寫作組多待一天，有多種因素。想回家，回到女朋友身邊，固然是一個原因，但並不是惟一的。我未曾明言，也不敢明言的，還有其他因素。
一是以為這個劇本難改，也沒水平改。「樣板戲」當然是「盡善盡美」，高不可攀。我是工農兵學員，初次寫電影劇本，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寫出初稿，已經盡力。創作組裏有我的老師，有資歷比我深的人，讓他們來打磨劇本好了。
二是我不敢講的原因，即對當時掌管文藝的一伙人有看法。在市委寫作組，我絕對是邊緣人物，是來接受鍛煉和培養的小人物，絕對不可能聞知重要的機密。但那種舞文弄墨的氛圍，自詡左派的狂妄，常常有的一種「策劃於密室」的詭異，多少能感覺到一點。譬如耳邊會飄過「（張）春橋同志講」、「（姚）文元同志昨晚來電話說」之類的消息。每當有這類消息，這裏的氣氛就亢奮、緊張起來，大家忙着寫文章貫徹上面的指示。隨之，報上掀起陣陣浪濤，蠻橫、兇險，簡直要席捲一切。我覺得這兒很像颱風之源，一些人在興風作浪，當今文化藝術界「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全社會「萬馬齊喑」的局面，與張春橋、姚文元一幫「筆桿子」有密切關係。
「文革」初期，我是個思想激進的紅衛兵，忠誠於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同樣舞文弄墨，寫了許多大字報，實際上也是極左路線的鼓吹者。隨着年齡的增長，讀書漸多，閱歷漸豐，加上山川勝景的自然美薰陶，開始朦朦朧朧地意識到「大好形勢」並非「大好」，「樣板戲」並非十全十美，江青的「三突出」至多是一家之言……完全說不上清醒，不過是昏睡之後的剛剛甦醒。以前是盲從，現在懂得了質疑。良知安頓在我的心裏，被人任意左右的頭腦逐漸變得正常。
厄運很快降臨
1974年1月，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已經搞了好幾個月了。我回到了復旦，響應上面的號召，考慮如何投入到這場運動中去。
一天，W老師通知我：「市委寫作組要你去國棉二十一廠寫中篇小說，徵求徵求你的意見。」我想，既然徵求我意見，則說明並不是命令。況且，快要畢業了，兩三個月時間也寫不成中篇小說。於是回答W老師：「我不去。」我不想去的潛在原因還是上面所講的，看不慣市委寫作組，甚至看不慣整個中國的文藝界現狀。或許別的工農兵學員夢寐以求想進市委寫作組，羨慕我的「受重視」，但我卻感覺不自由甚至痛苦。
過了幾天，積澱在內心的厭惡終於形之於聲色，我在宿舍里吟了李白的兩句詩：「安得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還不解氣，又罵一句：「文霸！」殊不知，我的吟詩和罵語被崇明老鄉N偷偷記在筆記本上。
厄運很快降臨。
1974年3月，由市委寫作組頭頭朱永嘉策劃和操縱的圍剿開始了。這是大象對螞蟻的攻擊，用大炮轟擊蚊子，用牛刀殺雞，用集團軍搜捕一個散兵游勇。
也難怪朱永嘉要用大炮轟擊我。一個小小的工農兵學員，抬舉到了市委寫作組，不僅不知感恩，反而以吟李白的詩以示傲骨，罵自己為「文霸」，這還了得？這不是「右派言論」嗎？豈不是腦後長了「反骨」！
突然而至的打擊，真是做夢也沒想到。「批林批孔」，居然批到了一個無名的學生頭上。整整兩個月，復旦中文系的「批林批孔」運動的中心任務就是「聯繫實際」，批一個普通的工農兵學員，宣稱這是一場意義重大的鬥爭。回想半年前，我是多麼堅決擁護、積極響應「批林批孔」，豈料沒多久，我自己也成為「復辟倒退」的代表。好一個黑色幽默！
差點被打成「反動學生」
1974年3月初，課已停止，快要畢業分配。雖然不知道分配的結果，但我很樂觀，以為憑政治條件和學習成績，不到北京，也可能會留校。突然而來的事件，證明我的自我感覺不啻是夢想，分配給我的幾乎是一頂「反動學生」的帽子。
古諺云：「山雨欲來風滿樓。」但事實上，山雨欲來之前，幾乎沒有風，我渾然不覺。這年2月，我還給女朋友寫信，問：你們那邊「批林批孔」緊張嗎？希望你能跟上形勢。真是莫大的自我諷刺！
朱永嘉搞政治運動當然是內行，打倒一個學生易如反掌。他以批林批孔須聯繫實際為名，向下面煽風點火說，學生中的右派言論也要批。他的話在復旦等於聖旨，誰敢不執行？中文系派人調查、收集我的「復辟倒退」的言論，連芝麻大的都撿起來，然後鍛煉罪名，準備開動學校廣播台造聲勢，刷大幅標語、大字報「振軍威」，逼我「交代問題」。如果態度不好，則開除黨籍和學籍，遣送回鄉。
從3月15日開始，組織教師、學生圍剿，批判會、「幫助會」、檢查會接踵而至。我成了「復旦中文系復辟倒退的典型代表」。平日與我談得攏的幾個同學，都不言不語，心事重重。我眼中的同學，絕大多數都以異樣的眼光躲避我。不意一夜之間，昔日的「革命小將」，成了革命的對象，面對老師與同學的揭發批判。
政治暴力在中文系肆虐。一次一次的「幫助會」、批判會上，一些老師和同學懷着「批林批孔」的「革命激情」，揭發、批判我，個別積極分子還能「火線入黨」。平日與我觀點相近，交往較多的上海同學C、浙江同學C，也受我的牽連。中文系黨總支、支部不斷向上海C施壓，要他作所謂旁證。C不願寫，上面硬逼着寫，並以不寫就不能入黨相威脅。黨總支不放過浙江C，要他作旁證，寫檢查。「文革」結束後，我同他見過幾次面，每次都覺得有一種歉意。城門失火是我的事，為什麼要殃及他，使他終生不得志……
3月26日，終生難忘的一天。
生物樓的大教室里坐滿了人。中文系的全體師生以及全校各系的師生代表，大約有三四百人，圍成一大圈。會議議程是先由我檢查，然後接受批判。會上，最主要的兩個人物，是兩個崇明老鄉。一個是我，因言論罪受批判。一個是N，堅定的「革命派」，在小本子上偷偷記錄了我的「反動言論」。今天，積極分子終於亮相，公開他那個機密本子，接受「批判批孔」的考驗了。他慷慨激昂，把筆記本上的材料有力地拋出來：某月某日，在場的有某某、某某。某月某日某地，又說過什麼。真是精確至極的打擊，我雖忍受過多次，但每次都感到不寒而慄。在場的數百個師生，對我老鄉的慷慨陳詞和堅定的革命立場，自然刮目相看，印象深刻。誰能對背後偷偷記錄他人言行的勾當不感覺恐懼？他對我的精確打擊，誠然讓我很受傷，但我受傷一時，他卻受傷終生。因為他精確打擊了我，也精確打擊了自己的人格和品德。這是後話。
會後，有幾個同學偷偷告訴我，朱永嘉是發了慈悲的，本來要開全校批鬥會。後來查下來，我出身貧農，家裏母子三人都是共產黨員，以前又沒犯過錯誤，加上認識態度比較好，才縮小了會議規模。知悉內情的人更是直言不諱地對我說：「要是你到國棉二十一廠寫中篇小說，就根本不會有搞你這件事。」後來，中文系總支和創作專業的老師幾次向我吐露：「搞你的是朱永嘉，不是我們。」
我的「罪狀」
這次批判大會之後，中文系取得了聯繫實際「批林批孔」的偉大勝利。我則被丟在一邊，責令認真修改檢查書。檢查書已經改了多遍，但總是不深刻，總不能令他們滿意。什麼文章最難寫？恐怕是檢查書了。與檢查書比起來，論文、小說、詩歌簡直小菜一碟。
我獨個兒坐在宿舍里，對着書桌上的一堆報告紙發呆。下意識地看看手中的圓珠筆，竹製的筆桿被手指磨得油光鋥亮。報告紙上的每一頁都塗改得面目全非，自己辨認也覺吃力。我究竟犯了什麼天條，罹此大禍？為保持歷史真相，下面抄錄我在1976年11月給駐上海中央工作組的申訴信：
一、所謂攻擊「文化大革命」。我曾在宿舍里和同學議論：「『文化大革命』已經七八年了，有些地方還在武鬥，看來政局不穩。」又說：「現在的批判文章是千篇一律。」
二、所謂攻擊、貶低「樣板戲」。我說：「『樣板戲』不過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實際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三、所謂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某同學在宿舍里說：「江青同志在文藝上不一定都懂。」我馬上接着說：「江青同志是不一定都懂麼。」
除這三條之外，我還講：「過去的幹部是槍桿子打出來的，現在的幹部是筆桿子搖出來的。」暗指張春橋、姚文元、「梁效」、「羅思鼎」之流文化打手。
以上便是我的言論罪的主要「罪狀」。上述這些言論，其實許多同學都說過，我僅僅是更敢說，一直說到市委寫作組而已。而且，就這麼幾句言論，根本不具有系統性和深刻性，與遇羅克言論的石破天驚相比，簡直是小兒語。我質疑「樣板戲」，質疑江青的「三突出」，質疑她的「文化旗手」的光環，完全是閱讀和思考的結果，僅僅是表示一點懷疑，決不是「攻擊」。江青是何許人？我豈敢「攻擊」？
這次批判、「幫助會」開過之後，系裏常派人來看着我。我說，你們一直看着我幹什麼？他們說，防止出意外，你不要想不通。我微微一笑說，不用守着我，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他們大概認定我絕不會輕生，以後就不來了。這樣，我獲得了行動的自由，在漫無方向的走動中療養心中的傷痛。
快要畢業離校了，同學們都在做準備工作，我卻不能畢業。為了免得在眾人面前丟人現眼，從3月中旬至5月中旬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常常走到復旦後面偏僻的一隅，自我流放。有時在白天，有時在夜晚，有時走，有時停，有時清醒，有時迷茫，如一個孤魂。
「待分配」的煎熬
1974年4月，復旦第一屆工農兵學員畢業。系裏宣佈了分配方案：有幾個留校，有幾個到北京，大多數「哪裏來，哪裏去」。回到原來所在的省市，由當地有關部門再分配。只有我，「待分配」。據我出事之前聽來的朦朧的消息，我很有可能留校或者由國家統配。我認為，如依據學業的優劣，讓我留校或去北京，理所當然，恰如其分，不算優待我什麼。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將我的預期及自負擊得粉碎。我變成苦苦等待發落，祈禱不要給頂「反革命」的帽子，哪怕回鄉種田務農，過一輩子清貧但太平的日子。
公佈分配方案的會議剛結束，系總支和工宣隊找我談話，問我對分配方案有什麼想法。我說：「沒什麼想法，希望儘快處理我的問題。」他們說：「我們也很急，希望你不要反覆。」所謂「不要反覆」，意思是不要翻案不承認錯誤，免得事情更複雜。半是警告，半是安慰。泰山壓頂，我被壓得動彈不得，還有力量「反覆」嗎？
4月初的一個午後，拍畢業照了。春陽明媚，校門對面的南操場北端的草坪新綠競出。拍照之前，同學們三三兩兩說着話，笑容陽光般的明麗。只有我游離於眾人之外，一臉陰霾。3月26日批判檢查會的情景，揮之不去。拍照時，我拖着沉重的雙腿，站在後面，面無表情。回到宿舍，有人來統計需要畢業照的人數。我答道：「不要。」我不要復旦的畢業照，這張照片已經深深地刻錄在我的腦海中，抹也抹不去。要它干甚？
4月26日，大禮堂（即相輝堂）里召開全校第一屆工農兵學員畢業生歡送大會。會議結束，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在會場的走道里等黨委書記侯占民。侯由台上走下來，我迎上去說：「侯書記，我想同你說幾句話。」侯書記猜到我要跟他談什麼，回答說：「現在沒時間。你的畢業稍微等一段時間，我們還會找你談的。」
確實，他們已經找我談過了。在中文系公佈分配方案那天，系總支找我談過之後，Y老師也到宿舍找我談話：「黨委對你的問題很重視，我們支部還要寫個關於儘快搞好你畢業分配的請示報告。你心裏不要太急，稍等幾天。」又說：「黨內也許要處分，也許校黨委研究後認為既然認識了，也就算了。」
來自老師和同學的保護
校黨委、系總支究竟如何研究處理我，當然非我所知。到了「四人幫」粉碎，朱永嘉被審查，通過Y老師的揭發，我才知道底細。原來，朱永嘉迫害我以後仍不歇手，不放我走，說等運動結束後再處理。又說，等請示徐景賢（「四人幫」餘黨，時為上海市委副書記），「等他點頭」才能放人。對於朱永嘉的做法，中文系總支、支部及許多教師很反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他們一致認為我出身好，學習好，歷史清白，為人正直，這樣對待一個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太過分了。於是千方百計想辦法，把我儘快從復旦放出去。
36年後，到了2010年的春天，女同學J告訴了我一些內幕：她作為學生代表，結合進了系領導班子。在中文系研究如何處分我時，代表學生發了言，大意是：龔斌的言論主要是對江青同志、對「樣板戲」有看法，就這麼幾條材料。議論的場合多數在宿舍，有的是範圍很小的討論會上，說不上是「散佈」，所以不產生實際影響。他出身好，學習很努力，治病救人，不要過重處理。最後我被從輕發落，與當時的系總支、創作專業的一些老師的保護有關。我對他們不僅沒有怨恨，甚至心懷感激。在危難時刻給我幫助的老師和同學，至今仍記得他們。
5月10日晚上，支部召開會議，宣佈處理決定：給予黨內警告處分。這是最輕的黨紀處分，出乎我的意料。我慶幸沒有成為「反革命」。至於我為什麼會遭到迫害，深層的社會原因是什麼，為什麼得了處分還要心懷感激，為什麼可以隨意把稍有不同見解的人說成「錯誤思想」，可以利用權力動員群眾整他，法律依據何在，人有沒有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的權利……所有這些問題，當時不可能思考，更不可能達到深入思考的水平。那是一個不讓人思考的時代，獨立思考是有罪的。
離開傷心之地
5月17日中午，在我中學時的好朋友的幫助下，終於離開復旦，踏上了吳淞開往崇明南門港的輪船。望着萬頃江波，回想三年前也是在這條航線上來復旦，何等躊躇滿志，而如今淒悽惶惶，免不了生出一些傷感。
回故鄉幾天後，我拿着復旦黨委組織部的接轉關係的介紹信，來到縣委組織部，經辦人給我開報到單位的介紹信，信上赫然一行字：堡鎮崇明化工廠。兩個月來為分配忐忑不安，現在靴子終於落地。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畢業後做了工人，「哪裏來，哪裏去」，並且還收穫了一個「黨內警告處分」。命中注定我要當兩年半的工人，讓我再嘗嘗人生的艱辛，再吃吃中國政治的苦頭。
艱難的路還剛剛開始。莫測的苦難正等着我。
2013-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