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大國有銀行陸續發佈了第一季度財報，官媒宣稱四大銀行營收和利潤雙增，但掩蓋了健康指標跌破生死線。並且，小型銀行數量快速減少，風險在金融系統自下而上蔓延。中共將民眾存款財政化，已經和銀行業深度綁定，多重危機已經如「灰犀牛」橫衝直撞，而中共要求企業和銀行反美國制裁，也把銀行業推到地緣衝突風險最前線。下面從三個層面，分析中國銀行業面臨的風險。
中共反制裁 棋差一招
中共商務部5月2日發佈禁令，要求中國企業不得承認、執行和遵守美國制裁。這是中共首次動用在2021年頒佈的《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
事件的起因是在4月底，美國財政部祭出「經濟之怒」（Economic Fury）行動，針對中國5家涉伊朗石油的化工企業實施制裁。包括恆力石化大連煉化、山東壽光魯清石化有限公司、山東金誠石化集團有限公司、河北鑫海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和山東勝星化工有限公司等。美國財政部將這些企業列入「特別指定國民清單」（SDN清單），實施凍結資產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
恆力石化並不是無名小卒，作為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年營業收入達300億美元級別。其大連煉廠日加工能力達40萬桶，是中國第二大獨立煉廠，集團整體煉油與石化業務規模龐大，PTA（對苯二甲酸）產能更居全球前列，PTA廣泛用於化學纖維、輕工、電子、建築等領域。其它四家則是中小型獨立煉廠，專門青睞打折的伊朗原油，以維持微薄利潤。
中共的禁令仍然很模糊，沒有說明任何所謂的阻斷措施和強制執行機制。但是，與恆力石化及其它煉廠有業務往來的銀行，需要得到中共更明確的信息，否則就處於美國二級制裁的風險中。
4月28日，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向金融機構發出公開警示，告知與購買伊朗原油的中國煉廠做生意將面臨被制裁的風險。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證實，財政部已經向兩家中國的銀行發出警告信，如果與伊朗有業務往來，將受到美國的二級制裁。
此外，中共的禁令還棋差一招，因為美國握有金融制裁的「核選項」。俄烏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制裁了20多家俄羅斯大型銀行，其中9家銀行受到最嚴厲的制裁，被排除在SWIFT（環球銀行間金融電信協會）之外。
SWIFT是各國結算系統的橋樑，所使用的電文標準格式，是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相互交流的標準語言。SWIFT也是全球貿易體系能夠正常運轉的關鍵系統，中共幾十年來主要依靠外貿出口來賺取外匯，而外貿資金的劃轉就離不開SWIFT。
銀行自身風險凸顯
被中共推到地緣衝突風險前線的同時，中國的銀行業自身存在的金融風險已經很突出，中國A股42家上市銀行的淨資產收益率（ROE）持續下滑。以實力最強的四大國有銀行來說，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的一季度財報透露了實情。
官媒宣稱，四大國有銀行營收和淨利雙增長，一季度四大行共計盈利3,050.48億元人民幣，按一季度90天計算，四大行每日盈利共計約33.89億元。
表面上，四大國有銀行好像盈利和不良貸款率看似穩定，但看看官媒沒有報導的關鍵指標，才令人大吃一驚。如果要判斷一家銀行的經營狀況是否健康，淨息差是必須重點關注的核心指標。淨息差（NIM）是指銀行在一定時期內淨利息收入與生息資產平均餘額的比率，它反映了銀行運用資金獲取收益的整體效率。
財報顯示，建設銀行淨利息為1.36%、工商銀行淨利息為1.29%、農業銀行和中國銀行的淨利息同為1.26%。
按照中共央行下屬機構發佈的對銀行的《合格審慎評估實施辦法》，1.8%的淨息差是「生死線」，這是對銀行維持健康經營、應對壞帳和補充資本的最低盈利要求。財報顯示四大國有銀行淨息差均低於「生死線」，自身狀態已經「很不健康」。
賬面上看似有利潤，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量資金被投入到與中共政府債務之中，包括國債和地方債。以4月末數據看，5年期國債收益率約為1.50%，10年期國債約為1.76%；地方政府債券平均發行利率約為2.19%。中共發行的債券的收益率整體偏低，但在中共的命令下，銀行不得不吞下這些「定時炸彈」。
除淨息差外，銀行財報中通常有一個「關注類貸款」的分項需要注意。按照國際通行的貸款風險分類，這些貸款未被正式認定為不良貸款，但已出現明顯風險跡象。這也是銀行通過財務手段，人為壓低了不良貸款率的方法。例如，農業銀行年報披露的關注類貸款就有3,776.15億元。
根據上述兩個指標，意味着中共債務正在被銀行系統吸收。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償付壓力上升時，銀行需要承接更多低收益率的地方政府債券。這樣一來，中共財政的壓力便轉移到銀行資產負債表之上，對於中國民眾來說，存款利率將持續下降，銀行對民眾大額轉賬、提款等業務的審核更加嚴格，目的是鎖定流動性，避免擠兌的發生。
近年來中國民眾多次在微博等社交媒體平台發佈影片，表示部分國有銀行出現儲戶「無法正常提領現金」等情況，有儲戶抱怨自己被刁難、幫親友取款卻領不到錢等等情況，引發關注與討論。
風險在銀行系統由下而上集中
根據中共央行的數據，截至2025年12月末，參加存款保險的銀行共計3,112家，較2024年末的3,761家減少了649家，這一速度創下近年來新高。
在中國，所有吸收存款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包括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商行及農村合作社、外資銀行等，均必須參加存款保險。因此，參加存款保險的銀行數量減少，意味着作為法人單位的銀行及分支機構「消失」。
中共監管機構推動小銀行被區域銀行或大型銀行吸收，從金融學角度來看，這反映出中小銀行盈利能力下降、資產質量惡化的現實，也表明風險正在從下而上進行集中。
過去二十年，地方政府依靠賣地收入和其控制的城市投資公司，利用債務推動城市化和進行基建投資。然而隨着房地產危機爆發，土地財政收入銳減，地方政府償債能力明顯下降。
在這種背景下，銀行成為地方政府償還債務的主要資金來源。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債務是限制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灰犀牛」之一，將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灰犀牛」這一概念，是由美國學者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2013年1月在達沃斯全球論壇上首次提出，並在她的《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書中做出具體描述：「灰犀牛指的是概率極大、衝擊力極強卻被忽視的風險。」
中共的債務和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了一個高度綁定的資金鍊條：民眾儲蓄→銀行→地方政府→投資。
這就意味着，中國民眾的存款成為中共的財政化利用資金。
在經濟學研究中，這種模式被稱為「財政金融耦合風險」（Fiscal-Financial Coupling Risk）。中共政府債務風險會通過銀行系統放大，並最終影響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