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俗語：谷葉響，換隊長。
這是人民公社時期每逢秋後，農村最低層組織機構變動的一個必然程序。1968年11月上旬，我們從西安到隴縣城關公社趙家坡大隊時，二隊的新隊長已經上任了。
進村的當天晚上，全隊的老少和我們集中在做為隊部的一孔破窯洞中開歡迎會。大隊革委會副主任去西安接的我們，彼此都熟一些了。他宣佈請隊長金良講話。這時，在昏暗的煤油燈旁，站起一個瘦高的身影，戴頂「一把抓」的瓜皮氈帽。我上前給他遞了一根煙，他極其熟練地拿煙在鼻子下聞了聞，就夾在耳朵上，乾咳了幾聲，慢慢地從衣兜里摸出一本《毛主席語錄》，翻了翻，又合上，然後朝着眾人「嘿嘿」一笑，黑黃的高顴骨臉上一雙小眼睛閃着興奮的光亮，開口便道：「毛主席他老人家說咧，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改造，好得很！咱貧下中農熱烈歡迎！完咧！」便帶頭鼓起掌來，窯洞裏隨之響起一陣稀稀拉拉的掌聲。這時，我才明白這位名叫金良的中年男人難怪在我們一進村就跑前跑後地張羅着知青吃住，原來他就是新上任的二隊隊長。
在村里時間一長，和老少爺們打交道多了熟了，對金良隊長的身世也了解一二。他是個甘省孤兒，二十幾歲時，其父母在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中餓斃，他隻身一人逃荒到隴縣，後留在趙家坡給一對無兒女的老人上門當了兒子。後來，又尋了一個同樣是逃荒的甘省女子做媳婦，生下一個虎頭虎腦的兒子。一家子和和美美，倒也快活。前幾年，兩位老人相繼去世，金良披麻戴孝，安頓老人下葬，贏得一個「孝子」的讚譽。他從小吃苦耐勞，人又勤快能幹，農話樣樣精通，處事處人也有竅道，在村里頗有口碑，因此當上隊長也在情理之中。
剛下鄉，農村生活不適應，特別是清早不想起床，總想多睡一會兒。這時，就聽見金良隊長滿村轉着吼叫：「上工咧，上工咧！太陽嗮到尻子上了，我兒還不起！」社員們集中後，他麻利地一一派活兒，張三幹這，李四干那，一一安排妥當，還總是給知青派些輕活兒，說是：城裏娃娃，慢慢來，有下苦吃力的時候。
那時，我們知青輪流做飯，經常是剛吃過飯，鍋還沒洗，就聽見金良的吆喝聲「上工咧，上工咧！」輪到我做飯時，正在洗鍋，就聽見他在門口大喊：「老楊，老楊，還在鍋上bia着呢嗎？」喊着就邁進屋裏，和我嘻嘻哈哈地開着玩笑，問我們的糧夠吃嗎，燒的煤柴還剩多少。有一次，我們組的一個女知青不小心叫馱糞的騾子踢了，幸無大礙，在屋裏休息幾日。
這天中午飯後，只見金良隊長一手牽着他的寶貝兒子，一手提着毛巾蓋着的小竹籃，進門就從竹籃里掏出十幾個雞蛋擱在案板上，「嘿嘿」地笑着說：「你一天也吃不好，我拿幾個屋裏養的雞下的蛋給你補補。」
那年頭，雞蛋可是稀罕物，農民都捨不得吃，積攢起來交到供銷社換些油鹽錢補貼家用。金良隊長拿這麼多雞蛋送給我們這些非親非故的人，大家當時都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了。還是那幾個女知青有心眼，第二天就帶些水果糖和藥品去金良家拜訪。一來二去，我們和金良隊長更熟悉了。
但在關鍵時刻，他卻有自己的老主意。1969年夏收後，給知青評定工分底分，我就見識了一次金良的「一言九鼎」。那時，農村男勞力最高十分，要農活把式才行；女勞力最高七分。我們知青都想定最高標準，金良隊長一句話：男知青最高九分，女知青最高六分。我們不服，找他論理，他還是「嘿嘿」笑着，不緊不慢地說：「娃娃，甭來纏！拿十分工要干十分工的活哩，你的行嗎？」是啊，我們哪有農活把式的本事，只好服軟了。
那年夏收，我在麥場忙了一天，晚上還要看場。吃過晚飯，早早就向村外的麥場上走去。天已攃黑，有幾顆星星在空中閃爍，一絲涼風吹來帶有泥土味的麥香，真是愜意！
我正沉浸在夏夜的寧靜中，忽然聽見場邊的麥草垛里傳來一陣陣「蟋蟋嘩嘩」的聲音，隱隱約約看到一團黑影在麥草垛里扭動。我下鄉後就摘掉了近視眼鏡，又是黑天，自然看不到前方的情景，以為是狗，便從場邊順手拾起一大土塊向那團黑影砸去，並高聲大喊：「打！」卻沒有聽見狗叫聲，我正詫異，只見一個黑影順着場邊向村里跑去，經過我身邊才看清：原來是村上的一個中年寡婦！我看見寡婦低着頭脹紅着臉跑遠的身影，還不解地想着：她跑到這兒幹什麼？
這時，又聽到身後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老楊，喝湯了麼？」原來是金良隊長！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臉色，只感到那雙小眼在一閃一閃。「我來看場，你——」我不知如何應對。「那你就好好看，我回屋喝湯去咧。」他一邊說着一邊慢悠悠地向村里走去。噢，突然我明白了一切！在農村聽到的那些情色傳聞終於親眼驗證。
下鄉三十周年時，我們知青小組十個人又回到趙家坡，當年的女知青們拉着金良婆娘和其他婦兒家問長問短，我只見了金良一面，他佝僂着腰身已彎向地面呈九十度，臉色依然黑黃，顴骨還是那麼高，只是那雙小眼睛已經暗淡無光了。他接過我遞來的香煙，還是熟練地往耳朵上一夾，「嘿嘿」地乾笑着，嘴裏囁嚅着：「噢······老楊······好麼？」一句話沒說完，就急匆匆地回家了。
不久，我就聽到村里傳來口信，金良一病不起，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