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一段時間關於伊朗問題的思考和研究，集中在一個問題上，就是學術界在談伊朗的白色革命、黑色革命時，強調兩者的區別較多。我們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出來，但我問的問題是：這兩者之間的共性在哪裏？我們講區別講了這麼多，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的問題可以進一步展開為三個小問題。第一個是，伊朗的王權國家與伊斯蘭國家有哪些結構性的共同點？這個王權國家和伊斯蘭國家的概念也不是我發明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他們搞過一個全民公決，選票上只有兩個選項：要麼變成王權國家，要麼變成伊斯蘭國家。當然當時沒有明確說明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是什麼，結果超過百分之九十八的國民選擇了伊斯蘭國家。當然，他給了兩個選項，這個區別是很明顯的，不言而喻。但我們問的是，這兩者之間是否有一些共同性？
第二個問題是，巴列維的白色革命與霍梅尼的黑色革命，他們之間有哪些共同的觀念？區別是很明確的，毫無疑問。
然後是一個總結性的問題。伊朗的前二十六年是巴列維國王從1953年開始發動的白色革命開始，其中1963年是關鍵時間點。這二十六年和伊朗1979年革命之後的後四十七年中，有哪些不變的因素？我們看看有哪些不變的因素。
我舉一個小例子，來看看這個問題的基礎在哪裏。巴列維稱他自己的革命是白色的，這就是他自己稱的名稱。這個白色革命的名稱是他針對當時的反對派提出的。他認為反對派里的左派搞的是紅色革命，伊斯蘭教派搞的是黑色革命，所以他認為自己都是白色的，你們是紅色的、黑色的，都是壞的。
霍梅尼實際上很討厭"黑色革命"這個稱呼。他曾經講過，國王搞的不是什麼白色革命，國王搞的才是黑色革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巴列維還是霍梅尼，兩個人至少有一個共同點，兩個人都不喜歡黑色。
而這兩個人都不喜歡黑色這一點，很大程度上，讓我們可以想到索羅亞斯德拜火教的世界是光明與黑暗兩者之間的鬥爭。在這樣一個文化語境裏，當然誰被說成了黑色的，肯定就代表邪惡的一方，
所以我覺得白色革命也好，黑色革命也好，王權伊朗和伊斯蘭伊朗有很多的不同點。但我們需要記住，他們都是在伊朗或波斯文明、整個這個大文明環境中產生的。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認為這兩場革命是同一個文明中發展的兩個階段。
所以他們之間不僅僅有區別，還共享很多共性。那麼我們提出並研究這些共性，我們的目的是預見未來——對差異和變化因素的分析，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過去和現在；但對於共性的理解，可以有助於我們更好地預測未來。
從方法上說，研究差異很大程度可以從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分析研究。當我們研究和討論共性的時候，則更多依賴於對文化的分析。從結構上來說，從政治結構來說，我認為無論是王權伊朗還是伊斯蘭伊朗，都可以被總結為被監護的現代國家。
就是說一九零五到一九一一年在伊朗發生的憲政革命，可以說開啟了伊朗的現代化進程。如剛才雷老師講的，這場革命所帶來的基本結果、展開的現代化進程，實際上無論是在白色革命還是黑色革命中，都沒有被完全拋棄。
就是說雙方都繼承了現代國家的體制、三權分立的體制、選舉制度。所以無論是國王時代，還是現在的伊斯蘭時代，現代國家的基本框架都在那裏。
但是無論是王權伊朗還是伊斯蘭伊朗，他們都在現代國家的機構之上另外加了一個超級權力。國王加上的是他自己的王權。從一九五三年摩薩台被推翻之後，伊朗出現了所謂的君主立憲，但實際上是立憲退化、君主強化。
所以選舉、權力分立體制、議會、政府、法院都還有，但都被國王操控。
伊斯蘭革命，即黑色革命，霍梅尼也並沒有把現代國家完全推翻。他把現代國家的體制、三權分立體制、選舉制度全部留下來了。而且他的選舉實際上比國王時代的選舉更真實一些，但這些同樣不起太大的作用，為什麼呢？因為他的國家在結構上，跟王權體制的國家實際上是一樣的。
他在現代國家體制上另外加了一個帽子，叫做法律監國，或者叫教法學家治國。也就是說，教法學家最終決定國家發展的方向和根本大策。而民選出來的政府只是負責國家的日常運營，而且在監護國家這個方向上又往前走了一步。
他在政治機構和宗教機構之外，另外建立了革命衛隊。革命衛隊現在已經發展成了一個國中之國，成為完全壓在現代國家體系之上的另外一個完整的軍事、政治、經濟體制。
但是兩者之間在結構上基本上還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兩者都看到了現代國家的先進性，但同時又拒絕放棄自身的政治傳統。區別在於一個強調波斯傳統，另一個強調伊斯蘭傳統。
某種意義上，伊斯蘭伊朗可以說是王權伊朗對現代性壓制基礎上變本加厲的進展。我不把他們看成絕對相互逆反的過程，而是伊斯蘭伊朗在王權伊朗對現代性的壓制基礎上，進一步向前推了一步。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伊朗現在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大國幻想的問題。大國幻想的基本總結是：伊朗是一個小國，在現實政治中，其科技實力和軍事實力實際上都很弱。在去年的十二天戰爭中，我們看得很清楚，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被以色列這個小國所壓制。但伊朗一直把自己看成大國，他一直把自己看成負有世界責任的國家。
這在國王時代和現在的伊斯蘭時代都存在，但伊斯蘭時代表現更明顯一些。國王時代實際上也是一樣。我們看到一九七一年國王舉辦波斯帝國建立兩千五百年紀念，然後他拼命擴軍，拼命增強武力。當時連蘇聯都表示不安，問他買這麼多武器幹什麼。
這種大規模的擴軍、大規模的購買現代武器裝備，實際上直接成了白色革命失敗的導火索。就是說白色革命不是一定要失敗。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最後他實際上真的倒台，源於他的大國幻想、強國幻想。
他一定要把伊朗變成強國。而他的錢本來來自石油收入，但那幾年恰好趕上國際市場油價暴跌，所以錢不夠了。所以政府出現超預算超支，導致大規模的通貨膨脹，後來導致民眾造反。
那麼這種大國幻想從哪裏來呢？實際上來自他們共同接受的古波斯文明傳統。古波斯文明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就是索羅亞斯德教中，波斯國王不僅是波斯國王，還是宇宙秩序的守護者。
索羅亞斯德教認為世界總是處在光明與黑暗的兩極鬥爭之中。實際上存在兩種秩序：一種是有秩序、善的秩序，叫阿薩，還有一種惡的秩序，叫德魯傑，這兩者之間處於長期的鬥爭之中。
波斯國王的責任是作為萬王之王，是所有國王中宇宙秩序的中心。另外，他的行為實際上是在幫助宇宙保持善的秩序，打敗惡的秩序。
所以伊朗的政治傳統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徵：
一是他認為伊朗在世界中是中心，伊朗統治者是萬王之王。二是伊朗統治者的合法性不在於對國家的治理，而在於代表宇宙的正義力量與邪惡力量的鬥爭。這是伊朗政治傳統中與眾不同的地方。
比如中國的政治傳統也是君權神授，是受了天命的，是天子，但天子的主要責任在於治理自己的國家。他與國家外部的人有華夷之分，但他並不把外人看成絕對的邪惡勢力，認為一定要打敗他們。
但伊朗不一樣，伊朗國王代表光明。所以他與黑暗處於長期的戰爭之中，他必須打敗黑暗，這才是他統治的合法性。統治的合法性並不來源於他對自己國家治理得有多好。
第三是強烈的受害者心態。這個善惡之爭永遠存在，所以他總覺得有人要害我們，最後是統治者可以失去統治資格、可以發生革命，但一旦發生，就是絕對的你死我活。因為他這個善惡二元關係中，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這在今天的伊斯蘭伊朗，我們可以看得很明顯。從建國開始就宣佈除了伊朗之外，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非法國家。當然後來遇到很多困難，做了很多調整。
但實際上這四十多年來，伊朗把以色列當做絕對的假想敵，建立了所謂的七路大軍圍攻以色列，承擔了與伊朗國力和經濟實力不匹配的地區責任。在過去兩年的戰爭中，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巨額投入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這包括今天正在爆發進行之中的伊朗革命，與他多年來、與小國地位不匹配的大國幻想有着密切的關係。
那最後，如果我還有幾分鐘時間，我就再講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放到一個更大的框架里去看的話，我把伊朗的這些問題稱為現代化過程中的曼德拉效應陷阱。
曼德拉效應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心理學上一個著名的統計現象。如果你問今天世界上的人曼德拉（南非的民權領袖）什麼時候死的，很大一部分人的記憶是說曼德拉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在監獄裏死掉了。他們不知道曼德拉實際上後來還當了總統，這個記憶就完全錯誤了。這種群體記憶錯誤的情況就叫做曼德拉效應。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很容易出現這種曼德拉效應。特別是有比較長文明歷史的國家，比較容易出現這樣的現象。什麼時候出現呢？就是出現在現代化取得了一些進展的時候。像伊朗的白色革命，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應，經濟發展很快，每年有百分之十幾的GDP增長速度，人民的生活開始富裕起來。那這種時候就會出現曼德拉效應——群體記憶不再記得這些成果是來自我們的現代化或向西方學習的過程，而是把它記憶成來自我們自己的傳統。
第一個陷入曼德拉效應陷阱的是日本。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打贏了兩場戰爭——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由此就產生了日本的曼德拉效應，開始討論"日本性"的問題，不再討論明治維新一直以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而是討論日本性。覺得這些勝利都是因為我們是日本人，開始討論日本人的傳統到底是什麼，討論群體的力量、個體對群體的服從，壓制個體自由。最後日本就掉進了軍國主義的陷阱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走上了邪路。
伊朗實際上面臨同樣的情況，而且伊朗到今天為止沒有從這個曼德拉效應里走出來。國王時代就已經是這樣，搞現代化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然後就一切歸結為古波斯的偉大文明，開始看不起西方文明。在與西方記者的談話里反覆指責西方的所謂道德衰落、道德崩潰，覺得伊朗人的社會道德水平比較高，秩序比較好。伊斯蘭政權就更是這樣了，把世界劃分為伊斯蘭與非伊斯蘭，認為伊朗人的使命就是把整個世界改造成伊斯蘭世界，認為伊朗人所有的成就都是伊斯蘭帶來的。
張平2026年2月1日在大學沙龍第247期上回應雷頤老師的演講，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