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乃爾大學法學院出身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過去二十年居住上海，在一家著名的美國律師事務所做事，同時又常為《遠東經濟評論》、《國際前鋒論壇報》、《亞洲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撰寫中國評論，他得以親身在現場從內部觀察中國的各種「貓兒膩」，尖銳地指出，中國內在的各種問題和疑難雜症，將在獲准進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五年後，像山洪暴發一樣潰決，完全不可收拾，而使中共像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終趨瓦解。ＷＴＯ就是一個「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章氏的《中國即將崩潰》(2001)，其預言短期之內並未應驗，卻揭開了一個重大問題：中共在入世以後，是如何規避和違反ＷＴＯ規則，自身既從經濟災難中逃脫，又坑害了全世界，這引發了日後的中美貿易戰。2006年那瓦羅（Pater Navarro）的《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出版，更系統地作出結論，中美貿易的巨大逆差，根源在於兩國貿易規則的不對稱性，中國以違反ＷＴＯ規則之術，吸引美國企業遷廠至中國，造成美國自身製造業「空心化」；與此同時，中國又「竊取」美國技術，實現產業升級和出口替代，再將「中國製造」的產品返銷美國。
八十年代我們在「黃土地」上嚮往「藍色文明」的時候，何曾想像到這樣的未來？美國經濟衰退了，不是說明西方這個制度也是病入膏肓了嗎？西方極樂世界會跟着東方的專制一道完蛋嗎？眼下這種金融危機，假若不向中國或其他地方轉嫁危機的話，美國自己渡得過去嗎？美國財長保爾森一次次跑北京，逼迫中南海買單，而他知道這個共產黨政府，其實就是一個「洋人的買辦」而已，無論怎樣它都會俯首帖耳的，它買「穩定」所花的錢，恰好是華爾街胡鬧捅出的窟窿，而你讓它當了這樣的冤大頭，又怎能不讓它縱容中國人鬧一鬧「仇外」呢？可憐只在於，洋人得了實惠，而中國人只圖了一時的痛快——發泄、出氣、過把癮，都是用外貿去支付的「精神勝利」藥丸。上個世紀末中國的「愛國主義」迷狂，實在不需做更多的「思想史」剖析，它也就那麼一點點歷史淵源可以說道：近代中國的恥辱，就是源於「鴉片」那麼一種「不平等貿易」，而今日中國委實不再是「東亞病夫」了，因為終於辦了奧運會，卻是由一個縱容「愛國主義」的、跟西方有極好默契的買辦政府舉辦的，它的意識形態底線，是必須把批判「西化」放在第一位，再把「尊孔」放在第二位，體育則是一個笑話。
這樣的意識形態於是便會孕育在野的、草根的「左傾」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去把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再演義一遍。由此看來，這個世界，尤其是西方跟中國的關係，跟一百多年前相比並無太大的改變，那些所謂「進步」，諸如資本主義處理勞資矛盾、福利主義、新價值觀（民權意識等）的覺醒、南北（貧富、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緩和等等，在中國的國際範疇內效用微弱，中國人依然面對着一個並不仁慈、甚至是貪婪冷酷的西方，則中國的土壤，對於皇權或強人政治，便一點也不貧脊；精英對權力、政府的不妥協，也找不到着力點；權利意識遠遠沒有諸如國家意識、平等欲望來得實際和有效。這是共產主義解體之後中國所遭遇的世道，它怎麼會不讓鄧小平式的實用主義大行其道呢？中國的主題依然是如何應對西方，不論是抵抗、反擊，還是貿易、贖買，不論是槍炮還是集裝箱，總之不是中國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到西方的賬面上找齊，則中國人便很難有自己的價值立足點，以及心平氣和。
假如不是言之過早，如西方媒體所稱這次「全球化」乃是「工業革命」之後的一個新經濟時代的來臨，那麼中國這次不僅沒有錯過「歷史機遇」（八十年代話語），甚至還是領先者，其對後世影響劇烈，尤其在思想史意義上，創造了專制、集權下的現代化轉型成功範例，近二百年的「現代化」目標可說達成，而「現代化」的含義只限於經濟增長和外匯儲備，也將作為範例而被接受。在近現代史上，尤其是在歐洲，其實不難發現由經濟發展而引起的所謂「霸權」爭奪，常常很容易將「民族國家」導向極權怪胎，德國納粹和蘇俄布爾什維克，皆為顯例。經濟導向沒有「政治民主」的必然趨勢，「經濟發展可以導出民主」，先前是一種宣傳，後來是一個失敗的假說，而所謂「全球化」也會導向「普世價值」傳播的說法，恐怕亦然。西方的現實主義，也不會以「先起者」（第一世界或發達國家）的標準，去衡量後來者，而會新創「全球化」時代的一個新標準，此是後話。但是，「現代化」弔詭卻並未因此而取消，追趕者（後起者）所付出的代價，在二十世紀可定義為蘇俄布爾什維克革命和斯大林暴政，那麼，往後或許也可以拿中國作一新範例，其定義勢必越出政治、思想範疇，而以環境、資源為新的衡量元素，解析一種「全球化」的負面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