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2日，弗吉尼亞州阿靈頓（Arlington），在五角大樓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空軍上將丹‧凱恩（Dan Caine）和戰爭部長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共同展示了對伊朗發動襲擊的行動時間表。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Christian Milord撰文／信宇編譯）
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戰略是否開始瓦解北京勢力範圍內的衛星國？這個問題很難給出確切答案，但是種種跡象表明，這種趨勢正在發生。
川普主義（the Trump Doctrine）要求美國在西半球保持強大的存在，同時也要求美國在全球範圍內保持足夠存在，以威懾對手，防止其對美國及其盟友發動混合戰爭。
確保美國邊境安全是維護自由和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爭取墨西哥和其它拉丁美洲國家的幫助，削弱毒品和人口販運集團的勢力，是川普政策的另一個關鍵要素。
川普模式開始成形，是在川普總統第一個任期內，高價值目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頭目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1971—2019年）和伊朗聖城旅（Quds Force）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1957—2020年），分別於2019年和2020年被擊斃之後。他們應對多起針對以色列的襲擊以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造成數百名美軍士兵死亡負責。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以債務陷阱項目和軍事援助的形式深度介入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中共「永久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狂妄自大，最終可能會反噬自身，讓那些夢想超越實際能力的人付出代價——有人稱之為因果報應（karma）。
2024年12月，中東國家敘利亞時任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在敘利亞被推翻，並被迫流亡至俄羅斯莫斯科。這個關鍵事件切斷了從德黑蘭經伊拉克、大馬士革，再到加沙、黎巴嫩和約旦河西岸的恐怖主義輸送管道。這個中斷加速了哈馬斯（Hamas）、真主黨（Hezbollah）以及一定程度上也門胡塞武裝（the Houthis）的衰落。
自1997年以來，中共政權通過總部位於香港的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CK Hutchison，簡稱長實）對巴拿馬運河（Panama Canal）的港口運營施加了不當影響。在巴拿馬政府和川普團隊的壓力下，巴拿馬海事局（Panama Maritime Authority）通過巴拿馬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2026年的一項裁決接管了這兩個港口。巴拿馬運河管理局（Panama Canal Authority）目前負責管理運河，而丹麥馬士基公司（Maersk）則負責管理運河兩端大西洋和太平洋港口的運營。
2026年1月，美國多部門聯合行動「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Caracas）逮捕了時任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他被押往紐約市，以涉嫌販毒恐怖分子的身份接受審判。委內瑞拉副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隨後接任總統。
由於馬杜羅被捕，古巴共產黨政權因與主要貿易夥伴委內瑞拉的石油斷供而瀕臨崩潰。未來幾個月，古巴或許會發生某種形式的內部政權更迭。
2025年6月美軍的「午夜鐵錘行動」（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嚴重削弱了伊朗的核野心和地下鈾濃縮計劃。伊朗當局一直聲稱其核計劃旨在和平利用，但奇怪的是，許多接近武器級的裂變材料研發工作都是在地下進行的。他們為什麼要隱瞞這個核進程呢？
繼「午夜鐵錘行動」之後，2026年的美軍「史詩之怒行動」（Operations Epic Fury）聯合以色列軍方「咆哮之獅行動」（Operations Roaring Lion）的打擊，幾乎癱瘓了伊朗的防空系統、無人機、軍工基地、導彈和海軍等。這些武器系統的許多零部件都來自中國和俄羅斯。
誰能想到，一向持懷疑態度的非洲國家竟然會就打擊境內恐怖主義的計劃與美國進行磋商？然而就在不久前，美國和尼日利亞聯合開展的特種作戰行動擊斃了數名恐怖分子和一名策劃了北非和西非多起襲擊的「伊斯蘭國」（ISIS）高級頭目。「伊斯蘭國」長期以來一直迫害和殺害基督徒以及任何不信奉極端伊斯蘭教的人。
同樣，在亞洲的菲律賓，在小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當選總統之前，要爭取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的合作以對抗該地區的共產主義影響，着實費了一番功夫。然而，在小馬科斯執政後，隨着阿布沙耶夫恐怖組織（Abu Sayyaf）被重創，經濟發展和安全領域的合作似乎有所加強。
人們或許會猜測這些看似無關的事件之間有何共同之處。答案遠比表面看起來要多。中共一直在暗中操縱這些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通過「超限戰」（unrestricted warfare）間接攻擊西方親民主的利益。
因此，這些代理人因其破壞美國及其盟友安全的企圖而被邊緣化。另一方面，與中共政權保持距離也可能表明，中共的策略正在遭受反噬。
如果中共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代理人能夠擺脫北京和德黑蘭的惡意影響而分崩離析，那麼這些飽受戰亂之苦的地區或許就能迎來自由和機遇的曙光。同樣，中共在追求全球霸權的過程中，受害者也會減少，伊朗的侵略行為也能被遏制在其境內。
中共很可能會試圖重新與分散的代理人建立聯繫。然而，如果川普主義奏效，更多阿拉伯中東國家可能會考慮加入《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2020年），該協議有望實現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此外，傾向社會主義的領導人或許會學會信任本國公民，並重新審視人類自由、自由市場和代議制政府的價值。
作者簡介：
克里斯蒂安‧米洛德（Christian Milord），理學碩士，是加利福尼亞州橙縣（Orange County）的一名教育工作者、學生導師、美國海岸警衛隊退伍軍人和作家。他的興趣包括文化、經濟、教育、國內和外交政策以及軍事問題等。
原文：Is the Trump Doctrine Sidelining China’s Proxi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