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黨魁看得最遠
「六四」屠殺和接踵而來的蘇聯東歐巨變，也許是一個巧合，卻對北京政權的合法性，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鄧小平當即提出兩個方針﹕「韜光養晦」和「絕不當頭」，前者應對西方制裁；後者應對蘇聯解體所引起的「社會主義陣營」坍塌局面，鄧小平的話叫做「我們不抗大旗，誰願扛誰扛去。」兩者的基本策略，都是避開鋒芒，不當「出頭鳥」，以爭取喘息的機會。稍微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由此聯繫起類似越王句踐「臥薪嘗膽」、韓信「胯下之辱」的歷史典故，甚至幾年前林彪對毛澤東的「韜晦之計」，也是一種「古為今用」。可惜對淵源流長的這種中國「光棍」傳統，西方現代政治學很缺乏研究，而這段頗有研究價值的中國外交史課題，至今空白。
九〇年代初中共的重大戰略變更，並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從冷戰形態轉換成另一種經濟競爭的形態，嘗試極權制度以市場經濟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徑，他們正是通過西方的經濟學觀點，看到了相當大的可能性﹕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區域集團化（西歐、北美、東亞三個「經濟圈」的出現）使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矛盾叢生；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對世界經濟和貿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國界的，其利潤第一的本質決定了中國巨大市場在國際事務中的舉足輕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國籍都更喜歡泊來品，使勞動力低廉的中國對西方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等等。因此，他們認為﹕
——世界經濟處於低潮，發達國家在衰退和滑坡，「我們所處的東亞地區，又經濟最活躍，發展最快」，「我們可以利用矛盾，趨利避害」，「儘快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國際上資金短缺將會長期存在，但我們周邊的日本和四小龍卻有剩餘資金提供」，「我們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只要不斷大力改善投資環境，特別是加快體制改革，我們在引進外資上仍有較大活動餘地」；
——世界軍備競賽下降，各國都在調整戰略，九〇年代是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經濟轉型時期，「這對我們也是一個重要機會」，「可利用他們轉型的時機，引進設備，填補空缺」……
總之，1992年前後中國充分認識到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的有利性，並且強調「危機感和緊迫感，決不再喪失這次有利時機了」。鄧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在國際間決不取代前蘇聯挑頭與美國抗衡，而是偃旗息鼓，開放市場，養精蓄銳（增強綜合國力），待以時日。不錯，中共的確是在走進國際市場和國際「大家庭」，但是它不是來當「乖孩子」的。
1993年夏天﹐鄧小平突然說了一句「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其指蘇聯垮掉了，中國解除北方威脅，可以走向太平洋了，當時出現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天時地利對我們有利」、「走向大洋練兵」、組建遠洋海軍，向俄國買航空母艦，等等。這個改弦更張，令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詮釋鄧的判斷，對國際形勢作重新評估﹕
——兩極格局崩潰，世界大戰打不起來；
——蘇聯瓦解解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
——東西方的矛盾已經轉化為西方內部的矛盾，美國已明確把德國和日本定為主要對手，而不可能把中國當作主要對手；
——歐洲依然是美國的對外戰略重點（外貿的三分之一和國外投資的二分之一），亞太地區在相當長時期不會取代歐洲，美國不可能揮師東向；
——亞太出現真空，要由中國來填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