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目光局限於九一八，便會忽視1931年中國所面臨的另一場更加深刻的主權危機。
九一八發生不到兩個月，193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它擁有主席、軍隊、法律、貨幣和實際控制區，並公開以推翻中華民國政府、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為目標。1931年12月發佈的佈告甚至宣稱，中國境內已經出現「兩個中國」。這個政權是在蘇聯和共產國際支持下建立的，中共自1922年加入共產國際，長期接受其組織領導與資金援助。因此，中華蘇維埃不能僅被理解為普通地方割據，而是一個依託國際共產主義體系、以顛覆中華民國為目標的革命政權。維基資料亦將其定義為中共在蘇聯及共產國際支持下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性政體。
從時間順序看，是中華蘇維埃先在江西另立中央政府，隨後日本才於1932年3月扶植溥儀建立「滿洲國」。兩者性質並不完全相同：滿洲國是日本製造的傀儡國家；中華蘇維埃則是共產黨為奪取全國政權建立的革命國家。但對中華民國而言，二者都是否定中央政府主權、割裂國家政治統一的力量。一個受到日本軍部扶植，一個受到蘇聯及共產國際支持。
中共後來不斷放大九一八的政治象徵，卻很少允許人們追問：當國民政府面對日本入侵之時，中共是否停止了武裝割據？答案是否定的。它一面要求國民政府抗日，一面繼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軍隊，以暴力推翻國民政府。把全部民族仇恨集中於日本，也就遮蔽了中共在國家危難時期擴大蘇區、另立政權的事實。
蔣介石當時堅持對日本「不絕交、不宣戰、不訂割地之約、不簽喪權之字」，並不等於認同日本侵略，而是出於極其現實的力量判斷。東北軍裝備、訓練及指揮能力均遠遜於關東軍，中央政府又面對國共內戰、寧粵對立以及1931年特大水災。此時倉促向日本全面宣戰，很可能使局部失敗迅速擴大為全國性災難。
因此，國民政府選擇將九一八提交國際聯盟。
國聯在1931年9月30日和10月24日先後要求日本停止軍事行動並撤軍，隨後派出李頓調查團。李頓報告沒有接受日本所謂「自衛」的說法，也拒絕承認滿洲國是出於東北民眾自發的獨立運動。日本因國際社會拒絕承認其侵略成果，於1933年退出國聯。
國聯沒能依靠武力迫使日本撤出東北，所以不能說它成功制止了侵略；但也不能說它毫無作用。國聯調查明確了侵略責任，使滿洲國長期得不到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並把日本置於外交孤立之中。國際組織的力量未必表現為立即出兵，有時首先表現為調查、定性、不承認和形成國際共識。日本後來陷入全面戰爭，不能簡單歸因於國聯，但國聯確實提高了日本侵略的外交成本。
真正危險的，是把戰爭激情當成愛國本身。蔣介石已經認識到，在中國尚未完成統一、工業化和軍事現代化之前，與日本全面開戰近乎自毀。激進力量卻不必承擔國家覆亡的全部責任，因而最容易高喊立即宣戰。對中共而言，國軍與日軍全面交戰尤其有利：日本削弱國民政府，中共則可以借抗日取得合法地位、擴充軍隊和根據地，並將「保衛國家」的政治道德資源轉移到自己手中。
九一八事件揭示的是一個內部分裂、受到多個外國勢力滲透的國家，如何被不同的激進主義共同推向戰爭。日本軍部以軍事冒險摧毀東亞秩序；共產國際支持的革命黨則利用民族危機擴大自身力量。
相比日本軍方的簡單粗暴，依恃武力奪取異國土地，蘇聯與共產國際高明一萬倍不止，在中國建黨，在中國建立工農紅軍，然後才在中國建立國中之國。國民政府解決不了，國際社會無法干預。日本人連所謂的偽滿洲國都建立不成功，而蘇聯共產國際，卻成功地建立了偽中華人民共和國，整個中國大陸都被赤化了。
那屆中國政府不行
那屆日本政府也不行。
與中國人民，關係不大。
附：
吳祚來
九一八事變，針對蘇聯
日軍的判斷：這場戰爭讓盤踞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徹底看清了東北軍的虛弱本質，極大膨脹了日本軍人武力吞併東北的野心。••北進戰略的防禦：日本陸軍長期將蘇聯視為假想敵。石原莞爾等事變策劃者認為，蘇聯正在實行「一五計劃」（工業化和國防建設），一旦蘇聯五年計劃完成，其實力將大大增強。日軍認為必須趕在蘇聯徹底強大、無暇顧及遠東的窗口期，搶先佔領東北，將其作為未來對蘇戰爭的戰略後方和資源基地。[1]•國共內戰與「攘外必先安內」給了日軍可乘之機1931年前後，中國國內政局四分五裂。國民政府正全力在南方對中央蘇區進行軍事「圍剿」，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1,2]•日軍精準地看到了中國政府正深陷國共內戰及蔣桂、蔣粵等內部權力鬥爭中，判定國民政府無暇北顧。••這種國內的撕裂使日軍確信，此時發動襲擊，中國絕無可能組織起全國力量進行有效抵抗。後來的「不抵抗政策」也印證了日軍的這一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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