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中國發明了一種「資本主義」，或者說在全球化之中，資本主義獲得了新的生命、形態和體制，以及新的意識形態，而學界目瞪口呆，不置一詞，因為依靠過去的經典知識和理論，已經解釋不了，導致人文知識發生嚴重危機。當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制度」崩解之際，解釋其失敗似乎輕而易舉，可是面對這個新的怪胎，大家只是給出一堆新名詞：「後工業社會」、「福利社會」、「媒體社會」，「後資本主義社會」、「後現代社會」、「後極權社會」等等，一向剖析資本主義的顯學「自由主義」學派，也集體失聲，大家心安理得地躺在帕克、托克維爾、伯林、哈耶克等經典大師的理論體系上睡大覺。
國內學界亦蜂起解釋「崛起」，所謂「盛世學」成時髦，其實也可視為對一場「新洋務」的評估。有所謂「新左派」，以「獨立自主」來解釋中共與西方、國際社會、WTO等的不合作部分——國家超控，此即「未崩潰」的奧秘，但不誠實地隻字不提這塊自留地里的「一黨天下」；也有人批判「人為割裂」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而要尋求六十年的「一種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那大概就是「前三十年極權」與「後三十年買辦」的整體性而已。總之，揭示鄧小平這次「新洋務」的根基，應追溯到將他打成「最大走資派」的毛澤東那裏，方為一條完整的「中國道路」，這卻是一個超越左右兩派的新範式，還沒有被人發現呢。
但是中國的「新洋務」顯示，西方的資本輸出，成為後起國家極權體制的幫凶，也加深了那裏傳統的奴役觀念，由此而驗證的是：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海外市場，惟有配套專制，才最符合利潤原則；而專制掌控下的市場經濟一旦成立，便明顯優勢並有效於自由制度下的西方市場，特別是廉價勞力的拼比（「搶爛市」）加劇西方的失業，令其更依賴進口廉價產品，以餵養中產階級，所以利潤原則最終解構到西方自己身上。這些，都要等到三十年後，西方才會恍然大悟。
三、「全球化」閹掉了「民主化」
中國變成資本主義，且在一個馬列政黨的封閉控制下高速增長，便預示了全球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尚未出現過的一個新種。這是資本主義或曰市場經濟，與權力、廉價、貪瀆等等的一次可恥的媾合。這次運作的操作者，應以西方財團（助以西方民選政府）為主，而附以窮途末路的中共體制，由此製造了一次犧牲中國所有資源的高增長，也以低價劣質產品以及沃爾瑪（Walmart）方式，餵養了西方普羅大眾，並連同餵養了他們封閉自私的全球意識，這無疑是西方舊有消費文化的又一次沉淪，日用消耗的「海外製造」依賴，消解了六十年代以來形成的民權價值觀的普世性，而犧牲全球消費者的利益，也戕害市場本身，只是肥了國際跨國公司，這個新種，就叫「全球化」。明眼人一望而知，「全球化」的本質，或者簡略版，其實就是美國加中國而已。
世界暴力在1990年左右達到頂峰之後，便暴跌至歷史最低點。蓬勃的發展和繁榮已蔓延到發展中國家。中國離棄「蘇聯模式」後，經濟每八年翻一番；印度則依然在混亂、效率低下的民主制中，也同樣繁榮昌盛，並將維持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到2040年。過去五百年全球有兩次權力大轉變，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興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現在第三次大轉變來臨，就是「群雄崛起」，一個「後美國世界」出現了——這是「全球化」的經典定義，來自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CNN節目主持人、《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國際知名政論家，其新作《後美國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稱，世界新的組織原則是反美主義或泛美主義；對美國而言，隨着伊拉克的混亂和中國的崛起，後冷戰時代的更大故事是：我們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世界越來越非美國。在這個非美國的世界裏，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可能為時已晚。這是個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一位長年身居上海的美籍華裔律師，預言中共必將步蘇聯老大哥之後塵，分裂成十幾個共和國，因為中國太多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對中共不服，宗教信仰者對中共的不滿，使中國難以避免分裂。章家敦堅信「中共必亡」的理由，有十一端：
1、失業問題空前嚴重。整個中國至少有七千萬至一億三千萬流民；
2、共產主義在中國已經徹底失敗，二十年改革共產黨領導無方；
3、中共道德真空，領導人腐化傳染病，已成全國疾疫，無藥可救；
4、國營企業嚴重失血，勢將拖垮整個中國；
5、中國沒有金融人才，金融業千瘡百孔；
6、中共經改受益只在沿海城市，廣大農民仍生活在貧窮線下，難以翻身；
7、法輪功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其他宗教力量都將弱化中共的領導根基；
8、互聯網使中共面臨巨大的新挑戰，民心思想再難控制；
9、中共領導人鼠目寸光，失去許多改革機會；
10、台獨、藏獨和疆獨都讓中共一籌莫展；
11、賭毒妓三大社會疾病日益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