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語：1962年9月的蘇州，林昭與27歲的黃政相遇。通過深入的交流，兩人確認彼此志同道合，以林昭為主，他們共同擬定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綱領》等三份文件，提出八條主張，認為中國應該實行「總統制、軍隊國家化、發展民主、引進外資」等……這些觀點，可謂石破天驚。1962年11月林昭被收監，1963年10月黃政被捕，林昭於1968年4月29日遇害。黃政熬過15年的刑期，再經歷6年多的申訴，直至1985年底，才獲得平反。
2025年9月29日，黃政在蘇州溘然長逝。2026年清明，艾曉明教授編輯了《黃政紀念集》，紀念這位遠非如林昭那樣知名的同案難友。中國民間檔案館獨家刊載這份檔案，同時刊發何義所寫的評論文章，作為林昭罹難58周年紀念。
1962年3月，因《星火》案牽連而被捕的林昭，得到保外就醫的機會。夏秋之交，她在蘇州逗留期間，認識了勞教農場釋放回來的青年黃政。他們有過20多天的深度交流，兩人共同策劃成立「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並制定了綱領和行動計劃。同年11月，林昭被再次關押，黃政保存了她的手稿。1963年10月2日，黃政起草並刻印了《給統治者的一封公開信》，以及《告人民大眾書》。由於公安機關早已安插線人，黃政次日被抓捕，並先於林昭被判處15年徒刑。
今天，林昭已成為中國人反抗極權、為自由獻身的代表人物，而她的同案難友黃政的名字卻很少被人知曉。很多關心中國當代政治反抗史的讀者，也不熟悉黃政與林昭在蘇州的這段案情。2025年9月29日，黃政在蘇州離世，享年90歲。感謝艾曉明教授先後發出訃告、訪談和紀念文章，由此我才知道黃先生仙逝和他的獨特經歷。
黃政，出生於1935年，比林昭小三歲，祖籍安徽碭山，1950年考入華東軍政大學，隨後參軍入伍，到朝鮮參戰，1955年回國。他的父親黃爾恆曾任汪偽時期的地方警務官員，在肅反前夕被捕，羈押數年後瘐死。黃政因父親問題受到影響，在部隊中曾被隔離審查。1957年反右期間，黃政被打成極右分子，1958年送蘇北農場勞教，在隨後的大饑荒中死裏逃生。1961年底他被釋放後，曾回碭山老家，目睹了大躍進、大饑荒給安徽農村帶來的慘烈後果。1962年8月底，他經由友人朱紅介紹而認識了林昭，兩人在思想上產生了強烈共鳴，並開始策劃聯絡同道，成立組織。在「星火」案同人全部系獄後，他與林昭開始了薪火相傳的行動。
《黃政紀念集》的封面和封底，呈現了林昭的長詩《海鷗——不自由毋寧死》的意境。詩中的勇士掙脫鐐銬，投身大海，最終化身為衝出水面的海鷗，它是林昭所謳歌的自由戰士的象徵。
紀念集分為三輯，分別為回憶、訪談與研究：第一輯收入了黃政生前回憶林昭的和講述其冤案經歷的兩篇文章；第二輯為黃政在世紀之初和十多年前接受胡杰、艾曉明訪問的實錄；第三輯為艾曉明撰寫的兩篇研究文章，針對這個案子的特殊性和人物的獨特經歷，一篇討論黃政冤案中所呈現的線人政治，第二篇為黃政家事尋蹤，後者通過黃政的親人以及家庭的歷史，探討了1950年代初期的政治運動對家庭的衝擊。通過蒙冤者與其子女的命運，作者剖析了出身論的緣起及其荒謬性。
《黃政紀念集》封面
1.林昭二次入獄前，在蘇州發生了什麼？
有關林昭1960年第一次入獄，中國民間檔案館2025年8月曾刊出的顧雁長文《「她走上了夏瑜的道路」——我與林昭》（上、下）里，講的已比較清楚：林昭與《星火》案的主要人物有思想共鳴，但對涉及「綱領」、「組織」和「行動」時，她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顧雁將1962年林昭在保外就醫期間的政治活動，稱之為「另起爐灶」。那麼，林昭在這段時間，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看似激進的轉向呢？從黃政寫的紀念文章里，可以得到部分答案。
據黃政回憶，1962年8月間，他經難友朱紅介紹，認識了在蘇州居家養病的林昭。這時的黃政不止是反右的受害者，也是蘇北勞教農場大饑饉劫難的倖存者；而林昭從獄中出來已有半年多。他們都經歷了反右以後的現實苦難，也幾乎同時成為失去父親的兒女——林昭的父親彭國彥1960年在女兒被捕後絕望自盡；黃政的父親黃爾恆經過在1961年死於不明不白的長期羈押。
林昭與黃政都曾是獻身共產革命的熱血青年：黃政從軍幹校畢業後，即赴朝鮮參戰；林昭原本是共產黨的新聞教育培養出來的大學生。現實的打擊令他們清醒，並自覺選擇了反對者的立場。1962年9月7日以後，在大約二十天的時間裏，以林昭為主，他們共同擬定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綱領》、《行動計劃》、《初期組織形式》三份文件。
《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綱領》裏，包括八項政治主張：
1.國家應實行地方自治聯邦制
2.國家應實行總統負責制
3.國家應實行軍隊國家化
4.國家政治生活實行民主化
5.國家實行耕者有其田制度
6.國家允許私人開業，個體經營工商業
7.國家應對負有民憤者實行懲治
8.應當爭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國家援助
這些主張可謂切中時弊，文革結束後，有關市場開放、允許個體經營的主張已經得到嘗試；而涉及民主政治的目標，即使在今天的中國，有些也仍然難以企及。由此可見，它在當時是具有強烈的預見性和挑戰性的。比起林昭來，黃政與張春元一樣上過戰場，而他在農場和農村的親身經歷，更是林昭所沒有的。在那樣深重的劫難中倖存下來，黃政與林昭互相激勵，他們親自抄寫了那幾份文件，並且交換保存，以示同心協力，患難與共。
回到前面的問題：林昭何以從入獄前的思想者，在此時轉變為政治反抗團體的發起人，成為直接行動者？閱讀黃政的回憶和訪談記錄，我認為，她是自覺地承擔了《星火》同仁入獄前未盡之事。也可以說，她並不是如顧雁所說的另起爐灶，而是直面險境，前赴後繼。正如艾曉明所說：「她的《星火》難友希望：既然釋放了你，你要活下去。但對她來說，活下去卻不是首要考慮；而證明獨裁者錯了，徹底錯了，才具有最大的迫切性。這個迫切性超越了生存本身，因此，她不要苟活，她要解決當局不能這麼做（錯下去）的問題。」
上述八項主張中的一部分，也延續了《星火》同仁的觀點。例如，張春元1962年在獄中的一份交待材料里，就曾寫下他的觀點：「按人重新分配土地，以田定產，以產定稅，收入歸己，廢除統購，貿易自由。」同時，「對商業，我們主張在現有條件下……放寬一些商業經營的限制，主要是商販和民用商業的限制，藉以繁榮市場和補助國營商業的不足。」很可能，他入獄前與林昭數次見面時，已經談到這些觀點。林昭雖然還沒有決定加入《星火》的行動，但她完全贊同他們的觀點。在《星火》同人的遠見卓識被封禁撲滅時，她決定繼承這份責任，使之抵達公眾。
黃政的回憶，讓我們得知林昭1962年保外候審期間的勇敢的思考。她在蘇州時期的手稿和言行，成為新的「罪證」，使她在1965年被重判20年，黃政也以15年的生命時光為之服刑。晚年的黃政一直審慎地保存着對這些思想結晶的記憶，並在訪談中進行了闡述。艾曉明在她的訪談記錄之前，加上了研究性的札記，她梳理了林昭-黃政冤案的形成過程；而胡杰的訪談更為深入，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黃政談他入獄後的經歷以及爭取平反的艱難。兩篇訪談在黃政生前從未發表，為的是使黃政晚年能享有基本的安寧，不至於再因為言論而被治罪。
位於蘇州的林昭之墓。（圖片來源：奇摩新聞）
2.極權統治下的線人政治
在林昭與黃政的冤案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就是朱紅。朱紅是一位詩人，1980年代因詩作的發表而聲名鵲起；現在是知名的蘇州地方志專家。在文革中，他曾被當作林-黃冤案中的「漏網之魚」而受到迫害；但在黃政的回憶中，朱紅是他的患難之交，也是親自把他引入陷阱的人。
艾曉明《線人政治與詩人往事》這篇文章，對這場冤案中「三人行」展開了分析。她讓我們看到極權政治中更為險惡和影響長久的悲劇：友情的蛻變和人性的耗損。難友利用友情來協從作惡，不僅顛覆了人倫常態，也給雙方留下終生的陰影。通過對朱紅的經歷、詩作和當年政治環境的分析，作者呈現了底層右派小人物精神上的變形記。不同於一般曝光臥底者的文章，艾曉明將朱紅表現出的這種屈服，歸之於制度性後果，它是政治高壓下的人格變異，也是政治迫害帶來的創傷後遺症。
從《黃政紀念集》中，可以看出艾曉明研究當代社會史個案的方法特點。她注重收集史料，包括口述訪談、未曾發表的回憶錄以及來自民間收藏的故紙。她因此能夠以新穎的史料梳理出一個小人物的生命軌跡，讓讀者看到，一個時代的暴力如何將其扭曲。
朱紅原本是黃政和林昭的好友，他與林昭有過詩的交流，他們寫詩的風格不同，但彼此間也有讀書人的惺惺相惜。因為朱紅的回憶，我們才得以讀到林昭的另一首長詩《美呵》。
艾曉明沒有將線人的面貌臉譜化，她將側重點放在國家機器擺佈線人的機制運作上，她分析了控制線人的話語策略以及線人在製造冤案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從中可見，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特情」是必不可少的辦案工具，由各級線人織就的思想監控網絡，給當事人和整個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線人利用師生、親友關係，將人與人之間的珍貴連接轉化為監控和政治迫害的形式，從而瓦解了人性的根基，敗壞了道德操守。意識到線人的存在，人們必須互相防範，因此加劇了存在的孤立和原子化。而隨着人際關係的惡化，原本脆弱的受害者再難找到心靈的庇護所，因而也更容易淪為犧牲。」
在這樣的背景下，再來看朱紅的詩作，詩人與社會、詩歌與政治的關係也就呈現出複雜交錯的意義。艾曉明講述了朱紅的生活經歷與其早年地下寫作的風格，並將他的作品與林昭的詩作進行比較，從而說明，他們本來的關係是詩友和難友，至少也是同路人。但由於生存壓力和制度性的操控，朱紅當年做出了違背良心的選擇。這使人們在重讀他平反以後的詩作時，也有複雜的感受。一方面，朱紅紀念林昭的詩篇，呈現了時代的變化和新的感悟；另一方面，聯繫到詩人當年的作為和林昭被槍殺的命運，也令人扼腕嘆息詩人的道德失守，並反省文字的自我美化功能。這一切，並不是要對朱紅本人進行道德審判，相反，作者肯定了朱紅在回憶中自我解剖的文字；她更希望人們思考的是那些制度性的原因，在這個脈絡下，我們才有可能提出，作為詩人，應該怎樣堅守道德來應對政治的逼迫。
2013年，艾曉明（右）在蘇州採訪黃政
3.尋回失落的親情
1985年12月14日，經過漫長且幾乎無望的申訴，黃政終於獲得了無罪判決。之後，他同淑玉女士喜結連理，共同走過了後半生四十載歲月。婚後不久，他對妻子說：「我還有幾個弟弟妹妹呢，我要找到他們。」經過十年尋訪，1995年，他與失散的手足們終於在老家碭山團圓。此時，距離黃政的父親黃尓恆含冤去世，已過去了三十多年。
從黃政與林昭的冤案出發，艾曉明對黃政經歷的研究，延展到其家族成員的歷史，她在《歷史的傷口與彌合——黃政家事尋蹤》一文的按語裏寫道：
「為什麼在訪談冤案之後，還要去尋訪家史？通常，人們會認為這些是私人生活，沒有那麼重要……我的出發點是這樣：黃政的厄運，是從他父親黃爾恆在肅反前被審查開始的。父親的過往，仿佛是一種原罪，他因此被拋出生活常軌，被開除團籍，被劃右派……他對現實的疑問由此開始……那麼，他父親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的死對他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如果說那個時代的家庭出身是原罪，那這種「罪」是怎樣設定的？」
1935年，黃政出生於中國鄉村一個舊式家庭，他的父親黃爾恆（1906-1961）先後有四房妻妾，除黃政的生母早逝，其餘三位，一位一直居住在農村，一位在離婚後漂泊到西北，最後遠至新疆；還有一位是新四軍女戰士，早年參加革命，因為被捕而屈為黃妻，終於在他入獄後得以離婚，但依然受到牽連。在黃政去世後，艾曉明通過口述訪談、書信殘片、老照片，以及黃政留下的手跡等家庭史料，力圖再現黃家的四房女人、子女與其原生家庭和領養家庭的人生坎坷。
每個家庭的歷史，都有自己獨特的複雜性以及疑難點。在3萬多字長文里，艾曉明聚焦於1950年代政治變遷衝擊下舊家庭的解體，重點描述了「唯成分論」所造成的家庭悲劇，並深刻剖析了這種觀念的荒謬。
從黃家故事裏，我們能看到，有大量普通的中國人，在土改、鎮反、肅反這些早期的政治運動中遭受迫害，相比於右派知識人群體，他們留下的證言要少得多。
而從黃政尋親這個聚散離合的複雜故事裏，又可以看到，尋找失散的親人，重寫家史和回歸親情，這種努力具有修復歷史創傷、重塑人倫關係的深意。其實，如果對中國基層社會有所觀察和研究，不難發現，近幾十年來，續修家史、族譜，宗親聯誼、聚會，包括形成固定的宗親社團……已經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可以說，這是對傳統社會宗親觀念的回歸，其中也不乏在競爭社會裏聚力互惠的考慮；但就認識長輩歷史，凝聚親情這一點而言，它對極權政治具有不可低估的抵抗意義。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也能看到一位思想鬥士的仁愛情懷。黃政從他的犧牲里，沒有得到名望、地位或任何物質利益的補償，年過半百才成家，但他得到了妻子的理解和終生不渝的愛。這與當年《牧馬人》帶來的社會轟動與輿論共識有關，但在私人生活中得到持久的敬重，則是來自黃政自身的人格魅力。他以高度自律、無私的人品和家庭責任感，贏得了同父異母眾多弟妹和親屬的敬重。他對虧欠了子女們的父親，也做出了身為長子的交待：他將飄零離散了四十多年的弟弟妹妹們一一找回——盡到了他所稱之為的「做人的本分」。
由此，艾曉明肯定了尋親與紀念行為的社會價值：「被整死、關死的人不能復生，但生者依然可以做些什麼……這個尋親故事發生在家庭內部，卻有着在最小的社會細胞上修復人性的意義……即使社會的正義遲遲未到，個人、家庭仍可以努力在先，去撫平創傷，重建記憶。這是他彌合歷史傷口的努力，也是他留給親人的精神遺產。」如同這部紀念集，也是在表明這樣一種對待歷史的態度，讓每一個人的生命得到記錄，讓記憶可以流傳：「每一個蒙難者，都值得一份人生檔案。」
今年的4月29日，是林昭殉難58周年。重讀黃政的故事，對於紀念林昭與她那時代的勇士們，有着特別的意義。勇者的生命雖然飽經磨難，但其思想的衝擊力勢必超越生命本身，並將長久地滋養後來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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