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鳳鳴：紫陽說，當時他的處境比胡耀邦的處境好，胡耀邦已經被扣上「搞自由化」的帽子，他還沒被扣上這個帽子，關鍵是還能夠得到鄧小平的信任，所以就接任總書記了。
可是，一當上總書記，他就面臨着政治改革問題，就面臨着要不要搞政治改革以及怎樣搞政治改革的問題。紫陽說，這時感到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首先腐敗問題就解決不了，結果只能是經濟越發展，腐敗越嚴重。紫陽又說，真要是搞起政治改革來也很難。
趙紫陽搞政治改革是有理念的。這個理念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要把中國變成一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
在與紫陽長期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到他是一個有歷史責任感的人。紫陽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他之所以在「六四」問題上堅持不妥協的立場，一是認為自己沒有錯，一是因為「作為總書記，我必須有自己的態度，這是歷史責任所在。我不願在歷史上留下一筆賬」。
紫陽說，要搞政治體制改革，就必須說服鄧小平，必須得到他的支持。當時我也的確說服了他，獲得了他的同意，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
趙紫陽搞政治體制改革是有一套設計方案的。這套設計方案在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述，概括起來說，就是先黨內後黨外，先高層後基層，從黨中央開始，並且首先從他自己做起，有序穩妥地進行，不能一步到位，否則也會發生社會變亂。
紫陽認為，要想有序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應該先從擴大黨內民主做起；而要想擴大黨內民主，就應該先從黨的最高層做起。他提出，應該改變過去那種一切重大決策都由中央常委會決定的例行做法。他在第十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例會上，主持制定出中央會議議事規則，規定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提交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投票表決，少數服從多數。
他在此之前還提出，在黨的最高層不設總書記，實行中央常委輪流坐莊，一人一票。紫陽說，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黨的最高領導人走上個人專政的道路，防止他包辦一切、個人決定重大問題。
紫陽說過，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說到底就是黨中央領導體制的問題，就是毛澤東個人獨斷專行的問題。
紫陽這個人我是知道的，一向不貪戀權力，不突出個人，能夠自覺地把自己置於制度框架內，甘願接受黨組織約束。他曾說過，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
在紫陽看來，不僅要擴大黨內民主，還要擴大社會民主；而要擴大社會民主，就必須改變執政黨包攬一切的做法，必須實行黨政分開。他提出，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設黨組，在各級黨委中不設對口部門，在工礦、企業、學校等基層單位中不設黨的專職隊伍。
他還特別強調，絕不能讓各級黨的第一把手當太上皇。
他還提出，在議事和人事等問題上增加透明度，變內定模式為公開模式，實行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直接選舉村、鄉、縣、市幹部，差額選舉省以上幹部。
他還提出，必須發揮各種社會組織作用，實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強工會監督作用），讓群眾自己管理自己；必須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利，給人民以言論自由。
他一再指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可以不變，但共產黨的執政方式必須改變，必須實行開明執政。他還強調說，黨絕對不能控制一切，黨應努力建立民主與法治的新秩序，並監督政府依法行事。
不過，在究竟怎麼實施這些主張時，紫陽還是比較謹慎的。他說，我們既不能搞經濟上的烏托邦，也不能搞政治上的烏托邦，當代中國政治改革應該走漸進的道路。
在他看來，中國幅員廣大，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經濟落後，還沒有形成一個能夠維繫社會穩定的中產階層；國民素質不高，因受幾千年形成的封建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再加上我們黨所提倡的「馴服工具論」的影響，還存在着嚴重的依附性，也就是魯迅所說的「奴性」，還需要經歷一個新的啟蒙運動；因此，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應逐步推進。
基於這種認識，紫陽表示理解孫中山關於中國共和之路應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的思想，認為有道理。
單少傑：記得趙紫陽曾給中共「十五大」寫了一封信，談了「六四」問題。
宗鳳鳴：在這封信里，紫陽提出重新評價「六四」問題，說「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
他還指出，正因為錯誤地處理了「六四」問題，才導致了自中共「十三」大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中途夭折，結果是經濟越發展，各種社會弊病也越發加劇，尤其是腐敗問題愈演愈烈。他還給江澤民捎話：如果有哪些不好解決的問題，他願意出面幫助化解。
單少傑：結果當局不僅不聽取他的建言，反而加強對他的監管，不許他出門，也不許其他人去看望他，害得您老很長時間進不了富強胡同六號的門。
宗鳳鳴：有大半年時間進不了紫陽家的門。不過，我還是能夠理解他為什麼要寫這樣的信、捎這樣的話。因為，紫陽認為，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還是困難的，因而迫切需要發展經濟；而要發展經濟就需要保持社會穩定，尤其是現階段中國經濟從總體上看還是比較脆弱的，經受不起較大的社會動盪。正是基於這種考慮，紫陽指出，如果由執政黨上層主動來解決「六四」問題，就不大會發生劇烈的社會動盪，也就不大會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
可問題是，雖然自上而下地解決社會衝突問題的代價比較小，但其可能性也比較小，因為，統治者尤其是專制主義統治者，大都比較自私和比較固執，大都不會主動地向治下人民做出讓步，不會謙卑地放下身段與治下人民實現和解。當然，也有例外，台灣的蔣經國和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就是例外。蔣經國主動開放「黨禁」和「報禁」，戈爾巴喬夫則積極推行「新思維」和「公開化」。
---軟禁中的談話：聽趙紫陽談改革
單少傑
圖：趙紫陽（左）與宗鳳鳴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